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文化研究、传播与媒介技术的社会理论、新媒介技术的社会使用与文化分析、新媒体与创意产业、视觉文化。主要著作有《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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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凝视与对视》。
本文为"北大新闻学茶座"第50次活动(2015年12月27日)的主要内容整理，本次讨论由程曼丽教授主持，本文已收入《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精编2》（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因讨论比较深入、篇幅颇长，本公号将此讨论分为上、中、下三篇，连续三日推送，以飨读者。
今天的交流题目是我持续思考的课题和当下的研究思考方向，说起来和新闻史还是紧密联系的：我一直关心的是传统新闻史不太关注的领域——日常生活的思想史，即文化史——媒介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观念在媒介中呈现的变化和时代精神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近些年，我开始关注新媒介观念的历史变化。在当下新媒介发展语境下，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能够改变社会”或者“互联网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完全颠覆了以前的社会结构”的话语变得比较主流。但从更加历史的角度去思考，新媒体的所谓决定性、颠覆性的变化是否存在？之前的媒体是什么样子的？之前的媒体的所谓的“落后”或者说是“问题”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如果说新媒体能带来革命，技术上又有什么本质的特征使得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技术本身导致旧媒介不能给我们带来所期待的社会变革或者是观念上的建构呢？
我以这些问题为出发点开始思考：我们是如何理解数字媒体或者说互联网技术观念的？我们是怎么描述或者想象它给我们社会带来变化的？在互联网出现到现在二三十年间，数字媒体的观念有没有变化？我们对新媒介技术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其的接触使用和我们对新媒介制度的设计？
当我沿着观念史往前推，我之前研究积累和兴趣就不断跳出来，发现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在媒介技术的发展或者是说大众传媒对社会变迁影响的话语之中一直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历史中有些思考对今天有启迪意义，比如，我们关于电视的理解是怎么产生的？关于电视这种文化形态和对社会的影响能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变革，我们有过怎样的思考？我们应该赋予电视什么样的文化角色或社会责任？这种想象是如何落实到我们对电视的制度设计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把互联网和电视进行对比时，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实际上，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回到历史中去深挖时，就会发现新媒介技术也并没所言的那样“革命”——实际上，旧媒介也有作为新媒介的时候。当它们是新媒介时，围绕着它们产生一系列的社会的话语建构和对它们的社会想象以及基于这些想象的实践、媒介的建构与生产、媒介的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都可以被我们用来关照和反思当下对新媒体的思考和实践。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还是回到“旧媒介”。
今天，电视好像在这个喧嚣的世界要被取代、被边缘化了，互联网要成为所有新的媒体的中心。但喧嚣之外，应该看到的是电视作为非常重要的大众传媒机构所生产的内容形式在这几十年社会生活中已经内化为文化的一部分，已经对我们时代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建构作用，乃至今天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上的视频节目并没有跳出传统电视所积累的或者说建构起来的叙事方式、节目类型和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的模式。
今天茶座的一个核心就是我想考察电视的制度设计和电视的内容生产以及内容所表达的观念层面的东西（即意识形态），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制度设计的背后更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于媒体的想象。我们需要有一种社会想象——希望这个技术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或发挥怎样社会作用，并依据这样的想来进行制度设计。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简单的媒体技术的变化或者是媒体的变迁怎么样带来了观念上的变迁这样非常简单的经济决定论的话题，而是更辩证的关系——即我们的社会想象会影响社会制度。当然媒体技术本身也会塑造我们对它的想象。在特定媒体制度下，我们会进行日常的媒体内容的生产。这些媒体的内容生产它所产生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又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其中也会影响我们对于媒体是什么，媒体制度应该如何设计的想象。所以这是一个相互建构又充满变数的、有其他的可能性的过程。
我今天想描述一个现实中已经存在、历史中实然已经存在的电视制度和电视意识形态两者相关性的变迁。同时，我也想提出：这样的变迁并不是必然的，尽管现实是这样、也向这样方向发展，但它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介入的。我们如果可以首先改变我们的想象，挑战我们的传统想象，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对媒体制度的重新设计来去改变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局面。
电视自20世纪中期起直到今天完成在全球普及——欧美国家是二战以后，中国是八十年代。80年代初，中国最重要的一个现代化的指标就是电视普及率或者说电视工业的发展。为了快速地在超前于我国的电子工业基础的前提下普及电视，我国主动推广：在80年代初，政府提出了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办电视”。欧美国家一般在60到70年代初电视完成普及，我国则不到10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现了普及。
这段时间又正好有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产生了——即由社会介入国家发展、社会变革的舆论。不仅中国，全球电视一直是公共领域的核心。逻辑很简单——电视是最典型的大众传媒形式，普及率比印刷媒体高。电视在技术上的特征——广播式的、共时性的、大家能够共同去接受的媒体，使得电视
内容非常丰富。由于电视内容是在时间中延展的，因而到了电视成熟的阶段，基本上24小时循环播出。随着有线技术的发展，电视频道也越来越多。电视相对于其他大众传媒而言，覆盖面最广、内容最丰富的、能够接收面最大。
电视与其他的视觉媒体相比，在接受上有一大优势——在私人家庭中接受。这是一个制度设计——这不是中国设计的，而是一种制度依赖，是从西方传进来的形态——电视在西方被设计在家庭或私人领域中，但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又从电视中出现在我们的私人领域之中，一直是勾连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核心媒介。在一个日益个体化的社会中，电视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的想象。
虽然生活在私人场域中，但在看电视的过程中，我们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大的共同体的成员。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了小说还有新闻印刷的媒体、报纸是我们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的机制。到了20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平台这种作用就转移到了电视。因为电视一直扮演核心的、包容整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媒体的角色。
实际上电视作为一种视听媒介，一直（尤其是在新媒体出现以前，电视还有垄断地位之前）是作为一个提供社会大众所关心的话题、现象、生活事件的窗口存在。所以，电视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着同构性。在中国电视文化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从80年代开始著名的节目类型，如90年代初的《东方时空》、《东方之子》、《百姓空间》等新类型的确立，以及重要话题集中的展示和引发大众的社会讨论和争议，都是在电视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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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主要谈论三种主要的非虚构类节目。
非虚构类节目以新闻为核心，延展出纪实、谈话等深度报道等电视调查节目类型，是以报道现实生活、让观众及时地和当下社会生活相关联，知道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新状态为特征。
电视在传统制度设计上是公共服务的媒体，最主导的特征是公共服务。电视最传统的运营环境是垄断。在今天的语境下我希望可以解释一下垄断这个概念——即为什么在传统的公共理念下，垄断并不是负面的概念，不是要反对的。因为在今天完全在市场化的思维方式当中，自然地以为垄断是错误的。
但公共服务的理念从哪里来呢？公共服务的理念有两个重要的传统：英国的传统和美国的传统。英国的传统更加注重公共服务。在广播媒体发展的初期，BBC公共服务制度设计是建立在广播（radio）基础上，后面电视延续了广播制度设计，其理念认为文化不能完全被商业所主导。因为商业所带来的一定是满足绝大部分人及时享乐和需求的，但是文化需要超前性——文化要提出一些大众暂时不能接受的议题。电视因为技术强大、覆盖性以及及时性，声音和画面的冲击力，所以早期制度设计者认为电视不能随意由商业机制左右，因而英国的广播电视最理想的形态就是公共服务。为了达到公共服务良好的效果，英国广播公司（BBC）还需要一定的垄断性来限制商业模式发展——如果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最后会导致同样用收视率或广告的方式来竞争，那么公共平台的设计就没有意义。很明显，公共广播在传播效率上是没办法与商业广播竞争的。如果想达到利用广播来进行文化建设，或者公共领域建设的目的，在商业竞争背景下会没有办法完成。所以，英国早期这种设计的理念是提供一个垄断性平台——它是公共的，但平台内部要提供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也需要严格的讨论、制度设计的。比如，一个平台内部需要有文化层级的多样性——高雅文化、中等文化和大众文化怎么样去平衡；然后要有阶层的多样性——代表不同阶层的话语、诉求；还有地域多样性——不同地区有自己所侧重的语言文化。其实，如果大家了解中国电视的历史，会发现当中相似之处。我们在节目内容、节目类型的设计理念中，也兼顾了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地域的、语言的多样性、阶层多样性。
美国是商业的传统，但在早期无线广播的时代对广播电视特别制定了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最早是技术原因：当时无线频率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会造成天然垄断，完全不可能像印刷媒体、电影等能在开放市场上竞争，还能保留多样性渠道——如媒体机构非常多等等。因为频率的稀缺性，所以不管是最开始开放的市场竞争还是政府管理投资，其发展状况一定是垄断的，只能由几家媒体或者几个频道在市场上播出。所以，基于技术上原因，美国在早期电视管理中也偏向公共服务，对商业系统进行公共服务的管理或进行公共服务的要求。
所以，无论是商业为背景发展出来的广播电视模式，还是一开始就以公共服务为主的发展模式，到最后都是电视是一个垄断性媒介。相对于其他媒体，电视被赋予更多的开放性、向很多社会阶层开放的责任，需要承担很多公共服务的职责。这是和一般商业化大众传媒不一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