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3丨黄博：《张唐英〈唐史发潜〉初探》

张唐英《唐史发潜》初探

黄   博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北宋中期，在史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个研究唐史的热潮。这一时期内政外交的严重困难迫使宋代政治家的思考开始由如何维持政权的统一向如何治理好国家转向，唐王朝是离北宋最近的一个盛衰兼备的时代，史学与政治的紧密关系使得大量的史家将精力放到了唐史的研治上；另一方面，庆历年间伴随着儒学复兴的学风转变，史家们普遍推崇《春秋》史法的历史书写方式，旧有的书法开始受到学者的指责，重写唐史成为政学各界的普遍要求。仁宗年间，借着官方纂修《新唐书》的契机，孙甫的《唐史论断》，吕夏卿的《唐史直笔》，石介的《唐鉴》和江休复的《唐宜鉴》等新作相继问世。在此氛围下，作为宋代史学重镇的蜀中史家亦开始关注唐史问题。紧承全国性唐史研究热之后，张唐英也写出了他在唐史研究中的心得——《唐史发潜》一书，从时机上讲，正好上承全国性唐史研究热潮，下启四川地区性唐史研究的热情。在他之后，成都华阳人范祖禹完成了《唐鉴》，而考据史学的先驱成都人吴缜也写出了《新唐书纠谬》，形成唐史研究的蜀中高潮。

张唐英（1028—1071），字次功，号黄松子，蜀州新津人（今四川省新津县）。庆历三年（1043年）进士，官至侍御史。是北宋中期四川地区著名的史学家。他享年不永，但却著作颇丰，可惜大部亡佚。现在仅存的《蜀梼杌》和《九国志补》又都是地方史著作。除《蜀梼杌》因对四川地方史料的保存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被学界论及之外， 史学史界长期以来对张唐英史学考察和解读几乎无人问津。他的唐代史论专著《唐史发潜》更因为在宋以后就散佚了的缘故，而未得到关注。本文尝试从现存的《唐史发潜》佚文入手，初步尝试考察和理解张唐英的史学与史识。

《蜀梼杌》书影

《唐史发潜》六卷，为张唐英的唐代史论著作。史论这一史学形式在宋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弘扬，大量史论式史著在宋代集中出现，将中国古代的史论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史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形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最能体现史家的历史认识特色。”史称张唐英“有史才”，因此他的史才与史识当在《唐史发潜》中集中发挥。虽然此书现已散佚，但《历代名贤确论》中收录了张唐英有关唐代的史论52篇，近人傅增湘在编纂《宋代蜀文辑存》时又给这52篇史论各自加以标题收入书中。这52篇史论与散佚了的《唐史发潜》有什么关系呢？

樊一先生对这些史论有过解读，认为“张唐英对社会政治及历史人物的看法，其中确不乏一些独到的、不囿成论的观点。”但并未指出这些史论与《唐史发潜》的关系。《全宋文》编者则揣测这些史论“盖出于唐英所著《唐史发潜》一书”。事实上，这52篇史论，应当就是出自《唐史发潜》一书。首先，这些史论都是围绕唐代史事发表议论，从行文上看风格相同，从史识上看逻辑连贯，具有很大的内在一致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这些史论中的部分内容曾被宋元间的著作当作《唐史发潜》的内容加以引用，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记：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

而现存史论《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曰：

武后之起，其始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亦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其附丽奸谄之徒，欲自掩其恶，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

这两段文字只有少许出入，文意完全相同，可见同出一源。而王应麟已明指所引为《唐史发潜》，则今存史论中与之相同的《则天废立中宗预朝政论》必出自《唐史发潜》无疑。此外章如愚《群书考索》和陶宗仪《说郛》两处所引，亦皆与今存史论相符合。其中《说郛》所引“苍天之上，何人见其有堂；黄泉之下，何人见其有狱”的评说正可补今存史论《傅奕论》之阙文。可见，《唐史发潜》一书虽然散佚，但是其中部分内容却以单篇史论的形式得以保存下来。以目前见到的三处引用《唐史发潜》文字都能在今存史论——对应来看，今存史论所保留下来的内容在《唐史发潜》原书中所占比例应当不算小。这为我们研治《唐史发潜》的史学价值提借了难得史料依据和材料基础。凭借这些佚文，我们可以了解张唐英在《唐史发潜》一书中所贯注于历史细节的心思，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其史学思想的某些特征。

《说郛》书影

《唐史发潜》从书名上看，其立意点不仅仅是想在议论上发前人所未发，而是欲图将隐藏在唐代历史细节中的恶人恶行揭发出来。“发潜”的字面意思就是“揭发潜伏的坏人坏事”，所以此书不是一般的就历史人物或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是试图借史论的手法实现挞伐唐代的昏君奸臣的目的。张唐英同时代的陆昭迥曾谓其著有《唐史诛奸发潜论》五卷，二书题名小异，卷数稍差，应是同书异名。从现存散佚的史论中看，其中揭露奸臣，批评昏君的篇章的确为数不少。

与同时代的《唐史论断》和《唐鉴》等书究心治道，喜欢从宏观大势着眼论史不同，《唐史发潜》则倾向于从历史的细节和小事着眼，发现其中隐藏的“坏人”和“坏事”。唐高祖对开国功臣刘文静和裴寂的不同对待，史家素有微辞，“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然而张唐英却从高祖“喜裴寂私昵昵之爱，而恨文静形之于言”的一爱一憎中揭示出高祖不是什么仁义之主，因为“雨露之泽，不私万物；仁义之主，不枉一人”。肃宗朝宰相房琯，史称其“素有重名”、“以天下为己任”，但张唐英却从他与大将贺兰进明不和，滥用权力牵牵制贺兰进明致使贺兰进明不敢分兵救睢阳之围一事中，揭露出房琯此举是“务为小人阴险之行”，在“天下横流奔溃之际，不能进贤授能，推至公以拯天下之难”，因此造成“睢阳不救、忠义被害，一郡之民肝血涂地”。这是从历史细节中揭发潜伏的“坏人”。戴胄是唐太宗时以执法严正著称的名臣，在“诈伪资荫”案中，他坚持依法断案，不遵从唐太宗的“自首免罪，不自首者死”的诏令，被后世作为依法办事的典范。然而张唐英却从戴胄的辨词“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即付所司，臣不敢污法”中看到这件“好事”可能造成十分严重的恶果，因为戴胄的话是“谓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杀人”。这是从历史细节中揭发潜伏的坏事。

与揭发恶人恶行相一致的是全书为了“衬托”一些恶人恶行也极力从细节中探寻出被宏观历史叙事掩盖的“好人”和“好事”。唐高祖起兵时，王威和高君雅被诬谋反被杀，张唐英却认为他们是“隋之忠臣”，应当表彰。而唐代史官为本朝避讳，使得二人“当世即没其美，后世又不显其节”，是有亏劝善之道的。这是从历史细节中发现“好人”；魏徵是唐太宗时谏诤之臣的杰出代表，但他为人直切，敢作敢为，常常“不存形迹，遂被谤议”。历来政治舆论都主张人臣应当避忌嫌疑之事，在北宋因循保守的政风之下更是成了“常立事者谓之专权，激切敢谏者谓之好讦”，“以致事多因循而不革，政或偏弊而不举”。太宗曾试图让魏徵在形迹上略加注意，魏徵听到后当即向太宗表示自己身为大臣“岂可不存公道，唯事形迹？”，太宗听后竟“矍然改容悔之”。对于君臣二人此次的表现，张唐英大为赞赏，因为二人的言行表明了魏徵是深识安危治乱的能臣，太宗是勇于闻谏必从的英主。这是从历史的细节中发现“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