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授从防腐“高满意度”看到了什么

作者游伟，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上海禅诗书画研究社顾问、研究员。

民意调查，是了解社会情势和民意倾向的重要渠道，当然，也可以成为公共决策的一方面参考依据。不过，民调显示的结果，常常与问卷之类设计的针对性、科学性及调查对象的代表性等因素有关，所以，其“调查结果”同样存在一个如何甄别判断的问题。比如前几年，监察部网站发布了国家预防腐败局领导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首次较为详细地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我国近些年开展反腐败预防工作的情况，在谈到人民群众的认同状态时，有关领导说：民调显示，民众对有关部门防治腐败成效的满意度已由2003年的51.9%，上升到了72.7%。

防腐取得了好评，总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不过，不少学者提醒，对如此高比例的满意度，我们更需要保持冷静的思维和理性的态度。需要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学、社会学意义进行客观分析，还应当针对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来的某种普遍化、生活化状态和倾向，坚持探索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和科学性的防控手段。

官员贪腐的产生和蔓延，从来都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对其控制、打击和防范，也必须采取系统性、制度化的措施。比如近年来，在高涨的反腐败声浪中，受贿者与行贿人之间的交易已经开始从公开、半公开，渐次转入了“地下”。一些发达地区的官员，甚至有意不接受传统意义上比较容易直接计量的财物，而以收受价值“不确定”、真假难辨的古玩、名人字画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权钱交易的方式又更趋公开化、生活化，并以这种所谓的“公开”去消解腐败的实质，令司法机关在礼尚往来、人情世故与行贿受贿的界限区分上出现迟疑和争议，模糊了法律边界，陷于裁判上与法不符、难以判别的困境。而在生活实践中，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受贿官员更愿意寻找“第三人”作为“安全通道”，以进一步增大贿赂交易的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