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余年的兰大时光·访八旬教授杨汉民

采访 | 胡坤 梁志鑫

整理 | 费小凌

文字 | 费小凌 胡坤

编辑 | 费小凌

特别感谢杨汉民老师及其家人对我们的支持帮助

特别感谢丛培昊老师向我们提供的珍贵照片

全文共5979字，阅读大约12分钟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成立于1999年，历史可追溯至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理学院动物系。2016年，生命院建院70周年，校友们从各地赶来。在这样长的一段岁月中，最初一批教师都已退休，但他们身上彰显的品格却传承了下来。此次我们采访已退休多年的杨汉民教授，希望能借此对这些不变的事物有所了解。

 

杨汉民，陕西渭南人，1953年就读于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兰大就职，从助教至教授，1991-1996担任生物系书记，退休后的十几年间受聘为教学顾问。教学方面，曾获“优秀教师”、“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等多项奖励；科研工作中，曾获“优秀科研成果”、“先进科研集体”、“先进科技工作者”等。所编教材《细胞生物学实验》一书，曾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本文发于兰州大学萃英在线

微信号cyonline2014

▲中年时期的杨汉民教授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 初见兰大

1952年10月，兰州火车站始建，次年9月，一辆途径西安的火车，烧着煤炭，轰鸣着汽笛，历时24小时，在愈沉的夜幕中，抵达兰州。和杨汉民一起提着大行李包下车的，是一群20岁左右的青年。

出站口，不知从谁口中发出短暂的唏嘘。1953年的兰州站，极为简陋，既无正规站台，又无候车室，有的只是几间平房。

“是兰大的同学吗？你们好，学校派我们来接你们。”车站门口几位学生打扮的人，朝走近的杨汉民等人喊道。

笔直一条路，通向夜色中的兰大。

望着璀璨的星空，杨汉民心中几乎是狂喜的，“建国以后，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上大学，是一件多么求之不得的事。”

带路的老同学约定了时间地点，第二天一大早带杨汉民办了所有入学手续。杨汉民回忆说：“像大哥带小弟那么带的，那个老同学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

彼时的高考志愿虽由学生自愿填写，但在录取方式上一般是超志愿录取，最后学生所学的专业与所填志愿存有偏差。杨汉民报到注册的院系是生物系，“学这个好像也没别的原因，我猜是我高考时候生物的分数稍微高一点，就把我分到这个专业来了，”1953年6月，宿舍的窗外还聒噪着蝉鸣，“高考的最后一科是生物，临考前一晚，教室的灯灭了以后，我们宿舍几个就拿着生物的小本子到开水房去复习。在烧水的炉子那儿，我们围着背了一晚，紧接着第二天考，分就稍微高一点。”

那年，杨汉民所在的生物系总共二十几名教师，整个兰大，也只有一千多名学生。

▲兰大动物系脊椎动物分类实验室

左3为常麟定先生，左2为丛林玉先生

1950年秋摄 照片由丛培昊老师提供

- 馒头还是米饭

那时候学生间流行一句话：“山上没草，树上没鸟。”整个兰州还比较荒凉，整个兰州人口总数约为现在的十五分之一，没有公交车辆通行，学校里面也没有自来水，用水靠车拉。

有学生将来自南方的同学戏称为“南派”，将来自北方的同学戏称为“北派”，北方的同学习惯吃面，南方的同学习惯吃米。兰州，多面少米。新生来到兰大的头一年，学校里面还有几袋大米，后面有一段时间基本没有大米了。吃啥？馒头基本就是主食。有些南方同学就因为吃食闹情绪。馒头在碗里玩过来玩过去，可就是下不了口咽不下去。

“我那时候没有任何情绪，”杨汉民在陕西农村长大，“农村的娃娃，从苦环境中长大的，没这个想法，那时候上了大学就很满足了。”

在杨汉民看来，上大学以后的生活，还蛮好的：“那会儿学生吃饭不要钱，学校每月还给我补助两块钱。这两块钱干啥，买块毛巾，买个牙刷，买个牙膏，买块香皂，两块钱也就够了。”中午吃饭时候，食堂工作人员早早就把餐桌收拾了把菜摆上，一般来说，四个菜，汤另外盛。来了以后，大家都不见外，随便八个人围起来就可以开席了，开席以后分菜，主食随便吃、随便盛。

“我毕业以后的伙食，倒不如当学生的时候好。”杨汉民这样开玩笑说道。

▲欢送第一届毕业班“动物系”全体同学合影于昆仑堂前

1950年7月摄 照片由丛培昊老师提供

- 苦也乐着，就忘不掉了

那是一个交心的年代，人和人之间，离得很远，隔得很近。

学校里面没电话，家中有急事，就发电报到学校，再由学校的收发室把电报传达给学生。没特别的事，学生不与家中联系，但也不会太想家：学校里边的活动很多，周一到周六有球类比赛，周天有电影。有的时候，学校外面还接团来演活动。过国庆过五一过元旦，学校张罗着办场晚会，把学生心底的寂寞给扫出去。以前学校还有大礼堂，大礼堂里边能做报告，一次坐一两千人，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能装得下。过年过节时候，学校照顾不回家的学生，里面也办一些节目。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现在附属二院（兰大二院）里边，里边有至公堂，礼拜六至公堂里边有舞会，”杨汉民当时是班里的班干部，“学校鼓励学生参与，我就积极带头过去跳，虽然我也不会，班上人不多，但女生跳得很好，我们就让女生教男生跳。大家在一起，真的蛮开心的。”

兰州的冬天来得早，走得晚。新生九月份入学，十月份不到，天就冷了。上世纪50年代的兰大，冬天还没有暖气，一冷了以后，学生穿棉裤、穿棉袄、穿大衣、戴毛帽子，还穿那种毡靴子。一进学校，教室里生炉子，实验室里生炉子，办公室里生炉子，宿舍里也生炉子。教室里有两个大炉子，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学校派专人每天去生火。实验室和办公室里边，也是专门有工人，每天早晨把火生起来。宿舍里咋办？学校提供火炉子，再给学生发煤，拿筐子装一筐子煤，另外再给发引火的柴，木柴。学生领着煤呀、木柴呀，回宿舍自己烧炉子去，睡觉以前，再把这火封掉。这火炉子，在今天有些农民家里头，还能看着些影子。

“一个宿舍里面，我们住四个人。生一个小火炉，冬天，几个同学坐在一起，觉得还蛮可以的。”这份暖，杨汉民也说不清。

晚上宿舍里待着烤火，白天除了教室，就去图书馆。那时候图书馆很小，座位很少。跟现在学生一样，杨汉民和舍友也拿着书本去图书馆早早地占位。不晚的时候，图书馆就被自习的学生塞得满满当当，倒却也十足地安静。

那时候学生很少，教师也不多。在兰大实行扩招之后的头几年，生物系一个年级不过也就四五十号同学。大家几乎每天都见面，上课的时候见面，野外实习的时候也见面，人和人之间凭着距离就拉近了感情。学生和老师特别熟，关系也特别铁。“我们思想比较单纯，一心念书，就想着，很不容易有上大学这个机会，”杨汉民回忆说，“学生对带我们的几个老讲师，老助教，都感觉特别满意。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起混嘛。嗯……多年以后，印象都还是蛮不错的。别人能忘掉，那几个老讲师，老助教，我永远也忘不掉。”

▲欢送参干和毕业同学

前排左2仝允栩先生，左3郑国锠先生，左4常麟定先生

1951年7月摄 照片由丛培昊老师提供

- 情定兰大

“不出去实习不行，得出去实习。”1953到1955年，学生们去野外实习的机会很多。远一点的，大家坐火车去；近一点的，学校给派一辆车，车上载上学生、炊事员和粮米，就一下都拉过去了。“当时那样的：出去带面带菜带肉带锅，到了以后，炊事员马上就下车做饭。一吃完饭，学生就马上出去考察实习了，直到晚上再回来。”几年下来，杨汉民积累了丰富的野外实习经验，西北这块儿的植物，他认识不少。

1957年6月，四年大学生涯即将画上句点。如果不是被留下来做助教，杨汉民的一生可能再与兰大无缘。

6月末，系里组织举办毕业欢送会。

欢送会上，系主任拍杨汉民的肩膀说：“你准备一下，毕业以后留校做助教。”

没多说几句，谈话就在欢送会中匆匆结束了。

一段日子以后，学校下通知，计划在杨汉民所在的班级留下5个毕业生做助教。杨汉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的杨汉民，在被留下来的5个人中，学习并不算好，却有些自己的优势：“我农村娃，老师喜欢农村娃，踏实。”四年里面，杨汉民当过小组长，当过班干部，当过生物系学生会副主席、主席，实习的时候当带队小队长。踏实，肯吃苦，肯干事，是学生老师一致给出的评价。

“定下来就服从啊。也没啥，反正去哪儿都是做工作。”杨汉民不挑三拣四，对做什么看得特别轻。

▲生物系1953年入学班同学毕业前与校长及系教职员合影

 1957年4月摄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 “比估计的，好一点儿”

1957年，杨汉民被留下来当助教的第一年，系上派下来第一份工作是带《植物显微技术》实验课。

杨汉民年轻的时候喜欢运动，喜欢打球，爱玩儿。系里觉得，喜欢运动的人一般心粗，而做技术员需要心细。对于把他留下来教实验课这事儿，系里面做决定的老师还有些犯嘀咕，“搞得了搞不了心里没底”。

这门实验课跟杨汉民搭档的，是比他大两届的老学长，也留下来当助教。

“这周你先把这个实验看了，有啥问题来问我，没啥问题你上就行了。”

杨汉民答应了，实验课之前就好好准备，老助教来了听过一两次课，没啥问题，后来就没来了。老助教没来，这实验课就剩杨汉民一个人带，一个月以后，一个实验员跑来找到他，说：“我没来，把你给忙活了。”杨汉民心想：“你没来，咋就把我忙活了。”后来聊了两句才知道，这实验员原本也是被安排和他一块儿带这门课的，但是由于生病，之前一直没来过。

原本三个人带的一门课，基本被刚留校的杨汉民一个人给撑下来了。一学期下来，大的问题没有，小的问题有一些。期末，教研组里考核留校助教的教学情况，问：“杨汉民干得怎么样？”，别人给的评价是“比估计的，要好一点儿。”这评价不高不低，带一些表扬，杨汉民心中总算松了口气。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带下来了。我觉得，总算是过关了嘛。”

杨汉民这一干，就是一辈子。不过也有些小插曲。

1957年，大学生下乡劳动，杨汉民本来也要去。

那年，兰大的老师中有人带队搞野外调查，要抽调几个人帮忙，杨汉民被抽中了。

后来，杨汉民就在临夏这一带做调研。“我记得在那个地方，他给我找了三个植物来认，他问：‘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三个植物都认得，他说‘诶，你不错’，后来就让我一直跟着他调研。这段长期调研的经历，使杨汉民又积累了不少野外实习经验。

▲杨汉民教授于家中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 “讲一辈子课，你满意吗？”

回校以后，杨汉民继续担任一些教学工作。主要的教学方向是《细胞生物学》，接郑国锠先生的课。

杨汉民回忆当学生时候第一次见郑国锠先生的情形：第一次见先生，是他给我们代课，郑先生从国外回来，穿西装皮夹克。我们当时稀奇：教授原来这个样子啊。

1957-1959年，郑先生上课，杨汉民听他讲课，开始接郑先生课的时间是1960年，杨汉民讲的课时大概占《生物细胞学》总课时的三分之一，1962年年初，变成三分之二，1962年年末，杨汉民完全拿下来《生物细胞学》的课程。

“每周我去郑国锠先生那儿取先生写的讲义回去校对，校对完拿去印刷厂印，然后给学生发下去，“郑国锠人很严肃，杨汉民每次去他家里取完讲义就走，没有多余的话，“有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他不留我，我也不说留下。”

几十年间，杨汉民授课的教材从郑国锠先生的著书变成北大版的教材，从单纯讲授《细胞生物学》的课程到逐渐涉猎与细胞生物学相关的其他学术领域。

杨汉民的经验从生活来，也从农村来。别人觉得下农村苦，他觉得没啥：“我是农民的儿子，下乡以后，我跟老头老太太都能聊到一起的。也从他们那里吸收些经验。”下农村、下工厂、搞调查，杨汉民一样没落下，农民的经验、技术员的经验，只要是好的、有用的，他都拿来学习。

学生对杨汉民评价很高，他也觉得算个安慰：“我这辈子糊里糊涂的，但在兰大还感觉蛮高兴的，自己出了力了，我自己觉得，还可以。”

有的老师讲课，打腹稿；有的老师讲课，记关键词在小卡片上；杨汉民讲课，有详细的讲稿，一堂一个多小时的课，他准备的时间可能要花上三个小时甚至五个小时，即使多年以后仍是如此。

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

“因为我人笨一点嘛。把那事儿当回事儿。”

话说着，窗外传来一阵清脆的鸟鸣。

“不管别人怎么讲课，但是我要讲好。”

杨汉民的讲稿上标重点，写注解，一段一段按着顺序来。讲出来的效果，一般不会太乱太差。

那会儿一堂课五十分钟，中间每隔十几分钟杨汉民就打趣儿讲一段有意思的事儿。

“我得给学生们调整情绪呀。要不然一堂课五十分钟上下来，不闷死学生嘛。”

▲杨汉民参会情景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回顾在兰大的这几十年，杨汉民自己评价了这么一句话——

“我这一辈子，在兰大，做该做的事，平平稳稳的，没啥大事。”

有一次杨汉民在农场劳动，学生来问：“杨老师，你咋不去开会？”

“那是党员开的会，我不是，我开啥会？”

“啊？！您不是党员？！我们都以为您是党员！”

后来有学生私底下讨论说：“这个老师还不是党员谁是党员呢？”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是党员呢？因为我给啥干啥，有啥干啥，干啥就干好。”杨汉民说。

给啥干啥，有啥干啥，干啥就干好。不越界，不取巧。

文革以后，杨汉民出去实习碰见他1962年带的学生——

“杨老师，你受冲击没有？”

“没有，我受啥冲击？”

“我被当做反动权威，关了两个月。”

“我都不是权威，你当啥权威？”杨汉民打趣道。

▲生活中的杨汉民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1996年，杨汉民离开教学岗位，而后受聘于兰大教务处，做教学评估，断断续续干了十几年。

“我坐在教室后面听课，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越干，越觉得现在学生条件太好了。”

好几年前，地理实验课，杨汉民进去看，有电脑，有电视，学生上课用电脑，老师放电视。

“大概30年以前都没有这条件。”

“那会儿，一般的教师都是本科生，本科生毕业以后就有机会留校做老师；那会儿，教材一整本书，就是一个人写、两个人写；那会儿，这节课上课有黑板擦，下节课不一定找得着，因为被其他班借走了。

现在，教师水平高了，博士生大多在国外待过，思维视野就开阔得多；现在，教材变了，是21世纪新教材。大家统编教材，内容更全面；现在，多媒体教学，老师上课的负担轻很多，上课的信息量却更大了。

尽管有人提，教师里面，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比较多，但是教学水平确实比以前提高很多。

所以，我很羡慕现在的同学。”

在杨汉民看来，兰州是个穷地方，是个偏僻地方，但也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榆中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一年四季都适合读书，别的很多地方的学校没有这个条件。

前年，杨汉民回了一次家，农村里头，变化很大。

“农村娃娃读大学还是不一样的。”

谁家里买了辆小汽车，无所谓；谁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全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回家去的时候，村里一户人家，大人在城边租了房子，陪娃娃读书。这叫‘陪读’”

“现在上大学虽然不像我们以前那样，是件稀奇的事儿了。但既然读了大学，就要好好读，好好锻炼自己。”

后记

记：“您现在每天都忙活儿什么呢？”

杨：“我退休以后，事儿多着呢（笑）”

记：“都干些啥？”

杨：“给学校做教学顾问，管了三个孙子，最小的一个孙子上小学三年级。上学以前，从小管到大。”

记：“还有吗？”

杨：“现在没多少事了，晨练，买菜，搞点家务；空下来，听听新闻，看看电视。”

▲杨汉民教授 2016年9月摄

胡坤 / 摄

我们前后五次拜谒杨汉民老人，在累计近6个小时的采访中，老人极为健谈，精神矍铄，很难让人想到他如今已八旬有余。老人清晰地描述了他早年的兰大时光，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他周围发生的许多事件的细节。特此感谢杨汉民教授及其家人在我们采访过程中的配合和帮助，老人如今安享晚年，也是我们这辈人的幸福和期冀。同时，感谢丛培昊老师提供的珍贵照片，使我们能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兰大光景获得直观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