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介绍了山西杏花村酒镇的历史背景、发展现状，包括其作为白酒行业的“祖源”和清香型白酒集中产地的地位，以及近年来在环保和旅游开发方面的变化。同时，文章也探讨了杏花村镇在电商领域的发展以及竹叶青酒的特色。文章最后强调，无论是白酒还是旅游开发，都应该注重文化传承和产品品质，才能长久发展。
文章介绍了杏花村作为白酒行业的“祖源”和清香型白酒集中产地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在环保和旅游开发方面的努力和发展变化。
文章最后强调，无论是白酒还是旅游开发，都应该注重文化传承和产品品质，才能长久发展。九频道对酒镇的情感也越来越浓厚。
即便面对名酒和地产酒的强烈冲击，山西仍然能够“守定清香不放松”。也许正是这份对于产品品质的认真，才能使得这片酒镇凝聚出一股正气，成为守好大本营的根源所在。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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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昕浩
2024
，九频道走在酒镇街巷中，跨过西部的山高水远，浅涉东部的坞渠纵横，迈步向北，回到原点。
这里是白酒行业公认的“祖源”，是近现代烧酒技艺传播的起点，更是白酒销售走出大山大河，得以遍布全国的商业核心，当然，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清香型白酒集中产地。
马斐九频道专题策划《酒镇轶事⑥》，今日关注：
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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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的前世今生
从古至今，杏花村这三个字，有着太多的意象，无论是在正史中的记载，抑或在唐诗宋词中的对仗修辞，杏花村都和“闲适”“桃源”“美酒”融为一体，成为了一个立体的词汇。
得益于此，当杜牧写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时候，自古及今的文人墨客们，就为这个诗情画意的村子开始“神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酒乡成为了古人内心的一个避风港，杏花村也成为了中国酒史上的扉页。
把时间的指针回拨千年，回到先秦时期，会惊讶地发现，在那个时候，汾阳、杏花村、美酒就已经在中国历史上，点上属于自己的墨色。
当然，汾阳也是因为在汾河之西，背山面阳，和同在北坂之地的咸阳一样，便有了汾阳之名。
山西的简称是“晋”，这个字便是从春秋时期的晋国而来，三家分晋后，汾阳作为重镇隶属赵国。“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性格描述，在《史记》中，对于赵国的描述是四个字：“四战之地”。这么一个无时无刻裹挟着战争和血火之间的国家，不容许有太多的安逸，那种慷慨激昂的国家性格，渗透到了赵国的方方面面。
于是，赵国的青铜冶炼技术仅次于秦国，赵国的胡服骑射战力七雄第一，而彼时的汾阳又名兹氏县，这里有着从仰韶时期就流传下来的酿酒传承，汾阳产出的酒也沾染了赵国的那份胆气，正如卫鞅口中评价的赵酒：肃杀凛冽，激人热血。
这八个字，单单从口味和体感上来描述，就和现在的清香型白酒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酒质纯净清冽，易激起血热，醉酒快醒酒亦快。
虽然从酿造工艺上来说，两者天差地别，但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酒魄，就一直传承了下来，从未改变过。彼时杏花村兴许还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乡野，或有三两行商路经，但彼时还无人想到，这里在千年之后，会成为商贾云集之地。
| 如果从史料中找寻杏花村的踪迹，史家们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可的，是“羊羔酒”的酿造工艺，因为酿制这种酒需要杏仁作为原料，因此古代杏花村也因为广植杏树而得名。
在正史《北齐书·卷十一》中记载，公元前561年，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晋阳给其侄河南康舒王孝瑜的手书中说：“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
要知道，晋阳作为北齐别都，一直以来是经济军事重镇，北齐皇室也多停驻晋阳，而“汾清”二字，也成为中国正史上实名记载的“名酒”之一。
“汾清酒”的产出地，便是在汾阳，在高湛手书的8年前，也就是公元553年，杏花村就以其出产的“百泉佳酿”闻名，但那个时候的佳酿还是“浊酒”为主，南北朝秉承魏晋风骨，有着“清圣浊贤”的文化传统，于酒而言，经过蒸馏和漉酒之后的“清酒”，更受到士大夫阶层和统治阶级的喜爱。
于是杏花村的酒坊响应时代浪潮，纷纷对自己家的酿酒技术进行技改，将浊酒改造成为清酒，汾清酒的名头也越发响亮。
紧接着，就是隋唐，那个将中国诗酒风流演绎到极致的时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地方经济的富足，粮食不断富余，再加上集权中央对于技艺的超高要求（优先满足皇室需要），高强度的产品需求传统的酿酒工艺发出了挑战。
据《齐民要术》记载，干和烧技艺从本质上是减少用水量，避免水含量过多而导致酒醅长期浸泡而酸腐，单从其粮食和水分的配比来看，较为接近“固态发酵”，冬酿夏收，通过长时间缓慢的发酵，释放出更多的风味物质和香气。
“干和烧”技艺的成功，使得杏花村一跃成为唐代名酒镇的典范，据相关资料记载，彼时杏花村内前店后坊的酒家、客栈达到了七十余家，来往客商络绎不绝，与同时代的“郢州春贡”“剑南烧春”“蒲州桑落”“宜城醪酒”“乌程若下”“长安新丰”“九江湓水”并称为唐朝“八大名酒”。
一直到元末明初，在这八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杏花村和它的“汾州干和烧”，一直在中国名酒榜单上名列前茅，并且在历史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吸收自丝绸之路以来，中原到西域这一路上传播而来的酿酒、蒸馏技艺，不断提升品质和技艺成熟度，“干和酒”也被更简明的“汾酒”之名代替，并一度垄断烧酒大曲，成为了那个年代的“中国第一酒”。
| 到了明代中叶，行天下的晋商开始崛起，而汾酒也随着晋商的步伐，走遍华夏大地。
据当地县志以及史料记载，明清时期贸易政策宽松，制酒制曲业十分繁荣，晋商则通过其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垄断北方贸易，并将杏花村和当地的汾酒传递到更远的地方，西行至陕西成就了西凤酒、至贵州成就了茅台酒，北上至河北成就了老白干，可以说，这是杏花村酒水贸易的又一个鼎盛时期。
《四库全书》中记载了一场发生在康熙四十六年隆盛空前的“中国汾酒诗会”，集中涉及杏花村汾酒诗歌有9首，如宋荦的：滦鲤登盘美，汾酒开瓶馥郁；王式丹的起步更促坐，汾酒翁出坼。汾酒也成为唯一载入《四库全书》的国家名酒。清代诗人袁牧在《随园食单》中写道：“既吃烧酒，以狠为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小说家李汝珍在《镜花缘》中也把汾酒列为“天下第一烧”。
清朝末期，汾阳商人王协舒在杏花村开办了“宝泉益”酒坊，后转由其三弟王协卿接管，更名为“义泉涌”，正是汾酒集团的前身酒坊。
公元1919年，在汾河之畔，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杨德龄任经理，“义泉涌”所产汾酒由其包销，1932年，晋裕公司对“义泉涌”进行了合并，在此期间，还获得了中国白酒业第一枚注册商标。而这些历史回忆——晋裕公司招牌，“宝泉”二字牌匾，“义泉泳”二掌柜韩瑞符床铺下的银窖，展览室里历代掌舵人的画像和图片，带有亲笔签名的公司信件和传票还在汾酒老作坊中静静地陈列着，讲述着杏花村汾酒的辉煌过去。
一直到1948年，政府购入晋裕汾酒有限公司股份，国营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宣告成立，千年前的“汾清酒”“干和烧”，百年前的“清香汾酒”，终于和现在我们认知中的汾酒身影完美重合。
杏花村镇的每一次崭露头角，都适配了中国文明演进的波峰，“一壶杏花村，半部华夏史”，不外如是。
再见杏花村镇
今年4月，九频道团队开启《寻醴大国酿造·山西行》，在杏花村镇和汾酒和酒镇撞了个满怀。我们参观了酒史博物馆，参观了汾酒老作坊，驱车在杏花村镇拍摄取景之时，惊叹于这个小镇的“细节”，沿路铺设且越来越多的小酒厂，各色穿着的酒厂职工，带有“杏花村”字样的古镇牌坊，古色古香的酒都宾馆，黄墙红顶的厂房，汾酒专建的学校、医院……
| 彼时我们期待着，九频道与杏花村镇的下一个“撞个满怀”，时隔7个月，这个满怀再次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作为酒镇系列的最终章，杏花村似乎是感受到了我们的诚意，当我们从古井镇乘坐高铁前往杏花村镇的时候，长达1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属实是有些疲倦，但驶入山西境内后，车上渐渐多起来的山西口音，乘客们手里拎着的装着汾酒的箱子，在绿皮火车上打着电话商量着定制酒购置的年轻老板，杏花村给每一个光临者都带来了一丝好奇和关照。
当绿皮火车终于在上午十点停靠在汾阳站的时候，阳光透过层层云雾洒在大地上，给人一种十足的温暖，一直到我为期五天的调研结束，杏花村都无一例外地保持着艳阳天，即便室外的空气温度已经接近12、13℃，但太阳晒在身上的感觉依旧是暖洋洋的。
7个月没有再来杏花村镇，我在提前订好的酒店收拾好行囊之后，便叫了一辆出租车，沿着杏花村的主路一路开了下去，找找和印象中七个月前杏花村镇的不同之处。
实际上，当汽车起步之时，我就感觉到了明显的差别，主路沿途的酒厂、酒坊数量有明显提升，上次来还用围墙围起来的在建中的汾酒办公大楼业已建设停当，连彼时有些杂乱的街道，也已经变得整洁如新。
“下半年来我们这边一直在强调良好市容，对我们环保环卫的要求也提高了，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城市环境卫生，镇上也下了通知呼吁大家注重城市形象，所以就看起来很干净了，即便是还有很多在建设中的酒铺，他们的建材垃圾也要及时清理”，当地一位清洁工师傅这样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