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年历史编辑，经常被人问“你如何评价晚清政府”，“你如何评价北洋政府”，“你如何评价国民政府”……之类的问题。
其实就是：究竟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价一个时代？
如果是做学术，这显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时代包罗万象，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每个方面似乎都应该被纳入到考量的范畴。
我个人的办法，要简单很多。总结起来，其实只有七个字：
看清时代的方向。
晚清也好，北洋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是转型时代。转型，意味着现况不如人意，意味着会有各种各样的改革。
这些改革，构成了时代的方向。
一、如何评价晚清十年？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文知识界开始流行一种赞颂清末新政的思潮，甚至于发展到了否定辛亥、责备革命破坏改良的程度。这种论调，就属于典型的被宣传话语所蒙蔽，没有看清时代的方向。
时代的方向在哪里？
自然是在那些涉及具体利益分配的改革方案里。
比如1906年9月2日开启的“丙午官制改革”。
这是一场用“立宪”之类的漂亮词汇装饰起来的权力游戏，
其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重塑至高无上的皇权。
清廷调整行政格局变，六部为十一部，新设的商部由庆亲王奕劻之子载振控制，不但试图接管原中央六部所有与工商业相关（更具体地说，就是所有与钱有关）的项目与机构，还想要剥夺接管地方督抚手中的各项财权，志在变成一个“超级部”；学部旨在剥夺地方督抚在教育问题上的决策权；巡警部（民政部）旨在剥夺地方督抚对巡警的控制权；度支部下属的盐政处旨在剥夺地方督抚的盐税收入；邮传部旨在剥夺地方督抚在路政方面的利益；……
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地方督抚的利益，很自然地招致了他们的集体反对。在“立宪”的口号下，督抚们提出了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诉求，要求改军机处体制为内阁总理体制，要求取消财政给八旗子弟发钱的制度，要求将内务府的收支纳入到国家的整体预算中来……最后逼得慈禧不得不下达“五不议”谕旨：
军机处事不议，八旗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
“丙午官制改革”的方向，显然与中央与地方达成权力均衡、进而保障统一与自治的现代国家理念背道而驰，其所想要实现的，仍是中央权力（或谓皇权）无限膨胀的传统秦制。
再如1909年8月27日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
这个东西虽然也装饰着“宪法”二字，但其出台目的，与“丙午官制改革”并无二致。这一点，只需要看通读《钦定宪法大纲》的具体内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整个《大纲》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君上大权”，此部分通篇是“议院不得干预”、“ 不付议院议决”、“ 皆非议院所得干预”，……具体包括：
（1）皇权可以否决议院已通过的法律。
（2）皇权可以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
（3）“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也就是设什么官职，给多少俸禄，罢免哪些官员，这些“用人之权”全部归于皇权，“议院不得干预”。
（4）关于军队的一切权力，都归皇权，“凡一切军事，皆非议院所得干预”。
（5）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等等一切“国交之事”的决策权，都归皇权，“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
（6）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
（7）皇室的经费从国库开支，“议院不得置议”；皇室的大典由皇帝操控，“议院不得干预”。
……
立宪之本意是限制皇权、提升民权，而按照《钦定宪法大纲》，立宪之后，皇权反倒变得无远弗届了。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臣民的权利义务，共计九条，主要是在强调臣民的义务，只有第二条涉及到民众权利——
“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有意思的是，加上“于法律范围以内”这个前缀，实际上形同否定了民众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因为按照同年出台的《大清报律》，清廷对新闻报道设置了“内容事先检查制度”，清廷可以枪毙自己不喜欢的新闻内容；按照同年的出台的《集会结社律》的规定，政府有权取缔一切
“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防害风俗”的社团组织，这条涵义极度模糊的口袋罪，相当于将一切清廷所不喜欢的社团判了死刑。
披着立宪、改革的外衣，却朝着重塑专制的目标狂奔。晚清的时代方向如此，那十年
该如何评价
，也就不言而喻了。
图：钦定宪法大纲
二、如何评价北洋时代？
晚清十年，以恢复无限君权的秦制为改革目标，结果在辛亥年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双输的局面。在中央，爱新觉罗家族失去了他们的皇位；在地方，督抚和各省谘议局的议员们也未能保住自己的利益，掌握枪杆子之人，取代了他们，成了新的地方势力。
部分患有“历史幼稚病”的中文知识界人士，将这一双输的结果，错误地归咎于“革命”，甚至喊出了“告别革命”的口号。其实，这这整个过程中，“革命”不是原因，而是结果——
真正的原因是：在清末最后十年的所谓“改革”里，清廷的改革措施几乎损害了除爱新觉罗集团之外的所有人——向地方夺权损害了督抚们的利益；废科举以谘议局为牢骚机构损害了士绅们的利益；新政费用变为摊派损害了底层草民的利益……损害底层草民的利益不打紧，损害督抚与士绅的利益，那大概率是要亡国的。
北洋时代，其实就是这种双输局面的延续——
毫无力量的中央，与混乱不堪的地方
，共同构成了北洋时代政治秩序的基础。
中央层面，北洋时代所维持的只是一张空壳。供职于北洋财政部的经济学者杨汝梅曾言：“民国元、二年，中央绝无收入，……彼时维持之道，全恃外债。”袁世凯时代尚且如此；袁死后，中央力量更为衰弱，经济境况也变得更糟，中央政府的日常开支，长期依赖对外借款才能维系。在关税、盐税、厘金、铁路、矿山、森林被全部抵押殆尽后，北洋政府一度只能靠日本提供的“无担保短期借款”来维持雇员的工资发放。简言之，北洋时代的中央政府，是一个破产、瘫痪了的政府。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杨格（Arthur N.Young）看来，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实际还是中古式的”，在漫长的16年里，这一点始终没有得到改变，以至于“北京的政令不出都门”，“北京政府大体上靠着借外债与向地方借贷过日子”。
地方层面则是“大帅”纷出，民不聊生。此节由张勋四次召开由“十三省督军”参加的徐州会议、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史实可知大概，不必细论。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所针对者其实并非已经瘫痪的中央政府，而是孙传芳、吴佩孚等地方军阀——这些军阀为了自身利益，很乐于维系一个瘫痪了的中央政府。
瘫痪的中央与失序的地方，合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北洋时代。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是北洋时代的亲历者，在他看来，那些年里：
“混乱与中国，已经成了同义词。”
这种瘫痪与失序，决定了
北洋时代是一个“虽有方向却无力推动的时代”
。
比如，黎元洪在总统就职宣言里说，自己的执政理念是“以遵守法律为主”，力求以后的“一切设施”都要在法律的范畴内运作，但纵观黎的整个政治生涯，并未在实现“法治”一事上有过什么举措（不求是有效举措）；冯国璋在代总统就职通电里说自己“但求利国，不计其他”，末了也是虚言；徐世昌的总统就职宣言呼吁“偃武修文”，始终无人理睬；曹锟的总统就职宣言说“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议”，他推动颁布的《双十宪法》，试图重新厘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架构三权分立的内阁议会政体，自己却深陷在了“贿选”的舆论泥潭……
北洋不是一个好时代。但它是一个比晚清十年稍稍值得期待的时代，毕竟，它在方向上是认可现代民主政体的（尽管多数“大帅”并不清楚何谓现代民主政体），而不再追求重塑秦制（惟
袁世凯曾有意向帝制靠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