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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得不承认,在公共议题上,我们越来越缺少把事件拆解为独立个体的耐心。相反,当事人以及围观者,都在努力将就事论事推往就标签、身份论事的境地。
近日,发生在北京地铁的一则“猥亵殴打女乘客”事件引发人们热议,有人指出打人者为某知名经济学家。面对媒体采访,打人者承认了打人的事实。但对于女孩提到的疑似“性骚扰”,他予以否认,并表示打算起诉女孩诽谤污蔑。
如果要“以法律为准绳”,此次事件讨论起来容易无解——现在能坐实的是打人,猥亵一说属于一家之言,被打女孩以此来主张权利,面临着证据的困局。一旦没有监控视频,没有目击者,所谓的猥亵真相,很可能是个悬空的概念。是非的裁断,最后多半只能落脚于打人。
经济学家、老人这样的标签,让议题变得更复杂。很多围观者预设了坏老人的立场,来声援被打女孩,在真相可能悬空的前提下,站队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画面和公交上老人逼年轻人让座颇为相似。这样的代入感,折射出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打人者有没有猥亵,成了一个被来回撕扯的命题,老人想用它来证明年轻人的语言和网络暴力,年轻人想证明老人变坏了。
讽刺的是,这种撕扯首先是从双方当事人开始的。被打女孩将信息诉诸网络,网络更接近于年轻人的天下,向网络求援,这是一种自我赋能。危险在于,猥亵无法坐实,人肉就会形成误伤。打人者的策略,则是往尊老的传统道德制高点上位移,他说“我们这代人,眼里容不了沙子,不能年轻人让老年人挪挪”,以及“年轻人要懂得尊重长辈”云云,为自己动手打人找个道义台阶,哪怕走下来的姿势看着很别扭。可见,主要的战场,未必是法律事实,法律追求的是确定性,用证据说话,但道德,摆一个姿态往往就够了。
双方都有理由把自己摆在弱势者位置。被打女孩身体上不占优,也没有经济学家的资源,举证能力薄弱,所以才捡起了网络这个趁手的武器;打人者虽然有何兵、吴法天这样的法学家声援,但在铺天盖地的口水下,难逃百口莫辩,所以才会将尊老的话题陪绑过来,为自己进行道义加持。一眼望去,这是个很奇妙的舆情格局,争取一个有利的地形变得无比重要,以至于其身份都成了说事的由头,哪怕仅有的事实支撑不起这种陪绑。
就事论事始终是奢侈的,克制的讨论和判断,很难敌得过坏老人的话题性。所以真相不是关乎其猥亵与否,真相是,青老一代的交锋,被压缩进一个事实不够明朗的事件里,成为浇筑块垒的工具。一个不难得出的结论是,你有多嫌弃倚老卖老的老年人,就会有多嫌弃这次地铁打人的老人;你有多反感网络暴力,就会对被打女孩减少多少同情分。
不得不承认,在公共议题上,我们越来越缺少把事件拆解为独立个体的耐心。相反,当事人以及围观者,都在努力将就事论事推往就标签、身份论事的境地。但问题在于,就像猥亵是否可能成为悬案一样,世间的争执与纠纷,未必都有彻底的真相,如果站队或预设立场成为价值序列上优于探究事实的命题,那么,所有的个体之争,都将变成代际、阶层之间的战争。
所以,“猥亵殴打女乘客”风波,目前为止,是非喜恶的判断可能只能止步于打人。打人者的身份,不能成为其打人合法性的来源,同样不能充当加剧猥亵可能性的标签。在猥亵这件事上审慎地判断,或者迟一点下结论,并不多余,它能让我们避免将争执转换为基于立场的道德论战。更关键的是,哪怕有一天事件反转,我们也能从容地审视自己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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