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首发 | 岳永逸：天眼、日常生活与街头巷尾

文 | 岳永逸

不知不觉间，以安全的名义，摄像头、监视器遍布了大小都市的每个角落，而且还有了“天眼”的美名，神圣而华丽。商场、超市、图书馆、博物馆、书店、教室、医院的挂号大厅、公寓和宾馆的廊道、停车场、车站、机场……凡是人群可能汇集的地方，还有载人的电梯、地铁、公交甚至出租车等设备内部都有或明或暗的摄像头。一度，在大学女生宿舍廊道安装的摄像头还引起了人们的热议。

深圳街头安装的20万个摄像头（来源：晶报）

因应高科技而生的现代民族国家以治理、服务尤其是安全的名义，大大方方地让全能的摄像头切实有效地监视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任性地逼视着每个个体。这营造了一种以不信任和不可信任为底色的社会环境与人情世故。反讽的是，天眼并未让安装者和享用者的安全感、信任感比前天眼时代更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不但是现代都市人永远的神话，也是一个冷笑话。

作为以科技为核心的现代性战无不胜的物证，摄像头、监视器反而使人人自危，并强化着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给人们原本可以有的包括试探在内，从陌生到熟悉的正常交往、情感交流造成难以泯灭的心理阴影。在以摄像头、监视器、窃听器为日常生活器具的当下，如鸡、蛋互生，监视与反监视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正义与邪恶、正用与反用皆在一念之间。

这些是现代性的负面表征，是当下都市生活方式所主导的文明世界的阴影，是“让生活更美好”的现代城市的阿喀琉斯之踵，是心知肚明的现代都市人的羞处：人人盗跖，而非尧舜！基于不信任的互相监视成为都市日常生活中整体性的社会事实。在这种语境下，重新阅读威廉·霍林斯沃斯·怀特（William Hollingsworth Whyte，1917-1999）的《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 ，1980）就别有意义。

二    笑意盈盈的街头巷尾

怀特的小城市空间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街头巷尾、房前屋后、凉亭廊道、街心花园这些为更多的普通市民共享的日常空间。在该书的末尾，对自己“赞美”的小空间，怀特有明确的描述性定义：

小空间的乘数效应是巨大的。这种效应不只是就使用这些小空间的人数而言，实际上，还是就经过这些小空间的人的感受而言的。很多人不过是路过那里，他们很喜欢这些小空间的感受，或者更多的人觉得城市中心有了这些小空间，感觉更好。对一个城市来讲，这样的小空间是无价的，无论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这些小空间是由一些基本元素组成的，它们就在我们面前。

简言之，怀特瞩目并希望一座城市能够有的更多的小空间是人们愿意停留并享用的“人性化的空间”，是可以让使人感到不舒服甚至窒息的城市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的空间。正如威廉·K.赖利在该书“序言”所解读的那样：小空间是有益身心、感觉幸福，从而让人“笑意盈盈”的地方。那么，怀特是如何细化他所定义的体现城市价值、让人可以舒心生活并留恋的小空间的基本元素的呢？就类型而言，怀特将小空间分为了广场、迷你公园、街头、室内、大厅以及商业中心等。就这些小空间是否一个值得称道并被不同人享用的空间，在长久、精细的观察基础之上，怀特强调常人不以为意的坐凳的设置、阳光、风、树、水、食品、有效容量，以及愿意停留其间的女性的比例等微细指标。

作为在美国甚至西方世界都有深远影响的城市思想者，小空间的日常生活样态是怀特思考城市的出发点。对于怀特而言，城市中的小空间最能显现个体的自由、价值与意义。在相当意义上，正是诸如怀特这样驻足于城市小空间，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思考警醒着美国的大小城市的规划与设计，还为“二战”后美国城市的整体转型打了一剂维生素。

怀特：《有组织的人》（Doubleday; Clean & Tight Contents edition ，1956）

其实，怀特并非学建筑与城市规划的专家，而是不折不扣的社会学家。一九五六年，怀特就以《有组织的人》（ The Organization Man ）这本书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关注。在该书中，他指出，作为关键因素，住宅、停车、院落和公共空间的布局有助于表达友善或隔离的情感，从而促进或阻碍社会交往。自此，人们如何在共享空间中相互交往成为怀特一直感兴趣的话题。“二战”后的美国，其社会变迁与转型充分体现在因应战时经济的转型而对城市及其功能的重新定义。正是在此社会进程中，大批学者对城市，尤其是公共空间的本性——城市应该是可以安然、惬意地生活与人性化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个议题上，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1916-2006）无疑是怀特坚定的盟友。在相当意义上，雅各布斯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1961）以其直观的感受、细腻的观察和率性的笔调，给处于转型之中的美国大城市指明了生路。

简·雅各布斯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与《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温文尔雅、有理有据的娓娓道来不同，体量要大得多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意气风发的，甚至有些张牙舞爪。它振聋发聩、攻势凌厉地对当时占据着主导位置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雅各布斯对强势陈说的批判同样是基于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观察，而非八股式的学术史梳理与专业名词的定义堆砌。

作为全书的基石，雅各布斯正是通过对人行道的观察、解剖来警示人们重新认识城市，给城市定义并赋予城市以意义的。在雅各布斯看来，传统的老旧街区，尤其是一个有活力的，让居住者觉得舒适、安全的老旧街区，其核心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人行道及其日常生活。相对宽敞的人行道给小孩以运动、游戏的活动空间，也让这些小孩处在两侧房里成人友善的关注之下。居民熟悉的家门口、街道边的杂货铺之类的小商店店主不仅是生意人，其全天候的营业对其所在街区生活形成一种天然的维护。因此，雅各布斯将人行道之于城市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从安全、社会交往和孩子的同化三个角度系统诠释有活力也让人觉得舒适的街区实则“熟人社会”的本质。

其实，“二战”后美国社会的转型，在不同学科都有广泛的回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眼前的日常生活，让更多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好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在美国学界，街头巷尾的日常生活在“二战”前就成为学界新的热点。一九四三年出版后又不断再版的威廉·富特·怀特（William Foote Whyte, 1914-2000）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直接凸显的是“街角”之于城市社会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深入的观察与诠释，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达到一个高峰。在主要以都市日常生活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美国民俗学界，理查德·多尔逊（Richard Mercer Dorson，1916-1981）也在一九五〇年创造了“伪民俗”（Fakelore）这个词。换言之，对美国城市日常生活演进的微观察，从街头巷尾入手的怀特和雅各布斯并不孤独，他们并非艰难地逆流而行，而是明敏地顺应了时代潮流。

《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三    市井的悲情

正是因为怀特的小城市空间打量和雅各布斯的人行道细读，扬·盖尔（Jan Gehl）在其名著《建筑之间的生活：使用公共空间》（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1987）中提出的“建筑之间”这一相对抽象的学术语词也有了学科史上的位置，直至这位著名的丹麦建筑大师以“人性化的城市”（Cities for People）来作为其二〇一〇年新著的书名。然而，如果回到传统中国，我们发现在相当意义上，以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六大古都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城市不但有着“明堂”“龙脉”等天命风水观左右的魂魄和肌理，是天、地、神、人的合一，而且还有着浓厚的抒情味与市井味。

扬·盖尔（Jan Gehl）

鼎鼎大名的《清明上河图》是作为宫廷画师的张择端因颂圣而对开封繁华市井生活的职业化的精心“实录”。这为后世了解那个年代的都市生活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直观的便捷入口。与此不同，同样以亲力亲为者的身份，用文字记述宋代都市生活的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则将对中国城市生活悲剧性抒情的浪漫主义叙事传统推演到极致。当然，这一频频回首的温吞传统实际上可以远溯至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到唐代已经蔚为大观，《教坊记》《羯鼓录》《乐府杂录》《北里志》以及《明皇杂录》《开元天宝遗事》等大抵都是这一套路。今人王世襄的《忆往说趣》《自珍集》、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齐如山的《北平杂记》、白铁铮的《老北平的故古典儿》，直至诗人北岛的《城门开》都有着这种审美式恋旧。这种审美化“城愁”的古典传统，同样体现在鲜活明快的记述都市市井风情的众多竹枝词之中，也散见于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的日常书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