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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7年通信行业发生的10件大事
【82】 384亿元中国移动设计第一大标开标
【83】 逃离通信行业，我去创业了
【84】 通信工程重要危险源控制图集
【85】 中国移动第一罚
为了家人 我 我 我不能死
四十多岁的何平，忘记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在烦躁时向后抹一把头发。他时常忧虑已经快到头顶的发际线，嘴唇干燥起皮，常常在下一秒就接不上刚刚说过的话。
何平在华为负责传统通信业务。去年12月初，他的同行、42岁的中兴员工欧某于中兴通讯大楼坠亡。这一消息在通信圈里炸开了锅。
"H的工作量压力太大了吧？" "Z都有人跳楼了，E给的钱没有H多。";有人在群里转发帖子，题目是"2018年通信人何去何从？"
在通信圈内，Z、N、E、H代表中兴、诺基亚、爱立信和华为几家通信设备商巨头，而现在，巨头背后的传统通信行业，已呈垂暮之势。
2017年12月21日，中国电信最后一台TDM交换机举行了下电仪式。曾连着千家万户电话线的网络设备，运行了30多年后，在即将步入"中年"的年纪寿终正寝。
"通信行业已经明显衰落，过去一个项目的利润如今要五六个项目才收的回来 。"何平说。
当年在这个行业打拼的人，也从青涩的小伙子变成了中年大叔。他们开始反应僵钝，思维固化，薪资水平久久未动，在享受过行业暴利的赠予后，又登高跌重;传统的通信行业在变迁，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相互融合，只有他们滞留。曾经昼夜维护连通电信通话的“何平们”，像被断电的最后一台过时交换机，迎来了中年危机。
（2017年12月21日，中国电信最后一台TDM交换机下电。图：网络）
“高不成 低不就”
能让何平松口气的地方，是在深夜加班回家的车里。这台沃尔沃轿车如同老友，陪伴了他5年，何平关掉车灯，打开电台，女主持人的声音化开浓稠夜色；打开车窗，驾驶室洒满了月光，他伸出夹着烟的手，靠在拉开的椅背上。
“项目的事还是按章程来。”何平回想起饭桌上客户客气而坚定的语气。三十岁时，他能吞下一小盅茅台向客户表示诚意，“现在客户不和你喝了，行业不景气，我们又是乙方。”
不只是通信设备厂商，三大运营商的利润也在连年下滑。两年来的业绩报告显示，与前年净利之和1391亿元相比，去年三大运营商的净利润已明显下降。
“裁员”成了触动资深通信人神经的高频词汇。去年四五月份，华为传出要裁掉、清退34岁以上，主要在中国的运营维护人员的消息。何平很理解这个传说中的决定，他说：“设备趋于稳定、技术趋于成熟时，维护机器就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但他看邮件的次数变多了，作为公司里萎缩部门的一员，他害怕成为转型中被牺牲的一员。
何平担忧，一个部门内拥有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与20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差异不大，这样，前者的性价比更高。“升是升不上去了，低头一看，这些85后的眼睛又时刻盯着你的位置。”他曾路过一位28岁同事的工位，看到了与C++语言有关的书，便停下脚步，望向那本没看过的书，他感到恐慌。
27岁的龚小威则与何平这样的中年人有过正面交锋。他在大唐移动做算法相关的工作时，有一次项目负责人决策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他像往常一样，与同事讨论：
“这儿有问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这位年逾四十的负责人忽然冲他大声说：“工作最重要的是什么？有组织有纪律！有问题在开讨论会的时候说！”
龚小威被吓了一跳，午饭时，年轻的同事围住他：“你跟老古董较什么劲啊！人家是专家！”
他慢慢知道，“老古董”们不容挑战的权威是其最后的生存空间。
“现在我们很多人来都是为了混户口，谁真的想干通信？”龚小威说，他的一些拿到北京户口的同事，大多辞职转投互联网或者做终端去了。
龚小威辞职前，师傅拿出十几年前的照片：一个穿着蓝色半袖的小伙子，手里拿着电话筒做出一副打电话的姿势。师傅手指摩挲着照片上的人脸，”走吧，你才多大，不能就开始混日子了。“
一些嗅到危机的老通信人，在观望中偷偷面试互联网公司，然而后者给出的薪水比现在低太多，这让他们放不下身段，而自己开出的价码，又往往超过了小公司副总经理的待遇。
“高不成低不就，中年人的通病。”中兴前员工陆维说。
2015年年中，还在公司做研发的陆维准备离职，投奔大学同学，后者已是某中型互联网公司部门负责人。“咱们的专业偏通信，我也是后来培训加自学的，你来，我争取每个月给你这个数。”老同学举起了两根手指，陆维觉得很难堪：两万的月薪税后只有一万出头，刚好够还房贷和车贷。
转型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子扎着陆维的心，也扎着四十岁的林霄。林霄现在是某家互联网公司的一名普通程序员，他在通信领域多年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在新公司完全被"清空"。由于没有互联网作品，他靠着点自学的计算机技术找到了新工作。两个星期前，他的部门负责一家某品牌汽车合作商的项目，但提出的修改意见被比他年轻的领导否决。领导对林霄的表现很不满，"你才写了几年代码？你知道我做了多少相关项目？“
何平也想过跳槽，"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都不好走。"多位前华为员工向《后窗》描述，他们被分得太细，个人擅长的技术领域窄，需要与别人协作才能完成项目。如果想保证待遇单独跳槽，只能通信跳通信，"同等级别算，哪里的通信待遇比华为高？"他们在一锅舒服的温水里，一泡就是十几年，成为被煮熟的青蛙。
"我要让中国有人的地方都能打通电话"
"爸爸太忙了......"何平惯用这句话作为和女儿道歉前的铺垫，上一次道歉，是因为没有如约去看女儿在学校的合唱表演。
他正在忙着公司的各种小项目，去年夏天，小项目开始变多，但几乎五六个项目才抵得上当年一个项目的利润，他想拿出年轻时的拼劲儿来，但“感觉晚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一样"，力不从心。
二十多年前，何平加入了华为，工作像是打了鸡血。彼时，通信行业正起飞，华为等多家通信设备厂商创业正酣。"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他与宿舍里的同事常常一起加班到凌晨，有时互相使个眼色，就出去抽一根烟，谈论着奖金与行业。白天只睡上三个小时，待下一个黑夜来临，仍干劲十足。
何平所在的部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人员的个人能力，一些厉害的工程师能就项目发生的问题当机立断，"有的来不及上报，可以先斩后奏。"何平喜欢《亮剑》，觉得那个年代的华为研发人员，就像李云龙一样，靠个人能力和集体协作打下了华为的江山。
（华为在深圳的研发大楼。图：网络）
熬夜似乎成为了必备的通信职业质素，资深通信人吴爽曾在某设备公司负责IP数据传输工作，将"最好的时光都留给了通信"。二十年前，他常在深夜两三点被电话叫醒，穿着背心和短裤，抓起书包就打车到公司定位问题和维护。"感觉热血澎湃，在做未来的事情。"工作结束后，吴爽就睡在办公桌下的垫子上。60块钱的黑色书包背了六年，里面常年有一套洗漱用品。
在这种狂热的创业氛围下，做完项目维护的何平，曾穿着二十块钱的背心在深圳街边的小餐馆吃夜宵，和室友干了一杯豪言壮语：
"我要让中国有人的地方都能打通电话！"
"通信人"的创业激情得到用户需求的回应，也刺激着用户量的增长。中国通信协会副理事长刘彩曾提到，进入新世纪后的三年内，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各达到了2.5亿，均居世界第一。
"90年代初在北京安固定电话要几千块钱！"在北京某运营商工作的老曹眯着眼，遥想当年。他当时在邮电局工作，一天邻居拎了两条大前门烟和一大海碗纯肉丸的饺子，一大早来敲门，"老曹，我们家能排上装电话吧？";他怕排不上队，赶着来送礼。那时，拥有座机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告诉别人你们家座机号是在炫富。"
（上世纪90年代，电话是当时最紧俏的商品。1994年8月，上海广灵地区现场放号装电话，排队申请的市民围着居民楼绕了好几圈。图：网络）
那段日子，是何平事业的巅峰时期，也是通信行业的暴利时期。他毕业时就拿着比同行高1.5倍多的薪水，"我们这批人大多数都在深圳买上了房。"他迷恋上了摄影，买了一台佳能40D和一组镜头；情人节时为妻子买了第一个GUCCI背包；多次浏览宝马汽车的网页；信用卡的额度逐渐升级到十万。
提及当年的享受消费，程序员林霄曾一脚踏入当时项目动辄以亿级计算的通信公司，揣着能打入近三十万年薪的银行卡，对着老婆单膝跪地，掏出近一克拉的钻戒："以后你负责花钱，我负责上缴工资。"
"你这个寄生虫就知道花钱！"
事情正在起变化。
新世纪以来，互联网与通信行业的技术领域开始高度重合，3G、4G网络技术诞生、手机QQ的变革、微信出现、智能手机的研发等等，让人们通过网络就能与远方的朋友实现文字、语音、视频通讯。
"何平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打电话、手机短信等传统运营商的传统业务逐步滑落到边缘。
第一次意识到变化，是在2014年，那时，运营商关于4G流量套餐的广告铺天盖地。有一次，何平和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你爸给我开通了4G流量，咱俩见面说呗。”他意识到视频通话已经很普及，连远在南方老家的母亲都习惯用流量和WiFi了。看着母亲的笑脸，他既惊讶又失落："电信通信的时代彻底落幕了。"
随着业务滑落的，还有“何平们”的“高工资”。“变化”发生后，曾经一路涨着的工资，迎头撞上利润低微的业务。在大唐移动与爱立信工作过的通信技术人员张涛的薪水“十年都几乎没怎么动过”，“如果当时不犹豫，买了海淀6300一平的房，今天什么都不愁了。”张涛说。
而“何平们”被高薪喂饱的消费欲只能忍饥挨饿，生活被迫做出调整。
林霄多数时间泡在游戏里，想给一款新出的手游充钱买装备，但看了看余额，犹豫了。三年前，他的薪水能养得起一个顶级游戏大号，曾一度还在网络游戏《梦幻西游》里冲到了全服务器排名前十，“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六位数”的钱。如今充值币越来越贵，工资却原地不动。一想到不能像以前那样想买就买，他难受了一整晚。
何平现在的薪水已经养不起第二个孩子。六年前，全国开放“双独二孩政策”，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二人动了心，但那时说的最多的是“今晚能回家吃饭吗”；去年，两人的年龄已不适合生育；今年，他庆幸没有要第二个孩子。“负担太重了，行业处在衰落期，赚钱太难了。”
据伯马遇整合的《互联网行业薪资报告》、通信人才网发布的《2017年通信行业薪酬状况报告和趋势展望》，同样有三年工作经验的人才，互联网行业的平均月薪是通信行业的四倍。
林霄转投了薪水稍高的互联网，但家庭矛盾依然压迫着他。去年八月，妻子与他闹了两次离婚，要求他留下房子和一双儿女，净身出户。
“我已经四十了！你这个寄生虫就知道花钱！”林霄喊。
“你管过孩子吗？你知道你儿子现在上几年级吗？”妻子也喊，带着哭声。
林霄没想到，妻子现在会因为两个孩子必须回老家上学而与自己冷战，更没想到自己面对妻子满柜的衣服和包，会心生怨怼。“我们以前经常去吃莫斯科餐厅，给百分之十的小费。”转行后，林霄再没去过这些地方。
“辉煌”远去，留给中年人的是一地忧伤。“那段日子可以称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何平心生感慨，如今，拥有十八万左右员工的华为制度等级森严，如果进行某段带宽的扩容升级，只要按照方案执行即可，出了问题也不用某个人担责。“我们变成了普通人，不再能成为英雄了。”
（上世纪90年代电信局工作人员。图：网络）
5G拉不起中年人
“4G”之后，过时技术领域的资深工程师都面临着被淘汰与转型的命运，何平放弃了一部分研究，学习与4G相关的基础技术，“互联网来得太快了，无论是设备商还是运营商，都猝不及防。”
但何平的记忆力在常年饭局的酒杯中被消耗，学习也无法集中精神，抵不上五年前一多半的效率。他的血压、胆固醇、甘油三酯超标，一过十一点，心跳加速，困意如潮水一波波涌来，只得不停出去抽烟。“我们比不过后来的年轻人，他们精力充沛，学习的技术先进。”
他将中年人的最后一点优势攥在手里：人脉。
他开始活跃在很多前客户的微信群中，在节假日发红包联络感情。一个前大客户发了女儿竞选小主持的投票链接，他马上点进去投票，还转发朋友圈：“请大家投17号xx！我兄弟的女儿！”前客户点赞，何平又与之私聊，吐出“肺腑之言”：“咱女儿都成大姑娘了，真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