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担当不作为、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这些是“四风”问题的典型表现,背后往往掩藏、滋生着腐败问题。笔者在多地调研发现,由风及腐、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现象较为普遍,在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都有表现。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实践中,准确把握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的阶段性特征,坚持严的基调,坚持风腐同查同治,统筹推进纠“四风”和反腐败,对风腐同根同源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
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腐败往往是“四风”从量变转为质变的结果。不少被查处的干部,并非一开始就大搞贪腐、直线下滑,而是先从一包烟、一饼茶、一瓶酒、一顿饭等看似“小事小节”的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逐渐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应急管理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蒋双耀上任之初,曾在检查工作时当场拒绝企业老板的红包礼金,并斥之为“歪风陋习”。然而,他未能坚守初心,而是在不法商人老板们的声声恭维中放松警惕,在豪车豪宅的奢靡生活中迷失自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他在忏悔录中写道,“从拿几百元红包有顾虑到收上万元习以为常,我胆子越来越大,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调研发现,类似由风及腐、由风变腐的现象在查处的违纪违法案件中屡见不鲜,一些党员干部从“小事小节”上的放任自流,演变成为“大是大非”上的胡作非为。
违规吃喝、“人情往来”背后往往隐藏着请托办事、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一些纪检监察干部一针见血指出,“无利不吃喝”,违规吃喝醉翁之意不在“吃”而在“局”,这个“局”就是拉帮结派、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平台;违规收送礼品礼金,打的是人情交往的幌子,图的却是长期的高额回报。还有同志谈道,这种不正之风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腐败的初级形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青海省6名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推杯换盏、联络感情是表象,组局谋利是要害,长期的拉拉扯扯,背后就存在拉动选票、请托办事等政治问题。山东国惠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尹鹏长期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高档食材、名贵酒水、豪华家装以及高级商务专车等“保姆式”服务,其也“投桃报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由此可见,一些吃喝玩乐活动表面看是享乐奢靡之风,内里却是为搞腐败搭台唱戏。
调研中,多地纪检监察干部谈道,这些年来,发生在群众眼皮底下的公款享乐奢靡问题明显减少,但一些不正之风顽固复杂,由明转暗、改头换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表现。有的在正常公务接待时“守纪律讲规矩”,而后缩小范围,同核心“圈子”、利益同盟喝二场酒,搞拉帮结派;有的在场所上搞转移,从“明面”走向“暗线”,违规吃喝地点从饭店、酒楼等公共场所,转移到机关食堂、私人会所等内部私密场所;有的在形式上搞变通,明面往来少了,暗通款曲多了,直接收受少了,“他人代劳”多了;有的在手段上耍花样,违规吃喝搞预付买单,在一些高消费场所预付资金,届时报卡号、手机号直接消费。这就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加强对腐败手段翻新升级特征和“四风”问题隐形变异新动向的分析研究,不断升级打法、创新举措,让风腐问题无所遁形。
必须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背后同样呈现出风腐交织、风腐一体的特征。有的党员干部在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下急功近利,图虚名、务虚功,大搞形式主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委原书记、一级巡视员王希静,未经可行性研究论证,要求多家国企举债投资,强行推进某建设项目,造成大量建筑空置浪费。有的官僚主义思想盛行,看似是逃避监督,实则是方便自己“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用钱一支笔、项目一手抓”。天津市河西区某区属国有企业原董事长吴某屡屡任性用权、决策“一言堂”,造成国有资产失管失控。还有一些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看起来是失职失责、履职不力,背后往往存在利益输送。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某街道城管总队原党支部书记胡某某,在街道防违控违工作中要求对某违建不要查处,失职失责的表象背后,实则为利用职权包庇违建、收受好处。
调研中,多地同志谈道,在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的风腐交织问题较为突出,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一把手”在一个地区、部门或单位影响力举足轻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周围党员干部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如果其自身腐化堕落,就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从而诱发风腐问题,严重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政治生态。内蒙古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苏誉,表面任人唯贤,暗地任人唯钱,这套“潜规则”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
把握风腐一体、风腐交织的阶段性特征是前提,不断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则是破解风腐问题的关键。不少同志谈道,既要坚持“由风查腐”循线深挖,斩断风腐交织的链条;又要坚持“以腐看风”双向突破,通过点上的腐败问题,查找面上的不正之风。风腐同查同治,既是破解作风顽疾的重要手段,也是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的必要措施,必须久久为功、绝不松懈。(李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