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尹伊文】
美国的国会和中国的人大都是立法机构。美国的议员是各州的选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出来的，中国只是在最底端的县、乡、镇等基层人大实行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全国人大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大代表，则是通过间接选举方式，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
西方的政治理论非常强调一人一票选举的重要性，认为这样的选举可以产生“人民问责政府”“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效果，因为议员是人民直接选举的，他必须向人民负责，否则他就会被“选下去”，人民问责的结果将促使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
笔者在《民主故障频发，下一步是“优主”吗?》一文中指出过“人民”概念隐含的问题：人民是无数个人的集合，这些个人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和意见，“人民利益”其实是很多互相冲突的利益。在分析“人民问责促使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时候，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人民”。
在一人一票直接选举的制度中，问责政府的是很多的群体，是不同的集团，他们有各不相同的意见和利益，政府难以对互相冲突的利益都负责任，往往是对一些集团的问责很负责，对另一些集团的问责不负责。
从美国的政治实践来看，美国政府对不同集团的问责就很不相同，这突出表现在对游说集团的诉求回应上。最明显的例子是对华尔街游说的回应，美国政府非常负责任地回应了华尔街的问责，为金融集团的利益进行了很负责任的服务，但对大众要求严惩金融危机肇事的银行领导人的诉求则回应冷淡。这个现象已在美国舆论中被表述为“政府为1%服务，不为99%服务”。
公共选择理论诠释问责悖论
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产生了“为1%、不为99%”的结果，这似乎是问责悖论，在理论上说不过去，因为当大多数人看到政府不为他们服务的时候，他们应该能够把这个政府“选下去”，他们毕竟握有大多数选票。关于这个现象，可以从集团化的民主参与活动的视角来分析，有不少学者作过相关的研究，其中奥尔森[1]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
关于集团活动与执政影响之间的关系，奥尔森用公共选择理论的方法追踪研究了美国的游说活动，根据大量的实证材料，他总结出如下的规律：成员数量少的“小集团”具有更为强大的游说活动能力，而成员数量多的“大集团”游说活动能力则相对较差。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人有“搭便车”的心理，集团中的成员大多数都不想自己付出代价，而想“搭便车”来坐享其成。当集团要游说某项政策的时候，若游说成功，所有成员都能获利，无论其是否积极投入游说、是否为游说付出代价。
因此，如果是成员很多的大集团，成员觉得有这么多其他成员，总会有人出力去“开车”，自己出不出力影响不大，正好可以乘机“搭便车”，结果大家都不出力，使得游说活动软弱无力。但是，如果是成员很少的小集团，其中成员都知道，若自己不出力开车，别人也不会出力开车，所以要大家联络好一起出力开车，使游说活动能够顺利开展进行。另外，由于游说成功后的结果是由集团成员分享的，小集团成员少，每个人能分享到的份额就会很大；大集团成员太多，每个人能分享到的将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甚至亿分之一，这种利益差异使得小集团成员比大集团成员更有利益驱动力。
奥尔森的理论解释了1%和99%的现象，华尔街的金融集团是1%的小集团，他们积极游说金融“去管制”政策，他们知道，一旦游说成功，每个成员都可能增加天文数字的利润，而且他们人数很少，都知道自己的参与会直接影响游说的效果，没有什么便车可以搭。而99%的普通民众大集团则很不相同，他们若想游说“反对去管制”，首先每个人能从游说成功中得到的利益不会是天文数字，其次人数众多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性，都想自己不出力，等着别人出力来坐享其成，因此“反对去管制”甚至很难形成强有力的游说组织，更遑论达到成功的游说结果。
Mancur Olsen
根据“成员数量少的小集团具有更为强大的游说能力”的理论，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暗含了一个“不为人民”的机制，因为“人民”是一个大集团，是敌不过小集团的游说能力的，只要允许言论自由的游说活动存在，政府的立法决策就很可能有利于小集团的利益，而不利于大集团。
克服阻碍改革创新的障碍
奥尔森在创建理论的时候是立足于对现实的观察，并且获取了大量实证资料，而不是仅凭形而上的完美逻辑推理，因此他能够挑战“民主选举的问责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深蒂固观念，创新出更为符合现实的理论。未经实践检验的根深蒂固观念是阻碍改革的大敌，福山近来也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近年的著述中，他探讨了政治衰退的问题，指出要想克服政治衰退，就需要对现存制度进行改革，而改革面临的一大障碍就是根深蒂固的现存观念。
福山指出，目前美国的根深蒂固政治观念是“民主参与”“政治透明”，因此只要一提改革，就只会从增加“民主参与”和“政治透明”的思路来考虑，认为要克服政府的机能障碍，需要设置更多的参与途径、增加更大的透明度。但是，从政府各个机构的现有表现来看，并非是“参与多、透明高”的机构就能够降低机能障碍。
福山引用了一项调查，是对政府的15个机构的表现评价，其中表现最好的三个机构是：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航空航天局、军队；而表现最坏的机构是：国会。这三个表现好的机构都是极少民主参与、极低透明度的；表现最坏的国会则是最多“民主参与”、最多“民主问责”、最多“政治透明”的。[2]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妨碍了创新的思路，阻碍了体制的有效改革。
为什么人会固守根深蒂固的观念呢？为什么不能通过现实检验来更新自己的固有观念呢？心理学对这个问题有很好的解释。
根据神经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人类的思维是具有“格式辨认”（pattern recognition）的特点的，人可以在没有明显格式的杂乱无章信息中识别出“格式”来，而且会对格式产生真实的感觉，认为这些格式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这些格式化信息经过大脑的处理，会在人脑中构建出一个“内在现实模式”（internal model of reality），这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是人自己认为的现实，人相信这个“内构现实”就是客观现实。
这种思维认识特点既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力量，但也会给人类造成陷阱。其力量是，纷乱复杂的现实世界通过格式化变得易于认识了，人超越了杂乱的现实，发展了创造性，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人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其陷阱是，如果人脑构建的“内构现实”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不现实认识”的指导下，人不仅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会被导入歧途，跌入陷阱。要想避免陷阱，需要对头脑中形成的自认为现实的“内在现实模式”进行“现实测试”（reality test），以便否定“不现实认识”，从而构建更为符合现实的“内构现实”。
否定头脑中的“不现实认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人类的大脑具有对“内构现实”灌输“意义”和“情绪”的功能，那些自认为是代表现实的理念一旦形成，就会被赋予意义，会获得情绪化的感觉，使人对其执着。
用心理学的“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的理论可以进一步解释这种执着现象，因为认知失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是由于两个互相冲突的信念同时存在而引起的，譬如某人原来相信“地球是平的”，如果新的现实信息形成了“地球是圆的”新观念，此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情绪。人具有强烈的心理需要，渴求摆脱认知失调的不愉快感觉。
为了克服认知失调的这种不愉快情绪，人很可能会抵制新观念，因为旧的信念已被灌输了意义，已经具有了情绪化的感觉，使人从情绪上不愿意轻易割舍。因此，很多人就会抑制、回避、扭曲对自己信念进行的现实测试，并且想方设法来使自己的信念合理化，以便克服因信念冲突引起的认知失调感。
心理学家指出，绝大多数的时候（高达95%），人是不能够仅仅凭借理性来改变自己固有的行为，因为那古老而原始的情绪力量太过强大，而进化后期才形成的理性思维，是需要耗费很大的心理警觉和能量消耗才能进行的，因此，人很容易跟着情绪走，只有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才能抵御情绪的控制。
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现象，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作过很多研究，他也指出，人往往会受情绪的影响而对自己的理念结论过度自信，以至犯下种种错误。[3]
认识到人类思维的这种重情绪、轻理性的弱点，在分析体制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警醒，不要让根深蒂固的观念左右了我们的思维，使我们不能坚持用现实来检验我们头脑中的“内构现实”，使我们不能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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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M ·奥尔森（Mancur Olsen，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其研究对政治学有巨大影响。
2.参阅福山（Francis Fukuyama）：《政治秩序和政治衰退》（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纽约，2014年。
3.关于人类思维的重情绪、轻理性问题，请参阅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1934-）的《思维：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社，纽约，2011。他是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