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蝼蚁？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到底怎么样？

执笔记者︱刘诗平、李柯勇、王清颖

参与记者︱林晖、王丽、邹欣媛、周相吉、梁军、夏军、杨洪涛、陈地、李亚楠、马姝瑞、侯文坤、李丹。 本文为新华全媒头条·扶贫调查

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

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７０１７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７．２％。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6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甘肃省东乡县柳树乡红庄村，村民马他非勒将手伸进已经裂缝的墙体，因为没有钱整修，一家人至今住在危房里（3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９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３０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图为3月25日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拍摄的画面。马依村海拔2600米，土地贫瘠，与乡集镇相距12公里，道路崎岖。全村135户，729人，绝大多数村民至今仍生活在人畜混居的石板房里。 新华社记者 陈地 摄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４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３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５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１０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３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４５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１４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的几名孩子站在村里的一处空地上（3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地 摄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６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５０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５００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 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弄哄组，66岁的村民蒙二妹站在自家居住的房屋前，她和儿子兰金华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3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一盏昏暗的灯泡下，柴草、杂物、简单的农具堆在一起。长年烟火凝成的一条条黑毛絮从房顶、木架上垂下来。角落里篾片围成的两个小窝，就是母子俩的“卧室”。

前一阵房顶漏雨，兰金华只好到隔壁弟弟家打地铺。 弟弟的房子是几年前政府补贴２万元建的砖房，但至今没有门板，只挡了块竹编的薄片。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这是3月28日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拍摄的一户民居。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居住。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在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７８岁的汪达开住的石屋已建了三百多年，一面墙已消失，仅剩三面，如一个横放的“Ｕ”形，正对着长长的巷道，积雪和冷风直灌进屋。

——吃饭。

在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污生村加堆寨，记者去了乡人大代表、５１岁的村民组长龙老动的家。一只白色塑料桶里有五六斤猪挂油，就是全家３口改善生活的美食了，做饭时切一小块，在锅里擦一擦，就算是有油了。而大部分时间，就是清水煮野菜。

记者正在采访，忽然有人拎来一只大公鸡。原来是龙老动要留我们吃晚饭，他家没有鸡，就跟邻居借了一只，准备杀给我们吃。他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却要杀鸡给我们吃。谢绝时，记者的心情实在是难以描述。

他那台电视机是全寨１９户、６７口人唯一的电器，不是买的，而是社会捐赠的。他的卧室没有门，只挂了块塑料布，被褥下铺的是一层散乱的稻草。

在西南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山区，仍有季节性断粮。政府给每月每人３０斤救济粮，有些村民还是不够吃，只能跟亲友借，来年打了新粮再还上。

石漠化山区石多土少，土层瘠薄，土下是喀斯特地貌“漏斗”，存不住雨水。每年的收成都很微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３４户，只有１．５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这是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户人家的房屋内景（3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饮水。

宁夏西吉县向来干旱少雨。王民乡下赵村马虎钢平时拉一次水，来回要跑４０公里，一次拉两大桶，大约一吨，能吃半个月。一吨水４元，拉一趟水油费就要十几元。“还不敢拉太多，放时间一长，水就不能吃了。”

在湖南保靖县木耳村３组，寨外路边有两处用石块砌成的小窖，泥土和石缝间渗下极细的水流，这就是数百村民的救命水源。旁边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蹄印，牲畜粪便随处可见。

７２岁的村民向远华说：“一连晴几天就没水喝，只能去几里外挑水。因为缺水，前年庄稼颗粒无收。”

——出行。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云南怒江州泸水县古登乡念坪村的大山太陡了，耕地坡度竟达８０度左右，几乎是“挂”在山上。在攀登过程中，村民指给记者看路旁一个坟丘，那里埋的是一个不小心摔死的村民。而牛、马摔死更是时有发生。人们说这里是“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

去年，同属怒江州的贡山县独龙江乡７９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７．７６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６．６８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３．７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有的地方仍以溜索为路。在云南福贡县马吉乡桥玛嘎村，记者看到，一条颤巍巍的钢丝绳横亘几十米宽的江面，十多个大人小孩正排队等着过索，这是全村百来口人进出的唯一通道。１２岁的小学生余强已是溜索“老手”。他把索扣往钢丝绳上一卡，溜绳一端固定，一端兜住大腿和腰，挂上书包，脚一蹬，腿一曲，顿时凌空飞向对岸，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危险。

在云南省怒江州福贡县木克基村，一名孩子趴在床上做作业，她的家里没有桌子（3月28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小七孔，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旅游旺季总是游人如织，甚至常常人满为患。然而，景区５公里外便是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极贫区。

菇类村，全村３５７户，除一户开农家乐外，几乎再没有人依靠景区发家致富。当地特产瑶山鸡肉香味美，也一直没有打开近在咫尺的市场。

全村１２００多人中，有１１００多人是文盲、半文盲。多数村民至今不会找、也不敢找市场，只能靠种田维持温饱。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５０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５个。东乡县有个村庄５００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甘肃省东乡县龙泉乡北庄湾村小学，学生们在上数学课(3月16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各地都已较为完善，免学费、营养午餐等措施更让无数孩子受益。但是，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４０斤。男孩１２岁，女孩１０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出头，非常瘦小。那天本该上学，但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去乡里开会了，孩子们只能停课。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４０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黔东南州从江县下江镇高坪小学，学生们在临时搭建的活动板房里上课，这里是教室兼寝室，前半部是课桌，后半部是上下铺（3月26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一个关键指标，就是７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能否走出“锅底”。

无疑，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自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４年，中国７亿多人成功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目标的国家。然而，越往后，扶贫难度越大。构成最后贫困堡垒的，都是已经多年努力仍难以根除的顽疾。

“贫中之贫”，面对的是“难中之难”。

“十三五”最后一年，恰是２０２０年——这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

时间紧迫！要用５年时间攻克这样一座堡垒，唯有采取超常的手段。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６月１８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吹响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号角。

两条相反曲线折射扶贫难

邓迎香，一名４３岁的农村妇女，因带领村民１５年凿通一条出山隧道，被赞为“当代愚公”。

她居住的贵州省罗甸县沫阳镇麻怀村翁晶组被大山包围，太阳上午１１点才露头，下午３点就下山。她女儿上小学，每天要走６小时山路，还都是陡峭的险路，前后摔死过二十来头牛、马。所以，村里娃娃１０岁才上学。

行路难，成了全村脱贫的“卡脖子”难题。

建材运不进来，村民只能住破旧的木板房。而山里的物产运不出去。有人想卖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轮流抬着，手脚并用地爬山六七个小时，才抬到公路边。卖掉之后，还要请帮忙的乡亲吃顿饭。算下来，“肉价卖成了豆腐价”。

１９９９年，穷怕了的村民决心自己修路。男女老少挥动洋镐、大锤、钢钎，点着蜡烛挖隧道。山太大了，进展缓慢，有人绝望、放弃、离开。倔强的邓迎香却不认输，带着剩下的人继续挖。十多年间，她落了一身伤病。她丈夫负责点炮，耳朵都震聋了……

日前记者走进了这条模样有点奇怪的隧道：没有路灯，每隔几米有个声控灯泡，喊一嗓子就亮，过会儿就灭。过隧道，得一路喊着走。隧道只有２１６米长，却不是直的，而是弯的。因为村民从两头同时开挖，没有精确的测量仪器，结果挖歪了，只好从中间扭过去一节。

就是这条简陋隧道，成了麻怀村的致富路。如今村民收入翻了两倍，住上了水泥房，买了摩托、小汽车。娃们上学，走１５分钟就到了。

这条路的故事，恰如中国扶贫攻坚之路——现在到了向“卡脖子”难关发起总攻的阶段。

梳理近年来的扶贫数据，呈现出两条走势相反的曲线——

一条，扶贫资金越来越多：２０１０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２２２亿元，以后逐年大幅增加，２０１４年达到４３３亿元，４年几乎翻了一番。

另一条，减贫人数却越来越少：２０１１年全国贫困人口减少４３２９万人，２０１２年减少２３３９万人，２０１３年１６５０万人，２０１４年１２３２万人。

两条曲线，折射的是扶贫难度的增加。

打开中国贫困人口分布图，１４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赫然在目。它们覆盖了全国大部分深度贫困群体，又都是位置偏僻、山大沟深的地方，一般经济增长无法有效带动其发展，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

贫困人口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失能群体，对他们的帮扶难度更大。 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一份数据分析显示，“疾病”在主要致贫原因中位列第一，占比高达４２．１％，远高于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等其他原因。

记者看到，有些少数民族地区，在几十年内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步跨千年，其发展平台、基础条件、自然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素质比其他贫困地区更落后，贫困成因更复杂、程度更深，用同样的政策措施，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

精准扶贫呼唤“超常思维”

完成超常的任务，需要用超常的思维大胆破旧立新。

去年中央扶贫专项资金４３３亿元，假如平均到７０１７万贫困人口，每人头上只有６１７元。要保证“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要比以往更加精准地投放。

在宁夏西海固村民常宗义家，一道“Ｚ”形裂缝由上到下贯穿窑洞。尽管危窑住了多年，他却难以享受国家的危房改造补助。

他说，当地政策是改造５４平米补助２．２万元，不足的部分要自己筹款。假如重新选址盖一座砖房，个人还要掏６万元左右。“我连３万元都没有。借钱给儿子结婚，还欠着５万外债没还上呢。”

国家补助两万元就能盖得起房的，常常不是最穷的人家。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乡长王正奇说，最需要帮助的穷人，因为掏不起自筹资金，有补助也不敢要，反而享受不到扶贫福利。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农村危房改造、扶贫搬迁等方面存在“补富不补穷”的现象，一些极贫群体成了扶贫“死角”。

中国人民大学反贫困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汪三贵分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最早是重点扶持贫困县，后来扶持贫困村。普惠性政策让贫困地区发展普遍提速，但条件相对较好的人受益多，条件相对差的人受益少。

“要真正瞄准生产生活条件最恶劣的贫困群体，改变‘大水漫灌’的套路，实行精准化、针对化、差异化扶贫，做到一户一策。”他说。

超常精准用钱的另一面，是超常严格地管钱。

２０１３年，审计６省１９县发现违规使用扶贫资金２．３４亿元，涉及相关责任人１４３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办原主任吴宇雄说，扶贫资金违规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挪用；二是侵占；三是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存在漏洞，导致流失浪费。

扶贫资金管理仍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干部缺乏责任心，对资金使用疏于监管。一些地方项目报账制执行不严格，明显的违规支出仍能顺利报账。

吴宇雄建议，要引入全新的现代方法改变粗放管理模式，建立专职人员队伍，对扶贫资金实现全程监管，覆盖财务、会计核算、提款报账、工程管理、招标采购、培训、监测与评价等所有环节。同时，应建立更严格的责任追究和惩戒机制。

扶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突破性思路。

“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这是对不同特点群体采取不同扶贫策略的“大精准”思路。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副主任黄承伟认为，对于一些特别的群体，只能采取非常规手段。

——“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这是指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言，估计有一半的人可以这么解决；可以外出打工的，重点研究怎么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自然条件过于恶劣、实在没办法发展的，下决心实行搬迁，这部分人大约有１０００万。关键是不能一搬了之，要与小城镇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相结合，按“先有产业、再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再搬迁”的思路，梯次实施。

——“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对于那些重病、残疾失能的家庭，下决心由社会养起来。而在低保等制度外，可让他们以土地等资产入股扶贫项目，增加收入。

——“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对因病致贫的贫困人口，要分类扶持。有些病能治好，如白内障，治好了就能看得见了，就有能力致富了。

超常制度约束：以“大扶贫”思路聚合资源

让７０００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走出“锅底”，不仅是扶贫办一个单位的事，也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而是全中国的大事，需要举全国之力。

记者采访的众多干部群众、专家学者都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特别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宁夏永宁县有一个闽宁镇，取名便是“福建、宁夏合作”之义。

１９９７年，福建、宁夏联手在一片戈壁滩上建立了闽宁村，将首批八千贫困农民从“苦瘠甲于天下”的西海固搬迁至此，盖房、开荒、发展产业。如今，村已拓展为镇，辖６个行政村，人口近５万。

“十几年里收入翻了十几倍，我们在这个庄子里算中等。”闽宁镇园艺村村民张耀武说，“家里大车、小车都有，三个儿子都有事做，我们老两口开个门市部，一年能挣一两万。”

这座兼具闽南风情和回族风格的新城镇，是闽宁合作的一个缩影。两省区建立对口扶贫协作关系十多年来，福建人力、物力、财力各层面的援助，带动了宁夏成千上万人脱贫致富。

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向来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战略。事实证明，对口帮扶方式可以解决很多贫困地区自身难以解决、中央又照顾不到的问题。

武汉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成德宁说，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要强化对口帮扶的制度安排。国家从１９９６年就启动了这项工作，东部１８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１０省份，但是一直缺少量化约束，没有纳入目标管理。下一步，可考虑给发达省份下指标，促使他们更快、更多地拿出资源投入扶贫。

有专家建议，对各中央部委也应建立类似硬性约束，落实其扶贫责任。

事实上，各部委一直是扶贫的参与者，都成立了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由部委领导甚至“一把手”任组长。很多部委还分别联系一些贫困片区，分别出台过专门的扶贫政策。教育部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学费免除，全国妇联的妇女小额信贷，国家能源局的光伏扶贫，国家卫计委的“流动医院”项目，都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不同部委扶贫力度不一，并且由于政策设计出发点不同，缺乏有效整合，扶贫政策合力尚未形成。

近年来，国家卫计委与教育部合作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每年为中西部农村基层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医学毕业生２．６万名，一定程度缓解了贫困地区医卫人才紧缺问题。但卫计委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这与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要建立贫困地区卫生人才流入绿色通道，还需要国家层面在高等教育招生、人才职称评聘、人才招录等多个方面，协调教育、人社、编制等多个部门给予政策支持。

“就像烧水，不能总是在五六十摄氏度，要想烧开，必须加火。”黄承伟以此比喻扶贫资源的分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只因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到了地方上就各自为政。要把资源集中起来，精准发力。”

聚合扶贫资源，还需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去年末，贵州省黎平县岩洞镇铜关村举行了一场迎接ＷｉＦｉ入村的典礼。腾讯公司宣布，将把铜关建成中国第一个移动互联网村，让贫困村民通过微信与外部世界交流，并在网上销售土特产。

阿里巴巴集团则尝试电商扶贫，启动了“千县万村”计划，帮助农民兄弟通过电商平台实现资源和市场的对接。３至５年内，这一计划可望覆盖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及六分之一的村。

汪三贵说，中国扶贫特点是政府主导，资源项目都是从上到下实施的，比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等。但是一些小的扶贫项目，专业性民间机构和企业可能做得更有效。

而扩大社会力量的参与面，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的突破创新。

甘肃东乡县委副书记马斌说，应当树立“大扶贫”思路。只有贫困地区内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共同行动起来，才能下好扶贫攻坚这盘大棋。

超常用人：“盯人防守”确保一抓到底

人，从来是扶贫攻坚的第一要素。

在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看来，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扶贫开发的政策，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各级领导干部有没有把老百姓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贫困县领导不关心扶贫”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很多地方仍是“ＧＤＰ第一”，把大量精力花在招商引资搞开发上。以扶贫名义要来资金、转手就挪给其他项目的行为时有发生。还有个别地方“穷县富衙”，高耸在贫困区中心的办公大楼格外刺眼。

河南省扶贫办主任张成智认为，出现这些问题，一是有些官员政绩观有偏差，二是考核体系不完善，对贫困地区缺少约束。

这一状况已有所改观。去年，中组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文，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考核机制，要求把扶贫开发作为考核的主要内容，以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指标。

张成智说： “这项改革落实到位，要用硬手腕推进，与官员的‘乌纱帽’挂钩，由中央督查，做不到的就要处理人，一票否决。”

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习近平总书记从“用人”角度为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指明了方向。

超常艰难、超常紧迫的扶贫攻坚，需要超常用人。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时代，只有“盯人防守”才能实现细化到一家一户的高效帮扶。

甘肃省东乡县汪集乡何家村赵万福的脱贫就得益于此。这个６８岁的老汉本是特困户，早年丧子，自身腿脚残疾，全家５口人生活窘迫。

“两间矮小的土房墙开了一个洞，他斜躺在炕上，身上盖着一张破毛毯，连起身打招呼的精神都没有。”东乡县能源办主任马占江回忆第一次来到赵家的情景。从２０１２年起，能源办１６名干部受命结对帮扶何家村２０家特困户。

干部们坐在赵万福家炕头上，跟他共商脱贫对策。先是帮他申请补贴，改造危房。他掏不起自筹资金，能源办就组织职工捐款，从办公经费中抽出一些，再从其他渠道筹款，终于盖起了新房。能源办是管能源的，很快帮他建了沼气池。又联系扶贫办，帮他申请扶贫资金，修羊圈，还发了３只羊。

最后，考虑到赵万福是残疾人，干部们又联系商务局，筹资在村里开了便民超市，就近安排他工作，这样他每个月能有５００元收入。

３年过去了，赵万福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不仅日子过好了，人也精神焕发。见到记者时，他连声感谢：“国家把我照顾得好着呢！”

自２０１２年起，甘肃省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４０．８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６７．１万个贫困户，３年累计减少贫困人口４３０万人，贫困发生率由３３．２％下降到１９．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一片贫困地区，同样的扶贫政策，有的村富得快，有的村富得慢，差别往往就在于有没有好的带头人。记者听到了很多老支书、老村长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而一些地方尝试“第一书记”驻村扶贫，见效更快。

记者拿到了这样一份成绩单：广西２０１２年选派的首批３０００名“第一书记”已引进项目３万多个，累计投资７．５亿元，引导１６．３万农户发展特色产业，协调修建村屯道路３．４万公里、桥梁２２０６座、校舍５３４６间，帮扶困难群众１５．７万户。

在安徽、山东、河南等省，“第一书记”同样得到贫困群众认可，并出现了一批深受老百姓爱戴的典型，如安徽小岗村的沈浩。

成德宁认为，“第一书记”之所以能迅速打开局面，就因为他们整体素质较高，能得到各级部门特别是财政支持，能调动多方资源。这一做法应在更大范围推广，覆盖全国所有贫困村，并且通过“第一书记”带出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让７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追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伐，意味着到２０２０年中国将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没有先例可循。国际上成功的扶贫经验可以吸取，但完成任务最终还要靠“中国式扶贫”。

“对于扶贫开发，既不能垂头丧气，也不能盲目乐观。”刘永富说，在扶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对贫困本身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必须承认，即便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仍会长期存在。贫困不是一两天产生的，要想根治，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有些深层贫困问题，需要几代人甚至更长时间去解决，我们必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切实采取超常措施，切实加大扶贫力度，坚定信心，克难攻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