【导读】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前两天在某卫视节目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这位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
【正文】
2016年是1991年苏联解体25年以来最为混乱的一年，欧洲面临恐怖袭击和难民的双重压力，土耳其政变，英国脱欧，巴西政府混乱。这些乱象背后的首要原因就是世界经济衰落，缺乏合作意愿。
第二个原因是大国间的关系疏离，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叙利亚问题，与欧美国家有些芥蒂。中国由于东海、南海问题，与日本、美国关系冷淡。大国间的疏离关系直接影响国际合作的质量，而国际合作的关键就在于大国合作，小国合作的意义并不大。
第三个原因是恐怖威胁。这三大原因，经济、大国关系、恐怖威胁是导致当今世界乱象的直接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一超多强”的世界秩序出现了问题。
特朗普执政后或和四类国家发生矛盾：盟国、邻国、贸易国、伊斯兰国家。
世界上有三个特朗普，一个是作为商人的特朗普，一个是作为竞选人的特朗普，还有一个是侯任总统的特朗普。
他为什么能胜出呢？因为他非常有意识地选择了美国裂痕的一边，哪一边？三个一边。第一，迎合中下阶层，以反体制的面目公开抨击现有体制内的利益集团；第二，迎合右翼。第三，迎合白人种族主义。从政治策略上看，这是非常聪明的方式，因为这三类人群都是多数群体。由于社会分裂，其中一派的愤怒情绪非常强大，而这一派的人数众多。所以，特朗普先生的历史定位应该是一个“造反派英雄”，而不是“革命领袖”。他不可能会给美国体制带来变化。
但他会对三种人发起冲击。
第一，对美国体制内的精英层和既得利益集团发起冲击。
第二，对美国的盟友体系发起冲击。当今世界大约有六十几个国家属于美国的盟友，这些国家的战略建立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如果美国现在表示，拒绝保护盟友国，让他们自求多福，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盟友国的定位就会出现问题。
第三，对美国过去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产生冲击。因为特朗普先生追求美国第一，经济优先，而不是世界第一。
对于世界格局，根据过去一年多特朗普的表述来看，我预测，在他执政之后，很有可能与四类国家产生矛盾。
第一是盟国，因为他希望盟国承担更多的安全成本，目前，特朗普已要求日、韩出具美国的驻军费用；
第二是邻国，特朗普向美国老百姓承诺拒绝接收非法移民，为此，他计划建立“美国版的长城”，这对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而言是一种羞辱；
第三是伊斯兰国家，由于他口无遮拦，曾坚决表态反对穆斯林移民美国，这必定会与56个伊斯兰合作国家组织的人民产生矛盾；
第四是贸易伙伴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德国。所以，据此来看，其实中国所遭受的冲击并不在首列。日本比较紧张，作为盟国且是贸易伙伴，会产生两次矛盾；墨西哥最倒霉，作为盟国、邻国、贸易伙伴国，与美国存在三次矛盾。
▲美墨边境隔离墙
中美关系或是机遇：战略压力减少，经贸压力增大，需要预为之谋
特朗普上台对中国的冲击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在美国体系以外，且13亿人自成体系，所以中国人可以淡定。
但对中美关系还是会有影响。特朗普会将他的商业特性融入执政理念，尤为重视经济利益，“ Money money go my home”是他的特色，就是把你的钱变成我的钱。
他现在对中国有些意见，认为中国人赚了他的钱，抢了他的工作，所以我估计他上任后，中国的经贸压力必定会增加，对此，我们需做好准备，预为之谋，不排除半年后，他命令财政部假借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理由，提高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但另一方面，特朗普先生对海外推广民主的影响，肯定弱于希拉里·克林顿女士，克林顿女士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设计了著名的“回归亚洲政策”，英文表述为Rebalancing Asia（亚太再平衡），这个词其实是贬义的，从战略学的角度来看，它暗示了中国是麻烦制造者。
其以亚洲Balance system（平衡系统）为前提，它提出，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平衡，而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肩负恢复平衡的义务。这一理论为美国的回归亚洲政策提供了合法性，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中国应当向其学习。美国能把坏事说成好事，明明是他在亚洲搅局，使得亚洲地区烽烟四起，却把我们定义成一个捣蛋者，而他则是秩序恢复者。在话语权的争夺方面，美国很有竞争力。
▲中国海军救生船15日在南海有关海域发现不明装置，为防止对过往船舶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产生危害，中方识别查证后发现该装置为美方无人潜航器。图为美国无人潜航器同型产品
坦率地说，中国这几年还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与周边国家产生了许多矛盾。原本东海局势非常平静，中日韩贸易区的谈判也在计划之中，但美国一回归，日本右翼开始挑衅钓鱼岛，中日韩谈判至少在这几年有所停滞，未来会否彻底临床死亡？我不清楚。如果克林顿女士当选总统，她一定会继续阻碍三国谈判，这对我们的战略发展非常不利。特朗普先生主观上并不那么重视亚洲，这或许是我们的机遇。
所以，我的结论是，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会有些变化，但时间较短，变化有限。具体而言，我们的战略压力会减少，经济压力会增大，但中国经济力量相对较强，也更擅长处理经济摩擦。因此，中国应当保持淡定。
不同于美国19-20世纪的对手，中国的“工业化”促使中美力量均衡化提速
想要理解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中美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想象得更快，因为中国崛起的背后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我认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国实现了工业化。坦率地说，绝大部分知识界人士忽略了这点。制造业是全部现代文明的力量来源，具备强大的制造业一定也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具备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另外，中国产业体系最具完整性，从火柴到火箭的制造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世界上只有中国具备这个能力，体系的完整性就是力量。第三，中国的学习能力世界第一。这反映在两方面，一是逆向工程能力特别强，二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善于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工业的体量大、体系完整、学习能力强，这三点我认为是成功的。
当然，展望未来我们中国不能满足于此，还须要不断创新。现在网民都称克强总理为“超级推销员”，他推销三样东西：高铁、特高压、第三代核电。我们已经给英国建造了一个欣克利核电站，未来还要给英国建造高铁。
▲去年10月，中国广核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EDF)式签订了英国新建核电项目的投资协议，中广核牵头的中方联合体将与EDF共同投资兴建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项目
综上所述，其实中美之间力量的均衡速度比我们想象得更快，对美国形成了挑战，坦率地说它不适应。这是未来中美关系最大的麻烦。虽然麻烦，我们还是需要努力稳定中美关系，必须承认，美国是过去500年诸多西方列强中相对优秀的国家，软硬实力都较强，确实值得尊敬。
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三个理由：新选手、新背景、新国际体系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老教授格瑞哈姆·埃里森坚持认为，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了，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近代史上16次权力转移，有13次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2014年1月《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他说道，“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随后，他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一场与原有大国之间你死我活的战争。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之所以变得不可避免，就是因为雅典实力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新型大国关系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不冲突、不对抗，这是底线。第二相互尊重，第三合作共赢。美国接受第一点。但不接受第二点，美国人认为他是上帝的宠儿，公开地在报纸上宣称，“你要平等待遇？It is not only a mistake，it is a crime（要平等待遇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罪行），”这是很荒唐的一件事。对于第三点合作共赢，在有些方面双方可以合作，并且实现共赢，例如防止气侯变化、打击恐怖主义、打击海盗、遏止跨境犯罪等。
有没有可能跳出来？我个人比较乐观。有三方面理由。
第一，老游戏、新选手。一看就是老游戏，但是选手却是新的。中美两个国家不同一般，首先体量大，均是超大型国家，具备核武器。物理上必须和平共存。
其次，两个国家都是文明型国家，但不是标准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国家血缘比较单纯，而这两个国家都是多元化血缘，非常复杂，只能依靠文明认同聚集在一起，宽容度比一般的民族国家更大。以前美国的对手是德国、苏联与日本，他们都学习西方“打拳击”式的正面对抗方式，而中国采取“打太极”式的温和对抗方式，张弛有度，以柔克刚，你生气时我不做声，你心情好时，我骂骂你，美国没碰到过这种对手。
再次，双方的文化存在许多共性，都是世俗主义国家：中国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美国也一样，个人主义是美国的立国哲学，崇尚实用主义，非常灵活，换个说法，两国都不是一根筋。
第二，老游戏、新背景。首先，我们都是核武器国家，不能开战。其次，处在全球化时代，各国联系密切，我们利用美国体系的公共产品，比如自由市场、国际投资、国际技术、品牌、市场渠道，获得了发展机遇，这对美国也有益处，因为中国的加入使得美国的领导地位更加稳固，若是真的惹怒了中国，中国可以将世界上所有的穷困国家都组织起来。
第三，这一百多年来，国际社会、国际体系有所进步。一方面，联合国、国际法比以前更加刚性。另一方面，美国主导的20世纪国家关系，比欧洲主导的18、19世纪国家关系更加文明。以前，大国的崛起，必定要通过欺负周边国家，将他们变成殖民地；而现在则通过高品质的产品占领国际市场，这是进步。
因此，中美之间未来的矛盾虽然较多，战略猜疑也较重，新问题也会较多。但妥善处理三方面关系，发挥历史遗产的作用，充分利用当代新资源，中美跳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功能性关系伙伴：中国替美国分担一些责任，美国同中国分享一些权力
马丁·雅克撰写的《当中国统治世界》，开篇就提到，中国文化具有现代性，理性治国、世俗主义、实用主义、物质主义都是现代性的内容。所以我们的现代性，是孔圣人在2500多年前就已为我们确定下来的，西方人没有这个福气。西方人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后来开展了启蒙运动，出现了康德这一人物，被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完成了孔子同样的功能。康德告诉大家“上帝归上帝，世俗归世俗”，作为世俗的人就应将世俗过好。
而中美关系不然，功能性伙伴具有两个要点，第一我们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合作，第二，我们有对话机制，能把分歧控制住，然后在一部分议题上进行合作，加起来就是功能性伙伴，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对中国与美国均有利，可能对世界也有利。如果中美之间真的成为日美那样的关系，联手统治天下，坦率来说，对其他国家非常不利，因为中美两国过于厉害，使得别国的发展空间非常狭小。
我最后的结论是，面对中国新的国力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它会带来一些麻烦。包括战略上的不信任，以及一些新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构建相对平等的新型伙伴关系，也就是功能性伙伴关系，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这既是我的判断，也是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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