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国新型城镇化显示出更加理性的发展态势，在城市群、综合试点、特色小镇、落户政策、住房政策等方面都呈现一些调整，这种转变正在为下一个阶段新型城镇化长远发展积蓄动能。2018年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指引下，抓住关键点，久久为功，持续推动新型城镇化在前行中提质。
城市群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规划和建设好城市群一直是近年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抓手之一。2017年出台了北部湾城市群的规划，编制完成了关中、海西、兰西、呼包鄂榆等省级行政区城市群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已初步成型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由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编制的山东半岛、黔中、宁夏沿黄、山西中部等省内城市群规划加快推进。根据计划，年内要完成所有城市群规划的编制工作。
表1 部分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安排一览表
随着城市群规划建设的推进，社会上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群形成和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不是靠长官意志把几个城市圈起来就能形成，而地方政府也抱怨，落实城市群规划中缺少抓手，没有具体的项目和政策支持，没有有效的绩效考核和激励，规划落实有很大弹性和主观性。一时间，关于城市群的内涵、城市群规划的作用、编制重点、实施路径等的讨论又多了起来，为此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快城市群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对上述概念进行了澄清，提出了“七方面重点任务”，描绘了城市群规划的重点内容。
不同于此前城市群规划交通、产业、生态“老三篇”，2017年城市群规划无疑更有“个性”，在立足区域特征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体现中心城市枢纽作用的发挥、参与国际竞争、推进协同创新等新的时代要求。比如北部湾城市群规划突出了“陆海统筹”、海西城市群规划突出了“两岸合作”、天山北坡城市群规划突出了“一带一路”和边疆地区、关中城市群规划突出了“军民融合”等不同题材，在不断探索中呈现出城市群不同的特色。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手之一，从2015年开始，国家先后推出了3批248个试点，涵盖了省、副省级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区、县及县级市、镇等不同行政单元，一些省份还推出了省级试点。关于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也一直伴随着不同的声音，特别是在前两批试点推出后，一些学者认为，试点数量过多，以至于中央层面指导不过来，地方政府认为试点缺少政策和资金支持，许多领域探索都受到法律或部门规章限制，以至于试点工作受到很多束缚。
伴随着这些声音，2017年的城镇化试点在理性中调整，在理性中向纵深推进。年初开始启动的第三批试点已经显示出多个调整：
一是
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在第三批111个试点中，70%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二是
向中小城市、县、建制镇的倾斜，县级及以下试点占到了77%（85个）；
三是
重点向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和国土部的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三权分置改革等试点县（市、区）倾斜；
四是
试点内容上更加具体，从起初的“人、地、钱”向城镇体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文化传承等领域拓展。
表2 三批新型城镇化试点内容对比
2017年是第一批试点的收官年，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每一项试点任务都涉及到多个部门，单兵突进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越来越依赖多部门联动；有些试点在特定领域取得显著成效，比如辽宁海城的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并不是成为试点后的2-3年能实现的，而是在该领域长期、持续探索和积累的结果。通过第一批试点评估，发现了一些新问题，为下一步政策调整做好了储备，包括进一步整合部门力量、支持一些地区开展持续性探索等。
特色小镇建设更加突出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和产业特色
特色小镇继续成为新型城镇化中的一个亮点，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17年住建部推出了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值此，总数量达到403个，国家体育总局也推出了96个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与此同时，在特色小镇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概念不清、定位不准、急于求成、盲目发展等问题，出现了政府债务风险加剧和房地产化的苗头，这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关注，国家发改委、新华社等机构开展了多次深入调研，经过大半年的持续讨论，社会各界对特色小镇的态度日趋理性。
2017年底，四部委出台了《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特色小镇政策发生重大调整。《意见》从城镇化规律、供给侧改革高度，针对下一步特色小镇发展，提出了十条重点任务，包括强调因地制宜，中西部地区不能脱离实际照搬照抄；注重打造特色，防止内容重复、形态雷同、特色不鲜明和同质化竞争；留存原住居民生活空间，防止将原住居民整体迁出；避免政府大包大揽，鼓励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牵头打造；实行宽进严定、动态淘汰的创建达标制度，取消一次性命名制。从规范的角度还提出了“四严”：严防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房地产化倾向、严格节约集约用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
《意见》反映出几个方面的理性。
一是
强调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的区分，前者重点是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后者则主要是侧重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优化提升。
二是
强调统一认识，强调了对特色小镇的概念、定义和发展路径统一认识、明晰概念。
三是
强调市场力量，要防范政府债务风险，引导大中型企业作为开发主体。
四是
注重创新，包括产业结构上的创新，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尽管2017年理性过后的特色小镇发展热度会有所降低，但长远看，有利于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农民工落户更加突出人的需求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推进农民工落户是新型城镇化的一项重点工作内容。过去几年，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确定的目标，把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作为主要指标，要求各地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围绕长期进城、举家迁徙、新毕业大学生等重点群体，积分落户、居住证制度等也在加快推进，年落户人口超1300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很快。而在2017年，学术界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快速增长提出了质疑，我们经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镇化率的统计中，统计单元城乡代码调整的贡献比较大，导致城镇化统计结果有“水分”，在一些地区，代码调整对城镇化率的贡献在 30%-40%。
2017年的农民工落户工作更加理性，不再一味追求落户数量，而是把“人”作为核心，政策着力点放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上，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微观举措的创新，解决农民工落户中的具体困难。比如河北石家庄设立“社区公共户口”，解决了自由从业者无集体户可落的问题。绝大多数县城和小城镇全面放开了落户限制，一些城市中心城区没有完全放开，但提供了子女就学等基本公共服务。此外，一些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功能疏解中的做法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有力度也要有温度”成为普遍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