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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复其首也。”
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
胡适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李克强总理也曾说：“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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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54年出生至1879年自英国回国服务，属于青年探索学习时期。第二阶段从1879年至1900年，严复除了短期在福州船政学堂教书外(1879-1880)，主要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席。也是在这个时期，严复经历了宦海浮沉，投身翻译事业，终而跃居中国知识界的''第一流之人物''，可谓严复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三阶段从1900年至1921年，他在京沪等地从事各种文教工作，至晚年退隐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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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译八大名著
严复所翻译过的西方著作众多。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他于1897年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原著对英国的影响。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再次将中华民族推到了危亡的关头，有识之士们都害怕自己被国家淘汰。然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如同一记当头棒喝，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一些青年甚至因读此书而发奋立志，如胡洪骍读了《天演论》后就改名适之，后干脆直接叫“胡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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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严复更是潜心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又先后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和《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它们与《天演论》一起，被称之为“严译八大名著”。其中又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和《名学》最著名，影响最大。严复的这些译著，比较系统地向中国知识界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政治制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新成就，从而对中国近代社会起了广泛的影响和启蒙作用，开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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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信、达、雅
严复是启蒙思想家，又通晓英语和西方各国国情，翻译的这些著作都是经过他精心选择的，差不多每一本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早期思想学说的奠基之作，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同时，他又是一位古文家，这些译著都是用桐城古文翻译的，加上他精心的技术处理和特殊的文章风格，使他的译著文笔优美，语言古雅，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得到文学界的一致公认。胡适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严复在翻译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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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信”，指的是译文要忠实于原著，要准确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所谓“达”，指达旨，即译文既能保持原著风貌，又适合中国的阅读习惯，通顺畅达。所谓“雅”，谓译著语言要驯雅，既简明扼要，又生动形象，富有文学色彩。严复还强调，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为因果，缺一不可。尽管就连严复都说这三点是译文之大难事，很少有人能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但此说一出，立即得到翻译界的一致公认，并将它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时至今日，信、达、雅依然是大多数译者心中所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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