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烁
一
玩个游戏：从1到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之间，我在手心里写任意一个数，然后你猜我写的是哪个数，猜对就赢。
你猜多少次能猜中？
如果完全瞎猜，那么你既可能第一次就猜中，也可能最后一次才猜中，也就是说，你要猜中，平均要猜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2次，也就是633825300114114700748351602688次。这个数有30位，地球上活过的所有人一生下来就猜，猜到现在，也猜不着。
如果有反馈，就完全不同。你选好起点，也就是这个数列的正中，然后问：“选中的数字是在上半区还是下半区？”
只要有这个反馈，你猜中答案最多只需要猜100次，因为1267650600228229401496703205376=2的100次方。
有反馈是100次，没反馈是633825300114114700748351602688次。反馈就是这么重要。
二
绝大多数创新都会失败。
且不说创新能不能获得支持，即使获得支持得以实施，结果绝大多数会失败。原因很简单，用进化论打个比方，只有极少数基因变异会提升生物的适应性，绝大多数基因变异要么有害，要么无用。如果有用的基因变异太多，这个世界会太不稳定。地球已经存在了45亿年，生命诞生已有40亿年左右，该发生的有用基因变异的大多已经发生过，没发生的也不大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时常经历。
社会也类似。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很少简单重复，但经常押韵。社会进化本身有大量内隐知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或者说，你的默认状态得是尊重传统。社会工程师首先要有的态度，应该是什么东西只要没坏就不要修理。治大国如烹小鲜。
但是，光保守是不行的。虽然为数极少，但那些有用的基因变异、那些成功的社会创新，是生物体和社会进化的关键。
问题是，怎么把它们挑选出来？
第一节已经给出了答案：靠反馈。
对生物体，自然选择就是终极反馈。有用的基因变异使其载体也就是生物体更容易获得选择，衍生出更多后代，将基因变异扩展到更多载体。没用的基因则被淘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有这个反馈机制在，进化既是极度漫长的，又是相当快速的——仅仅几百代之后，我们的先祖就培养出了小麦，而野生小麦就几乎完全消亡。
社会比这复杂，因为人复杂。为什么股评家不靠谱但却越来越多？因为他可以不停地修改一个始终模糊的预测。社会中许多事情是越大越没有反馈机制。原因你懂的。
社会每天都有无数行为自发造就无数试错实验。要让这场永不停息的伟大实验带来好结果的话，第一，你得认识到绝大多数创新实验都会失败，所以失败不是耻辱，而是常态；第二，失败者须为失败承受后果，从承认失败开始，反之，如果永远能自圆其说，也就永远没有纠错可能；第三，成功者须获得与成功相伴而来的收益，哪怕成功纯属运气。
有这反馈机制的社会，试100次就行；没这个反馈机制的这会，得试633825300114114700748351602688次。
三
创新是必须的，因为社会不能长期地处于没坏就不修理的状态之中，那样它会逐渐归于死寂。当不得不作社会工程的时候，有几点提示：
--用整个社会做实验场，代价太沉重，归因不明确，所以要试点，在个别地方个别场合做试点；并且尽量从随机受控实验方法中汲取营养，以便将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能搞明白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何在，成功能否进一步推广，失败能否总结出教训。现在的绝大多数社会实验是成功不知所以然，失败不知错在哪。
--如果试点不现实，那就将改革分解为多个小步骤，一步一步来——波普尔说的碎片式社会工程。
--无论如何，要避免自上而下作短促、大规模的全社会改革。不过，社会也总会有那么一天突然面临重大危机，这时，要不要改革，只有是与否的回答，无法试点，无法分解，这是考验大政治家成色的时候。社会不能指望总有拯救者出现。
--所以，要保有生态多样性，将做决定的单位最小化。一切都要小试，尽量不要大改。
过去几十年，中国改革主要靠试点，与上面的逻辑暗合。不能说邓小平及以来的政治家们懂得这些大词，只是作为实用主义者，他们懂得两点，一是做增量，增量改革容易做；二是做试点，不行可以退回来，对既有社会的冲击可控，等于是给创设一个接近于免费的期权。
四
让科学家来治国，我说的不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家治国，而是用科学精神治国，他会怎么做？
第一，他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做实验，尽量从随机受控实验方法中汲取营养，而不是听专家和手下拍脑袋出主意。
第二，他会利用微信、支付宝等一切移动互联网创造的新工具新条件做实验。这不是大数据，大数据是自然产生的杂多的信息，它是大数据规模的随机受控实验，对人们行为的了解更为精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流的经济学家都抢着要去google和facebook工作的原因。社会中人们行为的大数据相当于自然实验，能搜集和研究这些数据很好，但更好的是低成本大规模的随机受控实验。社会科学汇集于研究人类行为，而人类行为越来越集中在手机上，手机是什么？传感器的集合。
第三，他会放手社会创新，社会的自发试错不能停，但有两点，首先创新者自负其责自获其利，激励要搞对；其次是尽量创造条件，使人们的自发“实验”产生的数据更标准化，相互有可比性，能作跨期跨领域的比较和积累，有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这样的前景想想就令人激动。
第四，他会知道，绝大多数社会改革会失败，而那些试图通过改变人本身——改变其能力和世界观——的那些社会改革，更是失败中的失败。与其直接去改变人，不如改变激励与环境，让人们自己去改变自己，成功的机率会大一些。
五
最后，对个人的启发是什么？
与人挪活的逻辑相反，惊险的一跃必须要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微试验要多。都是过日子，你的新鲜度要高。《心流》作者建议你记日记，不是那种流水账日记，就记一件事，今天你有什么新经验，无论大小，无论是见了一个陌生人，谈到一个新主题，吃到新菜式，还是走了一条与往日不同的上下班路线。了解你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从重复中抽离出来，主动地创造变化, 从记下来这件事开始。
这一面占到你生活的95%，另外5%则是做好准备，在那个绝对独特、绝对重要的变化来临时，在不可能重复，无法做研究，也没有时间做实验的时分，做出那个最重要的决定。有人一生都在等待这个决定。比如文天祥，一生平庸，只有两次闪光：年青时考上状元；中年起兵抗元，“诗不琢而自工”，从此丹心照汗青。
哪些是小变化？哪些是大变化？只能靠大拇指定律来判断，大变化一是来得剧烈，会改变此前的范式；二是来得急，像行星撞地球一样突然来到，你无法用日常的节奏行事，等待自然的演化算法找出稳妥的应对之法。对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社会，哪些大转折属于你，是属于你自己的问题，没有普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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