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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速递 | 可沟通社区
本期，我们继续推出“以沟通为尺度： 2016年上海社区传播网络调研”子报告之一，张
昱辰的《城乡一体化新节点：新媒体环境下城乡复合型社区沟通情况调研》一文摘要。该文认为，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上海的城乡复合型社区在治理与沟通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治理低效、沟通不畅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需要对现有的复合型社区治理模式进行改造，推动社区连结与沟通形式的扁平化和开放化，以线上线下配合的社区活动促发居民间的交往和互动，吸纳城乡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探索复合型社区治理的网络化转型”。本组研究成果已刊载于新近出版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
城乡一体化新节点：
新媒体环境下城乡复合型社区沟通情况调研
（摘要）
张昱辰
民政部《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2016年10月28日下发）指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步解体，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进入了城乡统筹的新阶段。为了适应新历史阶段的需要，大量城乡复合型社区应运而生。本文结合上海部分复合型社区的实例，对新媒体环境下城乡复合型社区治理和沟通的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改进思路。
个案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复合型社区居民们缺乏主动与社区管理者和其他社区居民沟通的意愿，更缺乏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这反映了上海城乡复合型社区在治理和沟通上的典型问题。作为城乡一体化的新节点，城乡复合型社区面临的问题也构成了完善上海城市沟通和治理体系的阻碍。
作为连接城与乡的过渡区域，许多城乡复合型社区的行政体制兼具城乡二元特征，新旧体制交错，“一地多主”的现象普遍存在。城乡管理交叉、街乡职能定位不明，容易导致无人管理、重复管理，社区事务容易出现一种谁都管但实际上又谁都不管的局面，严重影响了社区治理与沟通的效率；上海的城乡复合型社区成员组成一般较复杂，加上社区资源有限，成员文化程度、生活习惯、收入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居民间的人际交往和沟通产生了较大隔阂；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已经被不断打破，但城乡复合型社区中居民的权益依然存在不均等。非定居性移民由于在社区内不能享有均等化公共服务，对社区事务缺乏参与权，社区组织对他们又常是维护稳定前提下的治理，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都处于较低层次；在城乡复合型社区，居民与管理者之间关系比成熟的城市社区更为复杂。拆迁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加上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求助无门或“踢皮球”的现象，使得社区居委会作为社区连结纽带和居民之间凝聚剂的功能更加弱化。居民无法体会社会组织带给成熟社区居民的种种便利及好处,也就很少会提出需要社会组织介入的要求，参与社区沟通和治理的意愿也比较弱。
复合型社区治理新问题的原因分析，可归位以下四点：
第一， 固化的社区治理技术滞后于城乡复合型社区过渡性和流动性的现实。无论是传统农村社区还是成熟城市社区，治理技术虽有不同，但都相对固定。但这种相对固定的治理技术在面对城乡复合型社区的过渡性和高度流动性时，常常捉襟见肘甚至失灵；
第二，社区实体空间治理与沟通滞后于新媒介技术中介的传播。在各种城市社区，新媒介技术的强烈冲击，让居民邻里之间不再像旧式小区那样串门多、沟通多，居民在实体空间有“自我封闭”的倾向，相反却高度依赖线上交流和沟通。比起成熟的城市社区，城乡复合型社区实体空间更缺乏吸引人的设施和活动，居民对社区认同感又不高，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原本成员构成异质性高、流动性大的城乡复合型社区中，居民间的关系被新媒介进一步碎片化；
第三，城乡复合型社区的单极化治理方式滞后于新传播时代社会力量的蓬勃发展。与成熟城市社区相比，城乡复合型社区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社会组织的薄弱、政府的大包大揽，让复合型社区的治理方式大大落后于新传播时代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大趋势；
第四，城乡复合型社区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滞后于居民对传播扁平化的诉求。目前城乡复合型社区依旧沿用自上而下的治理体制。街道或者镇逐步将居委会纳入到行政组织的基层网络中,这也进一步加重了街道与居委会“上下级”行政关系的色彩。居委会无形中变成了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承受层、操作层和落实层,实际功能也渐渐向行政组织靠拢。这常常会让居民感觉居委会并不能代表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与社区管理者沟通的意愿也被削弱。
新媒体环境下以沟通促进城乡复合型社区治理的新思路，可参考以下四点：
第一，提升城乡复合型社区网络化治理水平，推动沟通网络的扁平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在住户登记上打破户籍限制，不分城乡户籍，由户籍管理模式转为居住地治理，将居住人口全部纳入社区的服务管理中，使得流动人口也能享有公共服务，承担相应的社区责任，进而为社区沟通的去等级化和扁平化奠定基础。其次，实施社区网格人制度，实行社区服务管理责任制和代理制。再次，实行信息直通车，重构信息交流体系。
第二，发展线上社区协商平台，丰富城乡复合型社区的民主参与形式。城乡复合型社区应该积极对接新传播技术，打造虚实沟通、线上线下融合的社区协商的平台，结合实际探索创新院落协商、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社区决策听证、民主评议等形式。
第三，发展居民网络和社区民间组织，激发城乡居民的日常交往热情。要力争在原住民、拆迁户和外来流动人口这三类人群中培育积极分子,通过实体空间走访和新媒介技术的沟通、增加的联系，突破原有的网络界限，形成规模更大、动员能力更强的网络体系。积极发展其他公共领域的社区沟通平台，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社区日常交往和沟通中来。在实体空间中，结合社区实际，设计特色服务项目，把社区实体空间打造成有吸引力的交往空间。线上、线下互动，发展居民网络和社区民间组织，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日常交往的热情，加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四，积极发展社区媒介，推动城乡居民通过传播和沟通实现社区自治。应推动传播技术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深度融合。首先，应用社区媒介大力引入成熟的社会组织、社区服务企业进入城乡复合型社区，引入各种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资源。其次，利用社区媒介吸纳社区内专业人士的信息资源，将居民有效分类，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通过在社区内大力扶持这类专业志愿者类社会组织，让民间义工服务不断渗透到社区服务中，这样不仅可以提升社区治理的效率，更能大大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沟通和治理的积极性，为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社区自治奠定基础。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张昱辰，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版权声明]
本组文章发表于《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七辑）》。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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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张昱辰
(2017)，
城乡一体化新节点：新媒体环境下城乡复合型社区沟通情况调研。
中国传播学评
论（第七辑）
, 16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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