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磊 九朵昙花开在安静的1994年｜导演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九朵昙花

63岁的张建华和35岁的张大磊都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小学毕业那一年。

张建华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特别美好。他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四处疯玩，游泳、滑冰、打球、学各种乐器，自由自在。张建华小学毕业那一年，正是“文革”时期，他父亲是干部，被打倒关押，他瞬间跌为黑五类。外界的排挤让他自卑内向，也让他总想争第一。他给自己立下志向，好好学门手艺，绝不从政。

张大磊也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特别美好。他住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家属院里，放学回家可以随便敲开一家门进去吃饭。父亲张建华是剪辑师，规律地上下班。人们有时有晌地慢慢生活，6点钟该干的事，7点钟肯定干不了。张大磊小学毕业那一年，制片厂改成了股份制，打破了铁饭碗。张大磊发现父亲的空闲时间多了，话少了，还会失眠。院子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安和醉酒。然后，父亲们结伴去外地找活干，常常不在家了。

2008年8月15日中午，张大磊坐在姥姥家的小院里，觉得自己度过了二十几年来最静的一个下午。风吹着葡萄叶，他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猛然发现自己太久没看到时间慢慢变化了。他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毕业两年了，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父亲会帮他联络些剧组的工作，他参加过几次后，不肯再去。张大磊不喜欢剧组的氛围，不喜欢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只为追求效率，追求完成。“当然那可能是对的，但我不喜欢。”他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坐在姥姥家的小院里。小时候，姥姥在这里照顾生病的太姥姥。现在，母亲在这里照顾卧床的姥姥。就这样，生老病死，子子孙孙。张大磊又想起了1994年那个改变的暑假，他决定把这些写成剧本。

张大磊连跑带跳地回到屋里，跟姥爷和母亲讲想要拍这样的电影。他很兴奋，姥爷和母亲却很困惑，他们觉得这样私人的事情，太生活了，太平淡了，拍成电影没什么意义吧。张大磊想起1994年妈妈养过一盆昙花，在夏天的最后一夜，九朵同时绽放。邻居们纷纷来照相。张大磊穿着红格衣服，张建华穿着暗蓝衣服，蹲在昙花前合影。“昙花开放有意义吗？它还会凋谢的呀。但它就是一定要开放。它是存在的，存在得你不可能去忽略它忘掉它。”张大磊努力解释着。

姥爷终于说：好，真好。

非主流少年

张大磊留在了呼和浩特，他的父母待在北京，和常见的模式相反。

现在喜欢慢慢生活的张大磊，有着躁动的少年时代。小学家长会上，父亲张建华起来发言说，应该让孩子多玩，喜欢什么做什么。好几个家长起来反对：“你这样就把孩子放了羊！”“不是我们不想，是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像绝大多数母亲一样，张大磊的母亲希望儿子读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稳稳当当一路走下去。父亲却觉得，读不读重点不重要，顺其自然就好。那个少年时总想争第一的张建华退在了后面，那个童年时自由自在疯玩的张建华站在了前面。还有一层原因，以张大磊的成绩想读重点，得花钱，得找关系。对性格清高的张建华来说，做这些太痛苦了。这些痛苦后来都出现在了电影《八月》里。

张大磊进了一所普通初中。他训练足球，训练武术，疯狂爱上摇滚乐。他没考上高中，进了补习班。他在补习班里自己组乐队，任主唱和吉他手。乐队不只在校园演出，还真的进了呼和浩特摇滚圈，去酒吧演出。一年后，张大磊考进高中，但他发现自己不想上学，只想专心做乐队。这实在太偏离母亲的想象，宽容的父亲也觉得过了。两代人一次次对抗。结果，张大磊高中入学半年后，张建华领着儿子到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我妈绝不可能跟我去。我爸觉得，人心跑了拽不回来，与其赖着，不如彻底一点，认真干另一件事。”张大磊说。

在张大磊的想象中，专心做乐队就是每天做音乐、想音乐、讨论音乐。但真的退学后，他发现职业乐队，包括他向往的北京的职业乐队，也不是如此。“我突然觉得那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盼了好久的生活，原来那么陌生。”张大磊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正好有朋友说可以帮他去俄罗斯留学，他便去了。去哪儿都行，只要能改变一下。

张大磊去考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考试通过了，他却决定退出。因为他发现这里有太多的技能学习，每天得重复训练，不能由着性子。做乐队时，他就偏向朋克风，旋律简单，不讲技巧。很多年后，他回忆自己从音乐到电影，都延续着同一个美学观念：简单的、粗糙的、不刻意打磨的。

俄罗斯来都来了，总得学点儿什么吧。张大磊又去考了影视大学导演系，他刻意没选摄影系，因为摄影中有更多的技术、规则和参数。至于导演，他并不很清楚导演要干什么。但考进去以后，他觉得来对了。一年预科加五年专业，没有很多课程，没有教材，专业课是跟导师闲扯，导师和学生聊聊自己的观念态度。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拍什么拍什么。张大磊觉得与其说上了六年学，不如说在那生活了六年。

刚进导演系时，张大磊爱挑看不懂的电影看，觉得电影艺术应该特先锋，做些别人不会轻易明白的东西。老师让拍短片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便找间四周贴着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四个滚儿拍。直到看到特吕弗的《四百下》，他才猛然觉得电影应该本分简单点，想说什么就是什么，至于形式和思想，都应该是顺其自然带出来的。

把婚礼电影拍成警匪片

2009年，张大磊和朋友们攒起一个拍摄婚礼电影的团队，叫“光影旅店”。以今天的眼光倒回去看，这个团队阵容十分豪华。总编导张大磊，处女作《八月》拿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总摄影师吕松野，两次入围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拿过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特别奖。后期剪辑指导张建华，1996年就拿过金鸡奖最佳剪辑奖。

“光影旅店”没有真的运作过，只有架子空搭在博客上。张大磊还做过一个“大青年”，一个“突破映画”，都拍婚礼电影。其中“突破映画”生意颇好。

张大磊强调“婚礼电影”四个字，而不是更常用的“婚庆摄像”。区别在于，“婚庆摄像”只是跟拍婚礼当天，而“婚礼电影”是原创故事短片，一般在婚礼现场播放。张大磊先约两位新人聊，看看他们本身有没有什么构成剧本的元素，没有的话就谈理念，再由张大磊出剧本、画分镜头。录音师、场记、制片、美术、服装……编制完整的剧组，正儿八经拍一个几分钟的短片。筹备期一星期，拍摄期两天，后期制作20天。张大磊真的当作品做，细细打磨调色，甚至每个片子都做出风格迥异的片头。

导演张大磊与群众演员对戏

他给自己的婚礼也拍了一个，叫《大磊的初恋》。张大磊穿着校服背着琴，头发胡乱支楞着，猛然在大街上亲媳妇一口，然后骑着自行车跑掉。花絮里，朋友嘲笑他：“满脸全褶子。”张大磊翻个白眼。媳妇忙问：“我呢？”得到回答“你还行”。

讲起那段日子，张大磊语气里完全没有熬拼生活的苦涩，或服侍客户的无奈。“做得太开心了！那个创作的感觉特别自由。”

“客户不会提很多要求吗？”

“我都可以满足，超乎他们意料地满足。”张大磊回答。大概太满足了，客户们都成了他的朋友。“甚至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事马上到的那种。”

张大磊给自己署名“张不大”。婚礼电影并不限于爱情故事，他甚至能拍警匪片，满满的悬疑气氛。或者定格动画，片头是“突破映画美术电影制片厂”。客户郭燕芸结婚，写了很多版本的故事，找几家婚庆公司都拍不了，直到找着张大磊。张大磊把她写的清朝、民国、现代混杂的故事简化成一个农村小故事。郭燕芸梳着两小辫乐呵呵拍了，觉得拍电影蛮有意思。后来，郭燕芸成了《八月》里的主演妈妈。

婚礼电影谈不上挣钱，因为张大磊把制作周期拖太久了。为了收入，张大磊偶尔也做婚礼跟拍。“别人特别有方法，有套路，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拍哪儿。我一直跟着拍。我一天可能用六盘磁带，婚庆公司可能用半盘磁带。”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张大磊觉得不好意思——拖着全剧组的人，为自己的理想超额干活。他还发现自己渐渐满足于拍婚礼电影了。他提醒自己停下来：你还要拍那个昙花的故事呢。

回到1994年

张大磊2012年写出了剧本《昙花》，讲12岁的张小雷如何度过小升初的那个暑假。他又磨到2015年，觉得自己再不拍就要爆炸了。他拿自己的钱拍了八分钟样片，拿着样片四处找投资人。投资人问：你到底要讲什么？张大磊无法回答，他想拍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气味。投资人笑：你这是拍电影吗？

张建华决定拿自己的60万投给儿子。不是因为他认可这个剧本，他也觉得这个故事太“流水账”。但张大磊一直耗在这上面，不拍就走不出来。“媳妇挣钱，他花。幸亏媳妇很支持他，要碰上别的家庭，那不翻了？净做梦。电影本来就是造梦嘛。其实造钱呢。”张建华说，“结婚几年了，一直没要孩子。说白了，养家糊口还得放在第一位。到一定时候你得考虑考虑这些了。”

张建华支持的目的是让儿子完成自己的想法，求个结果，不管结果是什么。“我想得最多的一个结果是，你自己留着看呗，因为你做的全是自我的东西。做完了，要不行，就老老实实干别的吧。”

另一件紧迫的事情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快要拆迁了。他们得赶在拆迁之前拍下那些老建筑。

你能在《昙花》剧组里找到张大磊各种人生阶段的见证人。制片人张建是他的高中同学，摄影师吕松野是他的大学同学，演爸爸的张晨是他玩乐队时认识的摇滚界前辈，演妈妈的郭燕芸是他拍婚礼电影时认识的客户，演儿子张小雷的孔维一关系稍微远点，是他同学的同事的孩子。

小雷与昙花合影

小雷一家住的房子是张大磊大爷家的，很久没有住人了，里面的装饰都没有变。郭燕芸看到输液管子编的小猫、小鱼，感觉回到了小时候。小雷一家三口，加上导演和摄影师，提前一周进了这个家。早上八九点到，换上当年的衣服，把手机放在一边，然后像90年代一样生活。打扑克、看老杂志、看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玩红白机上的卡带游戏。到中午做饭、吃饭、睡午觉。下午买菜、遛弯。晚饭后各自回家。

生活节奏慢下来。《篱笆、女人和狗》也不能一直看，他们便看楼下小商贩吵架，看下雨、水坑和房顶上跑着的猫。郭燕芸恍然觉得舒服。真正的1994年，她10岁，每天忙着赶作业，哪有这些细致的感受。

张大磊找的全是非职业演员。拍婚礼电影让他习惯于和非职业演员合作。“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价值，大家在生活里都是高手，都在努力生活，而不是表演。只要让他们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就能够接受，能够表达。这比表演好得多。”他的剧本里没有台词，只有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事。具体的台词大家到现场再不断预演、碰撞。爸爸说“人不要低下高贵的头颅”，妈妈无意间接一句“那就抬着吧”。大家都哈哈笑：这个好。这句就留下了。这正是张大磊想要的：剧组每个人都是创作者，大家合在一起创作，而不只是完成工作。

郭燕芸觉得张大磊应该是个不会生气的人。他会很细致地要求你，做不到他会心平气和地说，我演一遍，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更舒服？张晨觉得，即使在张大磊玩朋克的时候，他也是个很雅致的人，“特别懂得尊重别人，而且同时没丢了自己。”

快一点，慢一点

即使一度因为缺少资金而停工，张大磊仍然觉得整个拍摄过程都很美好。没想到，巨大的痛苦出现在了剪辑时。他把美好的那个阶段叫《昙花》，痛苦开始后的那个阶段叫《八月》。他按照剧本剪出了第一版，长达六个小时，他不想给任何人看，“我自己都看不下去。”

张建华一直担心儿子。拍摄时他去片场，跟摄影师吕松野说：可以摇得快一点。张大磊觉得不是，要慢，快了有些感觉就没有了。这次，张建华和妻子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一定要看看儿子剪出了什么。

看完后夫妻俩沉默，叹气。当晚，张建华要回北京。张大磊想送父亲去机场，又特别怕送。他们拦了辆出租车，张大磊想跟着去，最终还是没去。

小雷与爸爸吃西瓜 

张大磊几乎无法工作，他不知道怎么面对那六个小时。他决定不看它了。冬天的呼和浩特，零下十几度，张大磊把自己裹得厚厚的，随便找个小区或街边坐着，在外面一晃一天。他拿台小摄像机，每天拍一部小短片，每晚剪出来。他强迫自己忘记这部电影，去关注生活本身。

他拍摄水果摊和买水果的老人，拍摄楼下的人们玩雪人，拍摄万达广场的门帘不停开开关关，配上悬疑风的背景音乐，仿佛真的会发生什么。有时他也在家里拍，如何做一顿饭，配上字幕“洗白菜、宰白菜、炒白菜、放豆腐、小火慢炖。白菜豆腐汤，平淡有营养”。

他还拍自己和自己对话。一个坐花布椅子上，穿黑衣，戴鸭舌帽。一个坐沙发上，穿灰衣，换顶帽子。灰衣问：“你怎么打算啊，接下来准备干啥呢？”黑衣答：“当然是拍电影啊。还能干啥呢，就是拍电影啊。”两人絮絮叨叨一大通，第三天接着拍，终于说到拍《昙花》的初衷：“我突然会想到，哪怕今年春天的事、夏天的事都已经成了可以去回味的东西了。这是一直以来挺想要的味道。我不喜欢新的，不喜欢当下的东西。以前经常会想，为什么就不能着眼当下呢，像好多导演会关注当下的人和社会，但是我对这东西不敏感。”其实这也不算答案。

如此一个月后，张大磊觉得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动手了。他几乎砍掉了所有冲突激烈的场景，把它们隐入背景。他觉得自己还是更想要那个简单的安静的有点不真实的气质，而不是发生了什么故事。他把各段素材反复放进来、拿出去，想让感觉告诉自己，最舍弃不掉的东西到底是哪些。

后来，许鞍华评价：“张大磊的技巧蛮鬼魅的，本来应该很难‘骗’到我这样的导演，但他做到了。”张大磊对此笑言：“没有技巧，没有方法。我们现在太习惯于方法了，需要用方法和技巧去对待生活。如果没有方法，很多事情完成不了。但我不想这样，我希望用直接的感受去面对。”

电影是黑白的。剪辑完后，张大磊去补拍了一个彩色的尾巴。电影里的父亲离开制片厂大院后，到了外面做场工拍片。有人举着摄像机让他给家里的妻儿说句话，他忙碌中说“挺好的”。这个场景里出现的人都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老员工。张大磊一一请来他们，并没有让父亲出面。父亲在北京很久了。现在，反而是儿子跟这些退休的老人们关系更好了。

张大磊说，加上这个尾巴为的是不让人看完电影感觉父亲妥协了，遵从了。“我想让大家看到，他们是从容面对的，并没有觉得特别委屈，他们还是充满力量。”

有云的日子

3月22日，《八月》把电影的首映式做成了小剧场舞台剧。张大磊隐在幕布后，携乐队弹吉他唱了一首为电影写的歌《有云的日子》，结尾反复唱：“多想抬起头，有云在飘过。”这支乐队正是他婚礼现场的乐队。上台前，张大磊跟张晨说：“晨哥，我感觉今天我要结婚。”

2015年的八分钟样片里，张大磊在结尾写“献给记忆中的九四年”。正式版本里，改成了“献给我们的父辈”。拍摄到一半时，张大磊渐渐感觉到，小雷们不是那段日子的主角，父亲们才是。依照戏剧原则，主角得在事件之内，张大磊本来给小雷加了许多行动，后来又去掉了。“因为孩子做不了什么。孩子做什么就不对了。我越来越明白，我的寄托是在父亲身上的。”

现在张建华回呼和浩特，拿出手机叫车，好几次引来司机惊呼：“你这位老先生，还会用滴滴打车！”他一生都在不断学新东西。当年刚进制片厂时，他是录音车间的。几经转折，想学剪辑。他跟着北影厂的剪辑师打下手，挂名剪了第一部片子。回到内蒙，算是有作品的人，开始独立剪片。六七年后，他拿到了金鸡奖最佳剪辑奖。2000年左右，非线性编辑开始流行，以前的剪辑方式渐被淘汰，张建华跟了一部电视剧，学会了非线编。“我们有七八个剪辑师，因为不会这个，基本都被淘汰了。”

2016年3月，《八月》拍摄完半年后，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厂区被拆除了，办公楼、洗印车间、摄影棚、标准放映厅全被推倒。老职工们曾挂着大标语不让进，跟拆迁的人打架，称之为“护院”、“护厂”，但拆迁还是到来。张大磊每天拿着相机出去，拍下整个拆迁过程。9月，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被出让40年，价格2.88亿元，这里将成为“集影视、文化、体育、娱乐、商贸等为一体的文化园区”。“以前长影厂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厂也这样了。”张建华叹息。

舞台剧场，郭燕芸搬出一盆昙花，对着它大口喷水。昙花的位置紧挨着嘉宾席上的张建华，张建华没想起1994年那真实开放过的九朵昙花。“那是很平常的事嘛，就是日常生活。大磊对这个印象很深，但我们好像没记得那么牢。”

成人世界，要挂心的事太多了。比如，下个月，张建华的孙辈，张大磊的孩子，要出生了。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