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译：Clara

  校对：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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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Dead man’s sperm

• 原作者 : Jenny Morber
  

• 编辑: Chrissie Giles

• 文字编辑: Tom Freeman

• 校对: Lowri Daniels

• 设计: Kyle Bean

• 摄影师 : Mitch Payne

• 艺术指导: Peta Bell

是什么驱使男人的伴侣在他死后依然努力想要生下两人的孩子？珍妮·马博探索了死后精子捐献这个充满法律和伦理冲突的世界。

一个男人正在等待着医生，而他的时间正在耗尽。

深夜，离医生第一次接电话刚过了一个小时。“你能帮帮我们吗？”当时在电话另一头的女人问道，已经破音。

而现在，正在为手术做准备工作的医生十分警醒。他动作很快，用肥皂仔细清洗双手和手臂，随后戴上橡胶手套。他的助手将消毒设备和盛满液体的容器放在不锈钢桌子上。墙壁由渣煤砖砌成，刷了浅黄色。弥漫着消毒剂气味的空气显得冰凉而沉重。

医生坐在病人旁边，准备开始手术。他停了一下，在脑海中展开了一幅手术全景，然后切开皮肤，直到可以看到这个器官的外层。器官闪着光，呈乳白色，布满纹理。医生切下一片海绵体，扔进一个试管，再由助手端走。

确认手术成功后，医生小心翼翼地将病人缝合起来。病人一动不动。房间里一片寂静，没有哔哔作响的监视器或者静脉注射仪。没有人来检查病人的生命指征。也没有给他使用止痛剂。

病人已死。

实际上，他已经去世了一段时间——根据心电图，已经超过了30个小时——但他的某些部分依然活着。医生从他身体里取出的正是可以创造生命的液体。这是一种神奇物质，既不是人也不是财产；同时，它数量庞大，价值高昂，我们尚未决定好应该如何处置它。这，就是死者的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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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和麦克·克拉克结婚刚一年，麦克就接到去海外服役的命令——这是他的第五次调动。25岁的麦克是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士。他18岁参军，在随后7年间获得了许多绶带和奖章，包括一枚紫心勋章。这对夫妇决定在这次调动之前进行一次旅行：沿着加州高速公路的摩托车之旅。

但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旅行。午饭后，在返回到高速路的途中，摩托车失去控制，他们掉下了悬崖。安娜从这次事故中幸存了下来，麦克却没有。

从脊椎和肩部断裂中恢复过来后，安娜不仅为了她的丈夫，也为他们未来的孩子而悲痛。“大概在他去世前的一两周我们才讨论过，因为他马上就要去服役了，他还说，‘我们现在不能去精子库冻结精子，太可惜了……我的工作太繁重了。’”

我在网上查了查，给几家精子银行打了电话。然后雇了辆灵车。

看着安娜因失去和丈夫生育孩子的机会悲痛欲绝，一位朋友建议她可以考虑重新获取一些麦克的精子。她的朋友说，精子存活的时间远比你想象的长。安娜于是在谷歌上搜索了一下。“我在网上查到一些精子库，并给他们打了电话，”她说道。几经周折，她终于找到一位愿意为死者做精子提取手术的医生。“然后，我又不得不去雇了一辆灵车……”

灵车将麦克的遗体从瑞文赛德的医院运送到约100英里之外的手术地圣地亚哥，然后再返回。

在电话里，安娜表现得独立而冷静。媒体上的文章有时会暗示，那些想生有时所谓遗腹子的女性似乎有点精神不正常，仍然眷恋着不可能复活的的爱人，和现实有些脱节。可安娜·克拉克看起来很清楚现实情况。

“这给了我一丝希望，仿佛他并没有永远离开，我还能拥有一部分活生生的他。并且只是我的，只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麦克的一部分。”不止如此，安娜还希望麦克能有一个后继者。“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想到这一点，我就知道我要为他留下某种形式的遗产，一个人，能将他的英雄道路继续下去的人。这一点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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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洛杉矶的泌尿科医师卡皮·罗斯曼实施了第一次死后精子提取手术。

此前，罗斯曼一直负责从患有不育症的活人身上提取精子，这份工作不仅使他具有男性生殖系统解剖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以及精子提取和保存方面的经验，还使很多人得知他愿意帮助男性摆脱生殖问题。很快，他便在洛杉矶出了名。

“我才干了六周，预约就已经排到了六个月后，”他回忆道。随后，一位杰出政客的儿子在车祸后左脑死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主任打来的，他说‘我有一个奇怪的请求。（这位政客）想保存他儿子的精子。你能干这活么？’”

罗斯曼想出了三种方案：给病人用药使其全身抽搐，以期引发射精；切除他的生殖器官以提取精子；或者（因为脑死亡的人仍然保有部分身体机能）使用人工刺激。“我记得当时电话那头一阵寂静……然后（那位神经外科医生）说，‘大夫，作为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主任，我见过许多奇怪的要求，但如果你认为我会帮一个死人打飞机的话……你一定是疯了。’”

他们决定采纳第二种方案。“感觉简直像是米开朗琪罗，”罗斯曼说，“独自一人，和一具男性躯体呆在手术室里。真是让人收获良多。”1980年，他就这一首次案例发表了一篇论文。

“感觉简直像是米开朗琪罗”

直到1999年，第一例由死后精子提取手术带来的新生命才降生于世。加比·维诺夫用罗斯曼在她丈夫身亡30小时后提取出的精子，诞下了名为布兰达林的宝宝。据加比称，这次怀孕采用的是最后一管精液。而在2009年颇受关注的案件“维诺夫与阿斯楚”中，加比为她在丈夫死后才受孕的宝宝寻求社保福利而走上法庭。法庭认为布兰达林不能获得幸存者福利，因为根据加州法律，布兰达林在父亲死亡时并不是他的受赡养人。

然而，在亚利桑那州，法庭于2004年判定这个在父亲去世后才受孕的孩子可以享受这些福利。不像加州，在亚利桑那州，生物上的亲缘关系足以在法律上判定亲缘关系。

如今，罗斯曼是美国最大精子库——加州精子冷库的联合创始人兼医学主管。他估计他们已经做了近200次死后精子提取手术。其中绝大部分是近期做的，因为这项手术变得比以前更普遍了。他们的档案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只实施过3次死后精子提取手术，90年代是15次。而2000年至2014年则实施了130次手术：平均每年不到九次。

并且，罗斯曼的精子库自然也不是提供这项服务的唯一诊所。虽然缺少近期数据，但美国生育中心在1997年和2002年的调查发现，死后精子提取手术的需求数量呈现出上升趋势，尽管得出该结论的样本量很低。来自肯塔基州立大学家庭科学系的教授詹森·汉斯说，“日益增长的医院和诊所的政策、案例，以及科学媒体和大众媒体的文章都表明，对这项手术的需求有所增长，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可能代表的是对该项需求的认知度有所增长，而非实际需求数量的增长。”

然而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死后精子提取都是很了不得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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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似乎不是一下子全部死去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死亡的。早期的科学文献建议医生们在人死后的24-36小时内提取并冷冻精子样本，然而案例研究表明，只要条件合适，活性精子的存活时间远长于此。罗斯曼说，曾有一个男人在划独木舟时在冰冷的水中遇难身亡，但整整两天后他的精子仍然状态良好。2015年4月，澳大利亚的医生宣布一个“快乐健康的宝宝”出生了，这个宝宝正是来自那位去世48小时后才被提取精子的父亲。

精子无需活泼无瑕，只要活着即可。尽管将活泼精子冷冻和解冻会更好，奄奄一息的精子却也同样可以创造出生命。只要把一枚精子注入卵细胞就行了。

• 1） 尿道 2) 阴茎 3) 膀胱 4) 精囊 5) 射精管 6) 前列腺 7) 输精管 8) 附睾 9) 睾丸 10) 阴囊

但首先，需要有人把它提取出来。为了理解这一过程，最好先了解一下男性生殖系统。无论你怎么称呼它——蛋蛋，卵蛋，球蛋，外肾，下丹田——睾丸就是一对挂在阴茎下面的球形器官。连接这对睾丸并从上方将其覆盖住的是附睾，附睾是一段管子，精子在其中成熟，随后从睾丸传输到输精管中。输精管将成熟的精子输送到尿道。尿道则从阴茎的中部通向体外。

获取精子有几种主要方法，包括针吸穿刺法。正如其名，这种方法会将针扎入睾丸，从中提取出一些精液。这种方法常用于活着的患者。但因为死者不像活人那样需要降低侵害性，所以医生倾向于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死后精子的提取。

其中一种方法是，用外科手术的方式取出睾丸或附睾。因为附睾是精子发育成熟的场所，因此它常常被选为手术目标。医生通过手术取出附睾，再用挤压或其他方法从其组织中分离出精子。将附睾或一小片睾丸组织整个冻起来也是一种备选方案。

由于输精管中的精子已经完全成熟，也可以从输精管中提取精子。外科医生可以在这条具有韧性的长管上开一条口子，用针管（吸引术）取出一些精液，或直接用溶液冲洗该管道（冲洗法）。成熟精子能够更好地移动，寻找卵细胞并穿透其中完成授精。

“这项技术仍然广泛用于公牛、雪貂、花豹、大象和河马等动物”

第四种选择是直肠穿刺射精法，又称电刺激射精法。医生将一枚传导探针塞入男人的肛门，直至紧邻前列腺。传导电流会引起肌肉收缩，从而刺激精液沿着常规渠道射出。

有趣的是，这项技术原本是为动物配种（如公牛、雪貂、花豹、大象和河马等）而开发出来的，现在也仍然在这方面广泛应用。因为这项技术不需要完整反射，所以也用于脊椎受损的男性人类。

然而，就算我们知道如何从死者身上提取精子，这也并不足以保证有人提出这个请求之后就一定能获准。圣地亚哥男性生殖与性别医学专家协会的创始人兼医学主管马丁·巴斯图巴正是在摩托车事故后提取麦克·克拉克的精子的那位医生。“这个领域并没有具体规定，”巴斯图巴说，“目前大部分书面法律都是在这项技术诞生之前制订的。”

美国法律规定非常混乱，有些还互相矛盾。管理组织和器官捐赠的法律是联邦层面的（《美国解剖捐赠法案》），但它们并不能直接运用到精子身上，因为精子是具有再生性的组织。亚瑟·卡普兰（ArthurCaplan）是纽约大学兰贡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领头人，他就认为联邦法律“应该进行修改，以包含精子、卵细胞、子宫、卵巢和睾丸”。与此同时，人工生殖的管控却是在各个州的层面上进行的。

如果一个男人没有过事先说明（例如注册登记为器官捐赠者），那么他的至亲就可以决定何时停止其生命维持系统、是否捐赠他的器官、如何使用或处置他的遗体、以及怎样举行葬礼仪式。但他的精子通常会被区别对待。

一般来说，精子是特殊的。相比于血液、骨髓或其他器官，最近的几次法庭裁定赋予了精子更高的法律地位。其他那些组织或身体器官或许能够用于拯救生命，但精子——如同卵细胞一样——使用它们，常常是为了发挥其创造生命的潜能。支持一观点和立场的，就包括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它曾在2013年宣称，“在缺失书面指令的情况下，医生没有义务遵循在世配偶或伴侣的要求（进行精子提取手术或者使用提取出来的精子）。”

还有另外一些观点以及法律裁定没有支持这一观点。2006年，一位法官在解释器官捐赠政策时认为，只要男子在生前没有拒绝过，那么他的包括精子在内的器官就可以在其死后由其父母做出捐赠的决定。

由于我们尚无法为精子设定一个标准，因而在不同的医院，死后精子提取手术的相关政策各不相同，品质参差不齐，互相矛盾。甚至很多医院根本没有相应政策。2013年，在《生育与不孕》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生物医学伦理学家就死后精子采集的政策方案走访了40家美国医院，只有6家给出了完整的政策方案，24家（60%）报告说他们要么没有出台过政策，要么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事情。政策的缺失或许是因为对死后精子的需求十分罕见。然而不幸的是，这个需求一旦被提出，倒计时就已然开始，而医院必须要能够尽快做出决定。

这种非统一的现状意味着，很可能隔街而居的两家医院就会做出完全相反的决定。这篇2013年的评论总结道：“很多机构在这方面都没有政策方案，而有方案的又在重要的方面迥然相异，这些方面包括同意手术的证据的评判标准、使用精子前的等待时间授权、提取精子的方法，以及精子的存储运输方式和手术收费。”

《康奈尔大学泌尿科指南》好比泌尿学领域的“海盗条例”，它可以帮助到寻求指示的医生们。该指南不仅被纽约医院采用，也被全美范围内的其他医院正式或非正式地采纳为指导手册。指南内容包含，提出申请者必须是逝者的妻子，夫妻俩必须曾一起试图要过孩子，且未亡人必须等待至少一年时间才能获准使用提取出来的精子。

美国生殖医学协会的立场则是，对死后精子的使用要求只能由仍然健在的配偶或伴侣提出，且他们必须先度过一段悲痛时期后才能使用精子。值得注意的是，它劝告医学中心“没有义务参与到这些事情当中，但以防万一还是应该准备好书面政策。”

如果医生或者医院对实施这类手术感到不安，他们通常可以将遗体转交给其他人。不管是在重症监护室、停尸房还是验尸官办公室，更甚是殡仪馆，巴斯图巴都曾做过精子提取手术。但必须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保证精子依然保持活性。这方面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同单个医院的政策或其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决策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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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其他国家又是什么情况？一些国家已有法律，一些没有。一些国家允许，一些禁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混乱地带。

法国、德国、瑞典和加拿大是禁止死后精子提取术的国家。而在英国，除非男人在生前立下过书面的同意书，否则该手术也不能进行。20世纪90年代中期，黛安·布拉德（DianeBlood）案件将该问题带入了公众视野。在她的丈夫史蒂芬猝死于脑膜炎时，夫妻俩已经开始准备要一个宝宝了。一开始，法庭驳回了黛安使用史蒂芬的精子来受孕的请求，认为这样的精子采集是非法的。但在上诉后，她获准将精子送出英国，因而得以在一个政策更加友善的国家接受人工授精。

最终，黛安用她丈夫的精子诞下了两个男孩。但英国政府拒绝承认史蒂芬是这两个孩子的父亲，这使得他们在法律上呈现出无父状态。随后，在黛安的努力下，政府于2003年承认，禁止在孩子的出生证明写上其生父的名字这一行为，是对布拉德家族的人权的否认。在这之后，黛安将她的经历出版成书，并在医药方面继续她的事业。她在一封邮件中写道：“时间过去了。现在人们甚至已经不知道当初的小题大做都是为了什么。”

女性们则继续给英国的禁令施压反对。最近，贝斯·沃伦（BethWarren）赢得了一场法律战斗——她保卫了丈夫的精子，使其免于在丈夫死后被摧毁的命运。她的丈夫在癌症治疗之前就在精子库保存了精子，随后便死于脑部肿瘤。法律则曾规定，在没有新的同意书之前，精子不能被储存十年以上。

一些国家已有法律，一些没有。这是个全球性的混乱地带

在荷兰，若非得到捐赠者事先的书面同意，即便代理人有权作出器官捐赠和组织收集等方面的决定，提取捐赠者的精子仍是被禁止的行为。医生们无疑在同这些限制做斗争。曾有一个案例，在一位男子即将被撤掉生命支持仪器时，为符合政策规定，一个医生团队最终拒绝了为他提取精子的请求。但医生们在论文里近乎遗憾地表示，如果他们在患者的生命支持仪器拔掉前将他送到隔壁比利时的医院就好了，因为那里是允许精子提取术的。

而在亚洲，虽然鲜有记录对待此事态度的文献，但可获得的资料却暗示了限制性的政策。根据《亚洲生命伦理评论》和一些其他的出版报道得知，在2005年，一位台湾军官在受命登上一辆坦克时遇难，随后他的未婚妻提出要获取丈夫的精子的请求。台湾卫生部门最初决绝了她，之后又迫于公众压力接受了她的请求——但这位未婚妻并不曾真的得到过精子。后来，政府出台法律，禁止哪怕是原本就在寻求人工授精的已婚夫妇在丈夫去世后继续此事。

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一位女性在其丈夫意外去世后，便被剥夺了获取并冷冻丈夫的精子的权利，尽管在此之前夫妻俩已经计划要一个孩子。随后她得知，在她的丈夫还是学生时可能捐献过精子。一位伦理学家基于此案例写了一篇论文，来讨论为什么在原则上无论精子是否还具有活性、这位女士都应当有买下它的权利。

在一篇2014年的人类生殖论文中，西澳大利亚的生育科医生们描述了这种情形：“如今在法律界中存在着矛盾，一则国会法案认为我们可以收集精子，而另一则却暗示我们不能储存它们。”医生们还写道，在得到最高院的指令之前，他们从未提取过逝者的精子。“我们希望有一天可以解决掉这个法律冲突。”他们补充道。

在以色列，则是推定同意即可——过世的男人不需要留下一纸同意书，而只要他的遗孀说她相信如果他还活着就会同意这样做即可。政府甚至还会提供财政支持：国家健康保险部会承担生两个宝宝所需的试管受精流程的费用。至于父亲去世后才被受孕出生的孩子，在经过2007年的法庭斗争后，他们都会被认作是父亲的合法继承人。

如果申请人不是逝者的妻子或合法伴侣，一些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生育诊所则会拒绝实施死后精子提取术，除非逝者留下过针对这种情况的书面说明。这些政策反映出美国生殖医学协会与康奈尔的指导手册有着一样的立场，那就是“鉴于妻子才是去世的男人曾想与之生育后代的人，因此表示同意的必须是妻子，而非逝者的其他家人。”

以色列相对友好的政策最近却制造出一种投机取巧的状况。以色列时报在2015年报道到，一位预备役军人在训练中遇难后，他的父母赢得了拥有孙子的权利。但不巧的是，他们虽然赢得了获取精子的权利，但他们的儿媳却拒绝在丈夫去世后再怀上丈夫的孩子，同时也反对老夫妻俩自己使用那些精子。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每一个在媒体上报道过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有许多——实际上可能存在着更多的人在私底下寻求这项技术，并悄无声息地成功或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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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审查委员会又是如何权衡死后精子提取的决定呢？“通常来说，像生殖伦理或生殖医学的许多问题一样，最需要关心的是尊重病人的愿望和意愿。”生物伦理学家伊丽莎白·优子（ElizabethYuko）说。“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去世就使问题变得棘手，但你仍然想要尊重未来的孩子的利益……在很多时候，你都在猜测逝者的愿望究竟是怎样的。”

当然，同样也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东西，例如需要尊重逝者遗体的完整性，逝者的生育权，逝者的不生育权，逝者家人的生养儿女或孙儿孙女的权利，以及对幸存爱人的悲恸的安抚。

一旦逝者将他的愿望表达清楚了，逝者的权利通常就会取代生者的。究其原因，法学教授格伦·科恩（GlennCohen）表示，这个问题几乎和哲学本身一样古老。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存在两个阵营。“一方说……如果你任何事都不能做……我们怎样才能自信地说你被伤害了？”他说到，“另一方则表示反对，并认为在人死后，他的人生变得更好或者更坏，是取决于在他身上发生的事。”对于后者，科恩说，为避免伤害死者（的权益），认为禁止死后精子提取术是必要的观点要显得自然得多。

在死后精子提取术中，当我们问道“精子是什么？”时，我们同样是在问，“生命是什么？”，以及“死亡是什么？”

一个生者会被问道在他们死后其精子的命运的地方，是精子库。2012年，一组研究员探查了这类数据。将近360位患有癌症或者不孕症的男人将他们的精子存放在德克萨斯精子银行，他们当中85%的人同意在其死后使用其精子。

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塔拉哈西的年轻牧师亚伦·谢菲尔德（AaronSheffield），在他开始睾丸癌的治疗之前将精子存放进了精子银行。他同意妻子在他死后用他的精子来生育孩子，只要她愿意。“这就回到了婚姻的誓言上，”他说，“只要她想要，在这件事上她就有和我一样的权利……我不认为她在使用精子的事情上存在伦理或者道德问题。”现在这对夫妇已有两个孩子，且均为自然受孕。他们现已销毁了亚伦存在精子库的精子，而他也已经切除了输精管。

在一份2014年发布的美国电话调查中，研究员向人们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其配偶在他们死后使用其精子（或卵细胞）来生育小孩。年龄为18-44岁的男性中有70%的人表示了同意。研究者总结到，相对于现行的保守标准，同意的推定能使得死者的愿望得到近三倍多的尊重。

“当我们问道“精子是什么？”时，我们同样在问，“生命是什么？”，以及“死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