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
2
月，一名美军士兵在靠近阿富汗坎大哈的一处营地。图：
Bryan Denton / The New York Times / Redux
“
美国例外
”
的终结
塔那西斯
·
康巴尼斯（
Thanassis Cambanis
）
迄今为止，美国政治光谱中不同派系的评论家和决策者，就算不是在言语中，也是在行动上承认，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政策处在危机当中。
三十年前，冷战终结；二十年前，美国打响了自作自受的全球
“
反恐战争
”
。今天，美国之外的强大经济体期待，它们能在塑造国际秩序方面拥有与美国同等的话语权。
即便依旧无法与美国一较高下，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军事竞争对手在它们当下的势力范围中也正赢得上风。
占据一个时期无可匹敌的财富和军事霸权地位后，美国正在应付一种它在其中无法主导全球规则的世界秩序。
华盛顿已开始接受的一种全球转型系由美国帮助促成，但美国并未加以管控。冷战结束后的一个短暂时期，美国成为超级强国，有能力单方面规划其行动路线。今天，美国再度成为超级大国，有多个旗鼓相当的大国与之共存。
“
衰落
”
和
“
帝国的终结
”
之类术语大肆渲染的一种转向实际上相当稀松平常：那只是回归一种历史常态，多个大国在其中兴旺发达、你争我逐。美国依旧保持繁荣、强大，依旧对这个世界的很多地方形成巨大的魅力。但美国不是吸引移民和竞争者的唯一繁荣的国家。美国或许依旧可以维持其在多个同样量级的大国中的首要地位，但美国只是多个大国中的一员。
这种相对声望的收缩为这个国家创造了一个机会，美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与一些和美国同样量级的大国在战后实现的成就一较高低，尤其是，通过建设一种符合所有公民最佳利益的经济和社会安全网的方式实现这样的成就。
真正了解衰落
在美国内部，围绕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转换，相关论争可以划分为壁垒鲜明的阵营。
唐纳德
·
特朗普总统致力于
“
重振美国
”
，这要求再度伸张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总统的沙文主义鼓噪、贸易战和在中东引爆乱局升级，反映了一种美国实力不受约束的虚幻狂想。特朗普错误地认为，与其他国家共同拥有当今世界是一件零和事项，美国必须攫取它能攫取的，而不是尽力与其他国家共享馅饼。
很多观察人士将特朗普视作美国孤立主义传统的一支，但这一界定离题万里。特朗普并未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相反，他所追求的是一种
“
非自由主义霸权
”
（
illiberal hegemony
）的宏大战略，他通过这一战略谋求美国的主导地位，但又放弃了以往那些美国必须承担的义务，如民主推广和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在另一极端，一些人认为，美国的霸权基本上是在衰落中。他们认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弱化，傲慢自大加上帝国式的扩张加速了这一命运的到来。一些人甚至欢迎美国的式微，他们坚称，美国的霸权只是带来了伤害，且长期而言造成了美国公民经济上的窘迫。他们认为，哪怕没有特别优秀的国家取而代之，地位衰落的美国也将不再危害世界。但这些批评美国霸权的人士受制于某种井底之蛙般的见识，他们强调已有的伤害，同时无视由美国扩散的财富、健康和安全。
面对那些呼唤稳健的美国霸权的人士和那些谋求美国更进一步收缩阵线的人士，现实主义者力求稳居其中。他们乐观看待单极时刻的一去不回，认为吵闹喧嚣的竞争、不确定性和暴力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态。更强者将赢得胜利，但没有仁慈而道德的方式可以判定谁是最强者。在现实主义者看来，美国必须准备好应付更重要的竞争。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间，如同不受约束的帝国往往会做的那样，华盛顿四面出击，将其实力运用到了极致，而今天，美国将回归到相较于中国、俄罗斯甚或欧盟这样的国际对手而言更平和稳健的状态。
衰落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部分正确。今天，美国的实力较二十年面对更多限制。华盛顿必须适应一个多极世界的现实。
但失去全球独享的卓越地位，不一定是一个有关衰落的故事，而是一个其他国家奋起直追的故事。一个由多个强大国家组成的日渐壮大的共同体，可能成为管控方面的挑战，但未必会成为威胁。
有关生机勃勃的帝国走向成熟，步入愉快的中年期，或历经毁灭性战争的冲击而急剧转型，二十世纪的历史提供了无数例证。二战之后，一度穷兵黩武的一些大国，如日本和若干欧洲国家，开始在国内将它们的资源投向相对平等的社会民主，在国际关系上则调转方向，致力于共同安全和繁荣这样一些不是多么野心勃勃（但在道德上更具有一致性）的价值。一些国家如法国和英国，自愿将它们关注的重点由枪炮转向黄油，与此同时，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战败国则被迫如此。所有这些国家都侧身于美国提供的安全伞之下，这使得它们可以在国防方面少花一些预算。
令人快慰的是，今天，集体安全并不有赖于一个超级大国在一支可以到达全球各个角落的军队那里支出天量军费。通过集体安全机制，当今世界成熟的民主国家完全可以抗御外部威胁。美国时常误读其后二战时代安全机制的遗产。美国在安全和经济复苏方面的投入推动了东亚和欧洲的增长，同时令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控制着全球货币和所有重要国际机构。马歇尔计划、北约组织和在日本和韩国的长期驻军对美国而言并非昂贵的慈善计划，而是极其有利可图的投资，在安全和财富方面带来了数倍的回报。
二十世纪的更多数时间里，其他后帝国时代的国家总的来说放弃了可打可不打的战争和暴力方面的纠缠，转而践行了一条为它们的公民谋求安全、繁荣和公正的路线。日本和欧盟或许没有以美国那种极快的经济增速发展壮大，也无力与美国庞大的全球军事影响力一较高下，但它们并非孱弱、贫穷的小国：它们富庶丰裕、技术先进，有能力防御外敌攻击；至关紧要的一点是，它们为它们的公民提供的人居安全水平之高，在美国也闻所未闻。
复兴的前景
在美国安全伞的护卫之下，日本、韩国和西欧的很多国家发达起来。美国的安全伞直接提供了重建资金，设计了战后的国际机构，最终支付了实现军事安全所需要的开支，并提供了军事安全。
全世界理当感谢马歇尔计划，感谢北约提供的安全，这直接有益于数亿人口，并阻止了战败和军国主义的循环戏码再度上演，这样的循环戏码在二十世纪上半页曾引发暴力。但今天，美国更需要的是加入马歇尔计划之列的那一类放眼长远的投资和共同分享的主权，而不是北约通常要求的巨量防卫承诺。
美国迫切需要重建其自身包括教育、医疗、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在内的国内基础。
但眼下不是
1945
年的欧洲；美国也没有一片废墟，并不需要一个保护国提供安全和投资。事实上，美国将预算和决策的优先考量，由军事纠缠转向国内革命性的建设项目，即可提升其公民的生活水准。
决策者务必慎重考虑的一点是，美国不再是那个不可或缺的国度了
，长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学者观察这一事实时毫无欢心可言。中国和俄罗斯均在它们的地缘政治领域伸张自身权益，美国则意识到，它没有多少工具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东，美国受累于大量冲突，伊朗和俄罗斯之类与美国对立的大国可以智取美国；利用美国部署的一少部分资源，伊朗和俄罗斯可以挫败美国的目标。从不得不分摊高昂的海湾安全负担，到收敛其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冲突中的野心，再到放弃它是东亚唯一仲裁者的念想，华盛顿越来越多地必须与其自身江湖地位衰落的复杂启示缠斗。
2019
年
10
月，伊拉克埃尔比勒（
Erbil
），从叙利亚北部撤出的美国武装部队。图：
Azad Lashkari / Reuters
随着美国发现自己是在与更多玩家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它需要谨慎适应这一不断变化的格局。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任何重大转变，据定义都将制造一些不稳定，但美国全球军事姿态的匆忙逆转可能如同美国的鲁莽干涉主义一样动摇国际安全。特朗普灾难性地处置了美国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存在，这是美国混乱的政策转向对平民和地区稳定造成伤害的一个例子。未来一些年间，经由深思熟虑、协调一致地减少美国的军事足迹，即分摊负担，且将美国从自封的全球警察角色中解放出来，某种新的思路或许可以得到最佳贯彻。
自冷战结束后，如此转向未曾被严肃尝试过。前总统贝拉克
·
奥巴马浅尝辄止，口头上表达过一种不是那么好斗黩武的美国外交政策构想，但在实践中，他继续致力于最大限度的全球战争，令美国在阿富汗愈陷愈深，干预利比亚，并在也门加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可打可不打的战争。将近二十年无休无止的
“
反恐战争
”
之后，改弦易辙早就应当付诸实施。即令其干预活动受到更多约束，一个富有、安全的美国仍可继续充当国际秩序的堡垒。
会出现这样的时刻：华盛顿将见证暴行在海外犯下，同时将因动用外交和人道工具加以应对的局限性而倍感沮丧。整体权衡利弊之后，这些机会成本在行动受约束后的附带收益那里可能不值一提：美国再也不会在三角洲部队的突袭行动、无人机作战和轰炸中杀戮和致残平民，这样的行动在任何情形下都无法实现它们所张扬的目标。
大规模缩减其军事力量的国际存在和规模后，美国可以将节省下来的每一块
——
然后是一些
——
美元，再度投入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中，倾力关注研发、教育和公共服务（包括为儿童、初为父母的人和老年人提供的照护服务）。
设想一下，假如美国在将每一个单独的美国人融入社会时，能有监视、拘押和杀戮民众时那样尖端前沿的能力。
假如一张由联邦提供资金、运转井井有条的社会安全网不只满足了他们家人的需求，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令人满意且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那些惯于批评政府支出的人士或许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又惊又喜，甚至是欣喜若狂的。
拥抱社会民主
美国不应完全从世界收缩，也不应放弃军事实力。但对美国和世界最有利的做法或许是，重心远离军事实力，在优先事项和投入方面进行必要的大规模调整。
此一转向可能意味着，美国放弃对世界上每一项引发麻烦的政策或安全困境的指手画脚。美国会失去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强国的一些好处。五角大楼缩减规模或能遏制对美国的威胁，但无法遏制全球各地所有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利益的威胁。因此，华盛顿或会接受实质性的实力损失，但最好是自主选择现在这样做，而不是以后因环境的力量而这么做。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根本性转向似乎只对这样的美国人而言是牵强附会的：他们已经忘记了历史，并误将今天功能紊乱的政治麻痹当成了天命。美国自建国以来经历过很多深刻的变革。镀金时代让路给了新政。种族歧视服从于民权运动。一个时期在拉丁美洲和越南是过度干预，随之而来的是丘奇委员会（
ChurchCommittee
）和对美国独一无二的实力实施某种限制的短暂共识。
[
丘奇委员会，即美国国会参议院政府情报活动研究特别委员会（
Senate Select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Activities
）的别称，以该委员会主席、爱达荷州参议员
Frank Church
的名字命名，是后来的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前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