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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圈生活方式发现者
来源：米筐投资（mikuangtouzi）
我们当然有各种不满和怨言：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高房价、贪腐歧视不公正、民主言论甚至人权……但客观公允的判断的是，我们不仅要跟同时期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也要跟自己之前状态的纵向比较，照此标准，近几十年来，我们的成就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也让西方社会轮番出现的中国崩溃论一再落空。
为什么中国崩溃论屡屡失败？中国有什么独特优势能持续高速的发展？身在其中的我们忽视了国家的哪些优势？
很多人会列出各种原因：单一民族占绝对主体的国家，就少了种族冲突；世俗化的社会，就少了宗教冲突；儒家思想的灌输，族里间/家庭内能互帮互助；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奋不已……
而在《政治秩序的起源》这本书里，提到了“国家建构”一词，给人以新的启示。
中国历经的那些崩溃论
在红色政权建立之初，各种看空中国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以致后来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右倾、大跃进、文革等，崩溃论似乎就未曾停止过。当然，这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国际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因里面更多的掺杂了政治的因素，在此我们就不再详述，只回顾下改革开放之后历经的那些中国崩溃论。
第一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
当时价格双轨制、倒爷盛行、物价闯关等，让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百姓不管有用没用，反正见东西就抢购——食盐、暖水壶、电风扇……并且不是一个两个的买，而是成批成堆的买。
再加上当时东欧动荡、苏联解体，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甚嚣其上。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了，中国政府稳住了局势，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很多领域向民资开放，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下海潮风靡大江南北，经济政治危机顺利化解。
第二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1998年。
当时东南亚出现金融危机，各国货币贬值、外资逃离、工厂倒闭、失业暴增……而中国则出现了百年一遇的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国民经济遭遇重创，中国崩溃论再度兴起，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屯资聚集香港做空港币。
当时中国政府力挽狂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内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也从那时起，商品房出现、教育开始作为一个产业、随后老国企深度改制、国家动用千亿外汇保卫了港币……中国安然度过那次危机。
第三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01年前后。
当时正值中国加入WTO之际，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政治制度过于呆板僵化，经济体系还不健全完备，大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一旦入世，将遭受国外资本和产业的侵袭，尤其是地产/金融/汽车/农业等行业，许多企业将进入死亡通道。
可事实是，中国借加入WTO的东风，国际贸易做的风生水起，并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一批国际知名的大企业陆续建立。
第四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08年后。
美国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再次体现强势政府的优势，印钞放水加大基建、扩大投资拉动经济。此时中国崩溃论再起——政府加大投资挤压了民营资本生存空间，而政府的投资一般低效，且货币超发不可持续，债务崩盘会让中国经济硬着陆。
而今已近十年，中国经济不仅没崩溃，反而高铁/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世界领先，让西方羡煞不已。
最近的一次中国崩溃论出现在2015年。
当时中国因去杠杆出现了股灾，经济增速、固定资产投资都在下滑，经济似乎处在风雨飘摇中。中国政府当机立断，随即提出“四去一降一补”的应对政策，其效果正在显现。而今两年已过去，中国经济并没崩溃，经济转型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崩溃论似乎又将再一次落空。
由图：值得玩味的是，中国经济的加速起飞，竞起始于第一次中国崩溃论提出之时
中国崩溃论一次次泛起，在政府强大的管控能力下，又一次次让崩溃论落空。而反观全球，高福利下的欧洲先是面临国家债务的冲击、目前又对难民问题一筹莫展；美国总统大选带来的族群割裂、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分化让社会不堪重负；中东颜色革命后内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建设举步维艰；拉美/非洲/南亚等民主化的国家，并未像欧美预期的那样走入国富民强的道路，反而在民主选票下混乱不止……
再打量下中国，政局稳定、治安良好、经济发展、产业消费升级稳步推进，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能力。
国家建构，政府的管控能力
国家建构，也就是政府的管控能力，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国防、征税、官僚机构架构、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
若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贯彻法律，法治只能是一纸空言；若没有一定的国家能力去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民主就可能成为民粹的狂欢。所以，政府并非越小越好，索马里是世界上政府最小的国家，但那里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却一团糟。
为了说明中国政府的管控能力强，我将就大家较关心、话题较敏感、观点难统一、利益冲突较多的三个方面——高税收、高房价、强制拆迁等做一论述，也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能给大家更多的启发和更多看问题的视角。
高税收
中国税负高，企业负担重，曹德旺美国建厂一事更是把中国的“死亡税率”推向了风口浪尖，大家普遍的观点是，企业都活不下去，员工即将失业了，官老爷及其代表的既得利益群体却还在搜刮民膏民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我们知道，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政府三者间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分配，跟欧洲一样，中国政府分配着较多的财富。不同的是，欧洲把收缴的税收二次分配给低收入群体，并多用于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支出，中国则把税收更多用于机场/高速/高铁/地铁等基础建设（贪腐和利益输送当然有，但比例未必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这就是大家感受到的欧洲更公平。
如果再深入思考会发现，欧洲更多的是存量财富在不同群体间的再分配，而中国则是把上缴的财富用于改善基础设施，为增量财富创造提供条件。
政府有钱国家才有能力，管控能力才会强。它也应该有阶段性，等今后基础设施完备后，或许应降低税负或更多的税收用于公共福利支出。
高房价
高房价一定程度上就是高税收，因为房价构成的大头——土地出让金被政府拿走，与高房价相关的各种税收也被政府拿走，与房子相关的各种收入一度占各地方政府总收入一半左右，所以高房价的作用几乎等同于高税收——相当于每一个高价买房的人都在省吃俭用、压缩其他的消费去支持国家/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良好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增加就业的后劲引擎，这反过来反哺这个国家/城市的百姓。更多的人只看到高房价的副作用，而没看到了高房价的积极一面。
去年的房价暴涨，引起沸腾民怨，为安抚百姓情绪，政府于十一期间全国统一行动调控楼市，到了年底更是直接行政干预土地价格和房屋售价，许多人戏称“又回到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税费、信贷、限购等措施调控楼市，在世界其他国家比较多见，但直接管控市场价格却实属罕见，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政府的管控力——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强制拆迁
伴随着近二十年城市化摧枯拉朽的推进，在城市迭代升级、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各地暴力拆迁、甚至强拆死人的悲剧不时上演，影响社会和谐及稳定。
但是，正是因为拆迁，才有地铁/高铁/高架桥/学校/公园，消灭了安全隐患和城市伤疤的城中村，建起了世界领先的基础设施和容貌换新颜的城市，并造福于整个华夏民族及其子孙后代。
一切皆是成本。一将成名万骨枯，你到底看到了战死沙场的累累尸体，还是看到了赫赫的胜利战果，如果没有当下的万骨枯，可能会有今后的万万骨枯。同样，你到底看到了拆迁的成本（伤亡/悲痛）还是拆迁的收益（关系到种族的延续和民族的崛起）？
当然，我们更希望拆迁合法、赔偿合理（国家的钱来自全民的税收）。
而拆迁在世界各国极其困难，首先土地属于不同的人（中央政府/州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要修建条铁路得跟不同的人去谈判；修建之前还要遭受各环保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甚至人权组织的抗议；修建时还要遭受工会/工人罢工的威胁。难怪墨尔本到悉尼的高铁都规划了半个世纪还没见动工。
不客气的说，房屋拆迁和群众动员也是国家能力的一个体现。
国家能力强，政府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强，很容易形成合力与凝聚力，并减少国家内部损耗（区别于台湾的蓝绿内耗/香港的港独内耗/东南亚的种族宗教内耗/民主制发展中国家的选票内耗），一心一意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就正得益于此。
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政府
国家能力强是基础和前提，领导国家的精英群体是否足够智慧、有视野及大格局则直接决定了威权体制或独裁体制，正面的例子是台湾的蒋经国、新加坡的李光耀、韩国的朴正熙，反面的例子是非洲/中亚/中东的那些至今仍落后的失败国家。
国家能力强，若碰到“好的国家领导人”，是国之大幸，也是国运所在；它的反面是遇到“坏的国家领导人”，很容易陷入经济灾难、国家混乱或政权脆裂。为了避免国运受制于少数的精英领导人，国家能力也并非越强越好，它还应有法治作为权力约束、结果问责使国家能力发挥在正确方向上。
国家成功就是要在国家能力、法治和负责制三者间达到一个平衡——我国国家能力很强，但法治和负责制还有待加强；欧洲的法治和负责制做得很好，但国家能力较差；非洲/南亚等国家是国家能力很差、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也差。
超强的国家能力及政府管控能力让中国一次次摧毁各种各样的崩溃论，并成功行走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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