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高考语文科目中有个问题一直引起关注，甚至是过度关注与解读，即中、高考所选的现当代作家作品，往往会出现两种让作家和大众都不满的情形：一方面一些解读者认为命题者对作家作品进行删剪与改编，是对原作品的“再度创作”，使作品偏离原意甚至失去了原意；另一方面认为命题者所提供的答案超出作品原旨原意，甚至作家本人也答不出来。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
如果读者对中、高考现当代文阅读理解题型比较熟悉，就会发现长期以来有这样两种待遇不同的情形：如果是现代名家名作，如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则试题在进行语篇选取时基本不做改编；而如果是当代作家（一般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家）的文章，则剪裁与改编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鲁迅、巴金等名家而言，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高考命题所选用的作品，已经具备了权威性、经典性或者准经典性，不便轻易更改；同时，他们的作品发表时间大多在20世纪上半叶，正处于文言文与白话文的交接过渡阶段，因此作品中往往呈现出文白相杂与词语不定的特征，如“的”“地”“得”的混用，以及“绍介”“打谅”“遭塌”“捉摸”等现在看来不规范的词语出现，也无法一一修改。因此，在用到这些名家作品时，便一般不做更改。但当代作家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作家的作品，大多不具备权威性与经典性，而且有些存在少量语法错误、语意复沓甚至有错别字等现象，如果不加以剪裁或修改，不仅会对考生阅读造成障碍与误导，而且也容易在考后产生舆情，被认为是命题错误，所以对他们的文章做部分修改，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就其文章整体理解而言，仍然需要不失原意，不是改写与改编，更不是误解与曲解。
至于对这些文章的阅读理解，命题者给出的答案，作家本人认为超出其创作意图之外，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例如，2020年河南中考语文试题中，现当代文阅读所用语篇选自笔者的散文《无言丰碑的孔夫子——我的太爷老师》[3]，命题者给出的答案也有个别超出作者本人意料，但笔者认为也是合理合情的。有些问题是作者在创作时并没有想到的，因为创作过程很多时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与流淌，也是一种语言的自然生成，并不会去想文章被试题选用后会怎么设计问题；如果这些试题是根据语言与逻辑的固有规律来命制，那么尽管作者没想到，但也必须认同，这就是“命题者比写作者还明白”的现象，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参考答案的客观合理，是考试公平公正的保证，而不依赖于选文作者是否认同。如果命题者遵循语言、情感与思维的固有规律，合理地给出答案，作者本人不认同，则意味着作者心中所想的和最终呈现的文章并不完全一致，读者无法由其言而揣测其意。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也必须认同，因为考生在考场上只能通过作品的语言与逻辑来推理思考得出答案，而不可能去求证于作者。
换言之，自古以来对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解读，原本就无定说，作者的文章一旦公之于众，如何理解就不由得作者了。否则，如果每首诗、每篇文章都有定论，那么诸如李商隐的《锦瑟》、曹雪芹的《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作品，就不会至今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因为越是经典的作品，往往越具有更多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这恰恰也是经典的魅力之所在。当然，无论怎么理解，也仍然是“哈姆雷特”，如果理解成“罗密欧”，那就是真正的曲解。但这种答案的非唯一性与多样性，非高中生知识与能力所能达到，属于大学生与研究者所要面对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