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期 张伟伟 副教授】“报网互动”：用户生成内容、新闻常规与传媒公共性——以中国内地市场化报纸《S报》的“网”版为例

2018年3月23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第六季第二期（总第102期）在费彝民楼A座418室举行。此次学术午餐会邀请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张伟伟副教授为学院老师和同学们介绍她的博士论文《“报网互动”：用户生成内容、新闻常规与传媒公共性——以中国内地市场化报纸 的“网”版为例（“Press-Internet Interaction [Baowang Hudong]”:User-Generated Content, News Routine and Media Publicity--A Study of “The Net Section” in China’s Market-Driven Newspaper）》。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成军副教授主持本次讲座，并向张老师赠送了前三季“博士之家学术午餐会”文集，来自院内外的众多师生参与聆听此次讲座。

王成君老师向张伟伟副教授赠送博士之家文集

去年《新闻记者》的编辑白红义老师做了一期关于新闻生产田野观察的组稿，当时张老师发表了一篇文章，讲述她的研究是如何开始的。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有一个“追热点”的现象，“报网互动”出现在2006年前后，在07、08年是一个学术研究热点，当时有很多相关研究。但是到了2010年，学界对“报网互动”失去了研究兴趣。简单统计一下中国知网关于“报网互动”的研究论文，会发现07和08年是一个高峰，到10年后相关研究戛然而止。

张老师对这个现象产生了好奇，她试图通过探究“报网互动”这个现象来回答“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是更好还是更糟？”这一问题。根据文献梳理，张老师发现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已经形成三种研究视角。第一种是政治视角，探讨新闻业对政治民主化/或民主政治的作用。第二种是经济视角，探讨互联网对新闻业产业发展的影响。第三种是专业主义视角，探讨互联网究竟促进还是破坏了新闻业的专业性。与前三种研究视角不同，张老师决定从传媒公共性的视角来讨论“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业更好还是更糟”这一问题。

张老师提出，开始论文的第一步，就是对第一个核心概念“传媒公共性”进行文献梳理，在此基础上形成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定义。她发现，学者虽然在传媒公共性概念化定义上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于它的操作化定义却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绝大多数学者对传媒公共性的操作化定义，并不是从正面阐述，而是从反面来定义，即媒体哪些行为违背了传媒公共性、带来了传媒公共性的危机。学者指出带来传媒公共性危机的操作包括内容小报化、受众商品化、弱势群体边缘化等等。张老师博士论文的第二个核心概念是“新闻常规”。为什么会用新闻常规这个概念呢？塔奇曼在《做新闻》里写过一句很知名的话——“Routines make news”(Tuchman,1977:45)，就是说常规形塑了新闻，传媒的公共性是建立在新闻内容上的，所以常规跟公共性的关联程度是非常密切的。在确立了前两个核心概念之后，张老师对“报网互动”现象提出这样的问题：当互联网科技带来新闻常规的变化的时候，新闻常规是否在影响传媒公共性？

“用户生成内容”是论文的第三个核心概念。互联网的影响很广泛，它对公共信息流通的最大影响之一，就是带来了用户生成内容的蓬勃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可知，西方社会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下“报网互动”带来的是专业收编，是对UGC的商业挪用，是对UGC影响力的消解。那么在非自由主义社会，情况如何？张老师希望通过对中国大陆“报网互动”现象的研究，为此研究领域提供一个非自由主义传统社会的个案。非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与自由主义传统社会在传播体制上具有显著差异性。那么这种传播体制的差异性是否带来不一样的“报网互动”？

在找准概念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文献回顾了，文献回顾是一个把概念操作化的过程。论文第一个概念是传媒公共性。张老师说，一篇博士论文要有创新点。一般来说，如果是实证研究，本身数据就有创新性。那么第二个创新，就是需要在理论上有贡献性。本论文在理论上的贡献性，张老师认为，可能就是尝试将传媒公共性做一个正面化的操作化定义。其实解释传媒公共性，本质上就是解释传媒和公共利益的关系。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学界对传媒公共性的讨论可以归纳为自由主义和批判主义两种取径。两种取径对传媒公共性的定义差异，主要是由于它们对公共利益的不同看法所导致的。

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取径。自由主义取径认为社会是个体的集合，所以人只要有个体自由选择，每个人的利益都能达成，那么就形成了公共利益。因此传媒公共性的体现，就是抑制以政府为代表的强权，保证个体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第二种取径是批判主义。它和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社会观，它认为社会中的个体并不是无关联的独立的公民，而是有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这些集团化和组织化占据着不同的社会资源。所以在社会制度不平等的条件下，个体即便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也无法真正实现公共利益。因此，实现公共利益应当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秩序为前提。

张老师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战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三个时期相关文献的梳理，提出自由主义取径将传媒公共性定义为传媒“抑强”作用的发挥，即传媒通过扮演看门狗角色、信息角色、平台角色等，来抑制政治或经济力量对个体自由的侵犯，让个体能够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以此来实现公共利益。而通过对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主义路径的梳理，张老师认为，批判主义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考的路径。批判主义认为在社会不平等的制度现实下，公共利益的实现不是个人利益的叠加，而是应该以弱化和消除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支配性不平等社会关系为前提。基于这样的权力观和社会观，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批判学派提出传媒公共性应当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匡扶，即传媒应该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他们提供表达自身利益和身份文化的空间，使其不被主流群体所淹没。

关于传媒公共性讨论得很多，张老师抓住两个学术路径，它们关于社会观、权力观的不同看法，带来关于公共利益的不同的解读，由此造成它们对传媒公共性不同的解读。在梳理两个学术路径的基础上，张老师建构了她对传媒公共性的操作化定义：全面、稳定、持续报道各种现象、事情和议题，不仅达到抑制和监督强权的目的，同时也为弱势群体发声，以消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本论文的第二个概念是新闻常规。新闻常规和公共性的关系，塔奇曼那句话“Routines make news”已经作了很好的解释。但是在进行数据汇报的时候，必须运用分析性概念将现象和理论勾连起来。张老师借用McManus对新闻生产过程的分析，将新闻常规分为发现、选择、报道三个阶段。文献梳理显示在新闻生产的这三个阶段，既定的新闻常规在提高传媒效率的同时，会一定程度地破坏传媒公共性。比如在发现阶段，学者用“新闻网”而不是“新闻毯”来描述常规消息源。新闻网和新闻毯的区别是什么？新闻毯是一个全覆盖，把所有东西都覆盖到。但是新闻网要捕获什么，就要看这个网的密度如何，所以很可能就是只捕大鱼而放掉小鱼了。这样一来，新闻就主要集中在大鱼——那些社会政治和经济精英身上，它们对小鱼——社会的弱势群体就往往有所忽略了。

最后，张老师在解释“报网互动”对常规和传媒公共性的影响时，借用了Shoemaker和Reese在《Mediating the Message》一书中提出的常规理论。根据常规理论，常规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个是传媒组织，一个是消息源，一个是受众。互联网带来的UGC显而易见促使消息源发生改变（网络爆料），一定程度上带来受众的改变（全国性受众），同时也带来传媒组织的重构（增加了新媒体部门）。那么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从理论推出，UGC一定带来新闻常规发生的变化。但问题在于，常规的变化对公共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完成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下一步就是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张老师的研究是考察中国大陆的“报网互动”现象，她试图从传媒公共性的视角来考察互联网对新闻业的影响。张老师说，在中国大陆这样一个非自由主义传统社会，传媒公共性如果用“抑强扶弱”来考察，文献会非常清晰地显示，无论是舆论监督还是匡扶弱势，传媒公共性都表现出很大不足。那么当UGC进入媒体，带来新闻常规改变的时候，作为关注传媒公共性的学者，会很自然有一个期待，UGC有没有对传媒公共性带来积极影响？没有的话，为什么？基于这种期待，张老师提出博士论文的两个具体研究问题：（1）报业组织是如何调整常规来吸纳用户生成内容的？（2）常规形塑下的“报网互动栏目”新闻内容如何？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形态？

2010年前后很多传统媒体都开设“报网互动”版面，比如新华社有“中国网事”等。张老师的研究对象是《S报》的“网”版。这个版在它推出的第一年就得了《南方周末》的“致敬公共人物奖”，在当时是全国报纸“报网互动”版面的范例。作为个案研究，张老师运用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内容分析法三种方法来获取数据，试图通过多渠道数据来源互相交叉验证，最终达到数据信度和效度的可靠性。具体而言，张老师以实习生的身份在《S报》“网”版部门参与式观察三个月，撰写了80多篇田野日记；共计采访了12名“网”版相关的主管、编辑和记者；并运用随机抽样法抽取“网”版2007-2012年649篇稿件，进行内容分析。

张伟伟副教授向同学们分享她的博士论文

（一）“网”版发展的三个阶段

张老师认为大致可以将《S报》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997-1999年是小报时期、2000-2006年是专业主义路线时期、2007至今是国家规制下的市场本位时期。“网”版诞生于《S报》的第三个发展时期。与《S报》的发展相似，“网”版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2006年10月-2007年初是“摸索期”。在田野调查期间，张老师得知，“网”版设立初始是一个“做了再说”的版面。《S报》在初期并未对“网”版做详细规划，只是给它配了一名编辑和一名记者，让这两个人自己摸索。三个月之后，主管“网”版的部门主任才和编辑、记者一起给“网”版确定报道主题和报道体裁。这段不长的“摸索期”总体特点是“上下合作”。2007年初到2010年10月是“网”版的“辉煌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报网互动”。“网”版建构了一个循环的路径：用户生成内容在网上发出之后，“网”版通过采访核实把它变成新闻，新闻又再次上网，变成用户生产内容来推动事件的发展。然而，“网”版的辉煌期并不长，2010年之后，在国家、科技和同行三重压力之下，“网”版进入了“无所作为”的衰退期。

（二）“网”版的新闻常规

“网”版的新闻生产除了包含McManus所说的发现、报道、选择三个阶段，还包括审核、等待、撤稿和发布四个阶段。在发现环节，“网”版的常规是从网络找线索，微博和各种网络论坛构成它的“新闻网”；在选择环节，“网”版的判断常规非常强调政治安全性，因此即便网上讨论很热烈的选题，但是政治不安全它也不会碰；在报道环节，“网”版表现出一种“民间立场”的常规，在报道中常常会援引网友的话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在审核环节，《S报》让专门的审核人员从政治和经济风险两个方面来对“网”版进行审读，决定其报道是否见报；在撤稿环节，多媒体传播常规让不能见报的“网”版报道出现在网络上；在等待环节，记者和编辑共同进行着一项具有软性抵抗性质的“等待常规”，他们接受不能上稿的安排，但是也不放弃进入撤稿环节，而是选择默默等待，等待合适的时机将稿子再发出来。在对“网”版新闻常规进行梳理和描述之后，张老师进一步分析这些新闻常规的来源。张老师指出：“网”版发现环节的常规主要受消息源的影响，即网络UGC的影响。“网”版选择和报道两个阶段的常规主要是受众促发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版的受众不仅有报纸读者、通过网络浏览的公众，还有从事新闻审读工作的地方新闻宣传官员。最后，“网”版审核、撤稿和等待环节的常规，主要源自媒体组织内部，背后体现出政治、经济和新闻专业主义三种力量的博弈。

张老师指出，“网”版新闻常规的独特之处，首先是“网”版不再和消息源产生共生关系。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常常与消息源产生共生关系。例如，跑线记者跟政府的发言人往往形成很紧密的关系，因此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媒体有时会选择性失明。“网”版则没有这种与消息源的共生关系，因为没有固定的爆料人。第二个独特之处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版的“新闻网”很难长时间持续。最初网络论坛是“网”版找新闻线索的主要网络平台，后来微博逐渐发展成为最主要的平台。

根据不同新闻生产阶段的常规性质，张老师尝试从效用性和公共性两个向度对常规进行分类。效用向度强调了常规对传媒效率的贡献。例如，审核常规、撤稿常规的效用性非常强，促进了新闻生产流程的顺利进行，但是它的公共性比较低。这些常规促使“网”版往往难以报道具有公共性品质的新闻。公共向度强调了常规对传媒公共性的促进作用。例如，等待常规使得具有公共性品质的报道有了见报的可能，增强了“网”版内容的公共性，但是它降低了“网”版新闻生产的效率。

（三） “网”版的新闻内容分析

张老师介绍，论文的内容分析第一部分，主要对“网”版的新闻主题、新闻主角、篇幅和地域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新闻主题主要编码为“公共议题”和“其他议题”。张老师强调说，公共性是一个高度语境化的概念。张老师借鉴了学者李培林对中国社会公共议题的编码，将公共议题细分为监督公权力议题、弱势群体议题和民生议题。其他议题则是指非公共性议题，包括商业化、娱乐化等议题。新闻主题的编码发现，“网”版的报道中55.2%是监督公权力议题，仅6.4%为弱势群体议题，4.7%为民生议题，没有公共性的“其他议题”则占33.7%。

新闻主角主要从阶层和性别两方面对报道人物进行编码。张老师借鉴社会学家陆学艺对中国社会阶层的十大分类，对“网”版新闻主角进行编码。最终发现，“网”版48%的新闻主角是“国家和社会管理者”，16%是“专业技术人员”，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仅占1.4%的比例。在新闻主角的性别上，男性占62.5%，女性占14.3%。进一步对报道中的女性阶层进行分析，张老师发现，其中“国家和社会管理者”占31.7%，“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占25.4%，“专业技术人员”占14.3%。据此，张老师提出“网”版对于女性的报道比较刻板，缺乏更多元的女性形象出现在报道中。

在篇幅上，内容分析结果显示，新闻篇幅平均是30行（每行约40字），“21-40行”的报道占44.4%的比例。地域方面，“网”版新闻69.4%是关于城市的报道，镇、乡、村合计报道仅占6%。由此，张老师提出一篇“网”版的典型报道是：以监督公权力议题为新闻主题、以男性官员（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为新闻主角、发生在城市（地级市以上的可能性超过五成）、长度在1500字之内的报道。

（四）“网”版的公共性：“抑强”与“扶弱”

在对“网”版内容进行宏观统计之后，张老师进一步从“抑强”和“扶弱”两个维度对“网”版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考察。在“抑强”方面，内容分析的结果显示：1.“网”版97.5%的舆论监督都是异地监督，说明“网”版虽然从网络找新闻线索，但依然未突破传统媒体舆论监督报道的局限性；2.“网”版对官员批评的直接程度和具体程度，与官员的级别具有显著相关性，说明“网”版舆论监督报道说体现的公共性非常有限。具体而言，随着官员层级的降低，“网”版对他/她的批评会越来越直接。“网”版对于中央级行政干部几乎没有批评；对于省级行政干部，主要采用间接批评；而对于地市级以下行政干部，则普遍采取直接批评的方式。此外，“网” 版批评的具体程度也受官员层级的影响。官员级别越高越不会在报道中被点名道姓地批评，级别越低则被点名的概率越大。

在“扶弱”方面，张老师发现，“网”版“扶弱”报道有“低度再现”和“错误再现”的问题。在649篇报道中，只有41篇报道是“扶弱”报道。“网”版“扶弱”报道的“错误再现”方面表现在地域分布、形象定位和归因分析上。在报道地域上，“网”版的“扶弱”报道城市占68.7%，北京上海最多。在对弱势群体的形象定位上，“网”版对弱势形象的描绘固定于受害者（70.8%）和负面行为者（11%）两种形象。对弱势群体的受害和负面行为的归因分析统计发现，“个体自身”是最主要的原因，占比为29.3%，“政府” 和 “主流社会成员”分别占比14.6%和9.8%。显然，“网”版更倾向于从微观视角把弱势群体的不幸归因于他们自己，而未能从更宏观的视角讨论既定社会结构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张老师最终总结，“网”版作为中国传统媒体“报网互动”的一种范例，它充分地展现了技术对传媒公共性的推动潜能，以及既定结构对该潜能的消解作用。“网”版在吸纳用户生成内容时因应出一定的以公共性为导向的新常规，这些常规主要存在于新闻生产的发现、选择、报道以及撤稿等环节。在这些常规的作用下，“报网互动栏目”重视吸纳与公共利益相关、尤其是与监督公权力相关的用户生成内容，并在报道中彰显出鲜明的民间立场。但是，“网”版同时保留了既定的对传媒公共性具有破坏作用的新闻常规。这些新闻常规限制了“报网互动栏目”对传媒公共性追求，使其难以突破过往中国媒体在践行传媒公共性上的局限性。

以“网”版为代表的中国内地市场化报纸“报网互动栏目”所展示出的局限的公共性是国家、市场、新闻专业主义和互联网技术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市场、新闻专业主义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促进和破坏传媒公共性的双面作用。因此，尽管互联网科技为传媒提供了提升自身公共性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中被消解。

Q：张老师介绍到说“网”版本身固有的局限性导致了它被停版的后果。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市场的力量，“网”版想要获得公众注意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会试探政治的底线，但是很不幸它就碰到了特殊的收紧的这样一个过程，注定了它后面没有办法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核心。

A：它促使市场化媒体建立一些追求公共性的常规，但是它更多地促使市场化媒体建立了一些追求效用的常规，如审核常规、撤稿常规。在内容上，我们就会发现，它公共性的局限性体现在它批评官员的直接程度和具体程度上。本身它是可以突破这些局限性的，因为用户生成内容本身没有体现出这些局限性。

Q：我的感受也是在这里。它现在这种情况都要被关掉。

A：它的关掉并不是因为政治是最主要的动力，而是政治和市场的联合造成的。政治压力促使它减少舆论监督报道，但是作为一个版它是可以存在的。但它为什么连这种象征价值都不存在了，就是因为这个版的效益在降低。作为一个版，它是有资源配置的，一个版拿来做广告有三十几万的收入，而且至少要有一个编辑，至少要一到两个记者，这些都是钱。这个版如果一直没有什么用，那它就会被撤了。传统媒体对自己的版面的效益测量非常精细。

Q：请问在最开始的时候，您是如何确定了您的博士选题的？

A：从硕士开始，在广州读书的我就感受到新技术对传统新闻业的冲击和影响。我一直很想知道，互联网究竟会给新闻媒体带来什么。我的导师邱林川老师很关注信息传播技术（ICT）在社会中的传播、扩散和影响。一般来说，导师对博士生的选题有很大的影响。我选择做“报网互动”现象，其实就是考察互联网带来的UGC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组织中的扩散和影响。另一个促成这个选题的原因是，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因为是一项实证研究，需要去调研，去获取数据。而我想要做研究的媒体，我很熟悉，有很多认识的人可以帮我联系采访对象，帮助我获得我想要的数据。所以我觉得博士论文第一个当然是你自己要有一点兴趣，第二个是你老板要在理论上给你一定的指导性。第三个是这个你能不能做，你有没有接近数据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