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导演张大磊凭处女作《八月》获得金马奖最佳剧情片。这部电影没有剧情梗概，它讲述1990年代，讲述安静的生活，讲述变动，讲述父亲。张大磊的父亲张建华也是这部电影的出品人之一。这是一对有趣的父子。父亲待在外地北京，儿子待在家乡呼和浩特。父亲说快一点，儿子说慢慢来。父亲求新，儿子怀旧。
九朵昙花
63岁的张建华和35岁的张大磊都觉得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小学毕业那一年。
张建华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特别美好。他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样，四处疯玩，游泳、滑冰、打球、学各种乐器，自由自在。张建华小学毕业那一年，正是“文革”时期，他父亲是干部，被打倒关押，他瞬间跌为黑五类。外界的排挤让他自卑内向，也让他总想争第一。他给自己立下志向，好好学门手艺，绝不从政。
张大磊也觉得自己的童年生活特别美好。他住在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家属院里，放学回家可以随便敲开一家门进去吃饭。父亲张建华是剪辑师，规律地上下班。人们有时有晌地慢慢生活，6点钟该干的事，7点钟肯定干不了。张大磊小学毕业那一年，制片厂改成了股份制，打破了铁饭碗。张大磊发现父亲的空闲时间多了，话少了，还会失眠。院子里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安和醉酒。然后，父亲们结伴去外地找活干，常常不在家了。
2008年8月15日中午，张大磊坐在姥姥家的小院里，觉得自己度过了二十几年来最静的一个下午。风吹着葡萄叶，他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猛然发现自己太久没看到时间慢慢变化了。他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影视大学导演系毕业两年了，在北京从事影视行业的父亲会帮他联络些剧组的工作，他参加过几次后，不肯再去。张大磊不喜欢剧组的氛围，不喜欢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只为追求效率，追求完成。“当然那可能是对的，但我不喜欢。”他从北京回到呼和浩特，坐在姥姥家的小院里。小时候，姥姥在这里照顾生病的太姥姥。现在，母亲在这里照顾卧床的姥姥。就这样，生老病死，子子孙孙。张大磊又想起了1994年那个改变的暑假，他决定把这些写成剧本。
张大磊连跑带跳地回到屋里，跟姥爷和母亲讲想要拍这样的电影。他很兴奋，姥爷和母亲却很困惑，他们觉得这样私人的事情，太生活了，太平淡了，拍成电影没什么意义吧。张大磊想起1994年妈妈养过一盆昙花，在夏天的最后一夜，九朵同时绽放。邻居们纷纷来照相。张大磊穿着红格衣服，张建华穿着暗蓝衣服，蹲在昙花前合影。“昙花开放有意义吗？它还会凋谢的呀。但它就是一定要开放。它是存在的，存在得你不可能去忽略它忘掉它。”张大磊努力解释着。
姥爷终于说：好，真好。
非主流少年
张大磊留在了呼和浩特，他的父母待在北京，和常见的模式相反。
现在喜欢慢慢生活的张大磊，有着躁动的少年时代。小学家长会上，父亲张建华起来发言说，应该让孩子多玩，喜欢什么做什么。好几个家长起来反对：“你这样就把孩子放了羊！”“不是我们不想，是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像绝大多数母亲一样，张大磊的母亲希望儿子读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稳稳当当一路走下去。父亲却觉得，读不读重点不重要，顺其自然就好。那个少年时总想争第一的张建华退在了后面，那个童年时自由自在疯玩的张建华站在了前面。还有一层原因，以张大磊的成绩想读重点，得花钱，得找关系。对性格清高的张建华来说，做这些太痛苦了。这些痛苦后来都出现在了电影《八月》里。
张大磊进了一所普通初中。他训练足球，训练武术，疯狂爱上摇滚乐。他没考上高中，进了补习班。他在补习班里自己组乐队，任主唱和吉他手。乐队不只在校园演出，还真的进了呼和浩特摇滚圈，去酒吧演出。一年后，张大磊考进高中，但他发现自己不想上学，只想专心做乐队。这实在太偏离母亲的想象，宽容的父亲也觉得过了。两代人一次次对抗。结果，张大磊高中入学半年后，张建华领着儿子到学校，办了退学手续。“我妈绝不可能跟我去。我爸觉得，人心跑了拽不回来，与其赖着，不如彻底一点，认真干另一件事。”张大磊说。
在张大磊的想象中，专心做乐队就是每天做音乐、想音乐、讨论音乐。但真的退学后，他发现职业乐队，包括他向往的北京的职业乐队，也不是如此。“我突然觉得那也不是我想要的。我盼了好久的生活，原来那么陌生。”张大磊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正好有朋友说可以帮他去俄罗斯留学，他便去了。去哪儿都行，只要能改变一下。
张大磊去考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考试通过了，他却决定退出。因为他发现这里有太多的技能学习，每天得重复训练，不能由着性子。做乐队时，他就偏向朋克风，旋律简单，不讲技巧。很多年后，他回忆自己从音乐到电影，都延续着同一个美学观念：简单的、粗糙的、不刻意打磨的。
俄罗斯来都来了，总得学点儿什么吧。张大磊又去考了影视大学导演系，他刻意没选摄影系，因为摄影中有更多的技术、规则和参数。至于导演，他并不很清楚导演要干什么。但考进去以后，他觉得来对了。一年预科加五年专业，没有很多课程，没有教材，专业课是跟导师闲扯，导师和学生聊聊自己的观念态度。想写什么写什么，想拍什么拍什么。张大磊觉得与其说上了六年学，不如说在那生活了六年。
刚进导演系时，张大磊爱挑看不懂的电影看，觉得电影艺术应该特先锋，做些别人不会轻易明白的东西。老师让拍短片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便找间四周贴着海报的仓库，拿着小DV在地上打四个滚儿拍。直到看到特吕弗的《四百下》，他才猛然觉得电影应该本分简单点，想说什么就是什么，至于形式和思想，都应该是顺其自然带出来的。
把婚礼电影拍成警匪片
2009年，张大磊和朋友们攒起一个拍摄婚礼电影的团队，叫“光影旅店”。以今天的眼光倒回去看，这个团队阵容十分豪华。总编导张大磊，处女作《八月》拿了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总摄影师吕松野，两次入围金马奖最佳摄影奖，拿过亚太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特别奖。后期剪辑指导张建华，1996年就拿过金鸡奖最佳剪辑奖。
“光影旅店”没有真的运作过，只有架子空搭在博客上。张大磊还做过一个“大青年”，一个“突破映画”，都拍婚礼电影。其中“突破映画”生意颇好。
张大磊强调“婚礼电影”四个字，而不是更常用的“婚庆摄像”。区别在于，“婚庆摄像”只是跟拍婚礼当天，而“婚礼电影”是原创故事短片，一般在婚礼现场播放。张大磊先约两位新人聊，看看他们本身有没有什么构成剧本的元素，没有的话就谈理念，再由张大磊出剧本、画分镜头。录音师、场记、制片、美术、服装……编制完整的剧组，正儿八经拍一个几分钟的短片。筹备期一星期，拍摄期两天，后期制作20天。张大磊真的当作品做，细细打磨调色，甚至每个片子都做出风格迥异的片头。
导演张大磊与群众演员对戏
他给自己的婚礼也拍了一个，叫《大磊的初恋》。张大磊穿着校服背着琴，头发胡乱支楞着，猛然在大街上亲媳妇一口，然后骑着自行车跑掉。花絮里，朋友嘲笑他：“满脸全褶子。”张大磊翻个白眼。媳妇忙问：“我呢？”得到回答“你还行”。
讲起那段日子，张大磊语气里完全没有熬拼生活的苦涩，或服侍客户的无奈。“做得太开心了！那个创作的感觉特别自由。”
“客户不会提很多要求吗？”
“我都可以满足，超乎他们意料地满足。”张大磊回答。大概太满足了，客户们都成了他的朋友。“甚至是特别好的朋友，有事马上到的那种。”
张大磊给自己署名“张不大”。婚礼电影并不限于爱情故事，他甚至能拍警匪片，满满的悬疑气氛。或者定格动画，片头是“突破映画美术电影制片厂”。客户郭燕芸结婚，写了很多版本的故事，找几家婚庆公司都拍不了，直到找着张大磊。张大磊把她写的清朝、民国、现代混杂的故事简化成一个农村小故事。郭燕芸梳着两小辫乐呵呵拍了，觉得拍电影蛮有意思。后来，郭燕芸成了《八月》里的主演妈妈。
婚礼电影谈不上挣钱，因为张大磊把制作周期拖太久了。为了收入，张大磊偶尔也做婚礼跟拍。“别人特别有方法，有套路，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拍哪儿。我一直跟着拍。我一天可能用六盘磁带，婚庆公司可能用半盘磁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