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9月，《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报道了该市一次大规模的自由贸易集会。利物浦皇家剧场内人满为患。新当选下院议员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滔滔不绝地论述取消食品进口关税的好处，呼应了彼时新生的《经济学人》的观点。布莱特对听众说，在拉票时他已经解释了“如果英国的贸易受到限制，石匠、鞋匠、木匠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会遭什么罪。”他在利物浦的演讲赢得了满堂彩。
而173年后，很难想象一位主要的西方政治家会因捍卫自由贸易而受到称颂。
美国大选中的两位候选人都不是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唐纳德·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语无伦次，对这一点倒很明确：来自外国的不公平竞争已经消灭了许多国内的就业机会。他威胁会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和中国展开贸易战。希拉里·克林顿现在也开始抨击她参与谈判的TTP，令她信誉尽失。在世界最大出口国之一的德国，成千上万人在本月初涌上街头，抗议欧盟和美国之间拟议的贸易协定。
对开放经济影响的焦虑无处不在，对贸易的强烈反对只是其中一个表象。
英国退欧公投显示了人们对移民自由在公共服务、就业和文化方面影响的担忧。大公司因利用国外避税天堂逃税而备受抨击。此类批评含有一些事实：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帮助那些经济开放过程中的输家。但改进全球化和逆反其方向完全不是一回事。
认为全球化是一场骗局、只有公司和富人得利的想法是大错特错。
真正有益穷人的政策
首要证据是二战以后的数十年里全球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而这靠的是全球贸易的爆炸式发展。
货物出口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50年为8%，在50年后则提高至近20%。出口带动的增长和外国投资让数亿中国人脱离贫困，从爱尔兰到韩国，各个经济体也因此面目一新。
坦白地说，新兴市场国家命运的非凡转变让西方选民不太舒服。
但在他们的国家，自由贸易的总体效益也无可置疑。相比只服务国内市场的公司，出口企业生产力更高，付的薪水也更多。美国一半的出口都流向了与它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还不到全球GDP的十分之一。
相比之下，贸易保护主义会伤害消费者，对工人也无所助益。
穷人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远比富人为多。一项针对40个国家的研究表明，如果跨境贸易终结，最富裕的消费者会丧失28%的购买力，而收入最低的十分之一的人群则会丧失63%。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数据，在2009年奥巴马断然对中国轮胎征收反倾销税之后，美国消费者转购非中国产轮胎的成本是每年约11亿美元。这样平摊到因反倾销而“拯救”的1200个工作岗位上，相当于每个工作岗位的代价要超过90万美元。
开放还会带来其他好处。
移民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还能支持东道国的经济：自2000年以来，进入英国的欧洲大陆移民一直是国库的净贡献者，从2001到2011年，他们为英国公共财政贡献了超过200亿英镑（340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竞争、技术、管理方法和就业岗位，而这便是为什么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过于谨慎的举措令人失望。
你近来为我做了什么？
以上种种并不是为了说明全球化毫无缺点。
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一直知道，尽管绝大多数人都会受惠，但还是有一些人会成为输家。而对这些人的帮助一直都太少。从1999到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了600万左右，其中可能有五分之一源自中国的竞争；这些失业人员有很多没能找到新工作。事后看来，对于欧盟东欧新成员国移民对公共服务的压力，英国政客也太过掉以轻心。尽管对短期资本快速且变化无常的流动还没有街头抗议，但资本的跨境涌入和流出确实经常造成损害，尤其是在欧元区里那些债台高筑的国家。
正如我们本周的专题报道所指出的，必须做更多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美国在再培训工人并帮助他们再就业的政策上的支出少得可怜，仅为其GDP的0.1%，相当于富裕国家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没有提出政策帮助因贸易或便宜技术而失业的人，这实在可悲。在移民方面，仿效丹麦的做法，把移民数量和地方政府的收入挂钩，以此缓解对学校、医院和住房构成的压力，这很合情合理。许多人把将贸易协定绑定签署国的做法视为对民主的侵犯，但还是有办法让共享的规则强化国家主权。对如何向跨国公司征税建立协调一致的规范可以让各国政府对其公共财政有更大的控制权。协同控制短期资本的剧烈流动将能恢复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掌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