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复苏乏力，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0%。如此状况下，如何保障社会稳定？年轻人的希望又在哪里？我们走访了三名欧洲失业青年，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悲欢。
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
又是一个早晨。
清早的阳光透过窗户照亮了皮埃尔的小房间，可是皮埃尔心里却满是阴霾。
启动电脑、进入招聘网站、投递简历，皮埃尔已经熟练于这套流程，熟练得近乎麻木：投了100多份简历，却连一份好实习都找不到。
难道“读书无用论”是真的吗？皮埃尔对生活有些焦虑和不安。“为什么读了这么多年书，找工作还是这么难？我真的好挫败呀。”这位28岁的失业青年辛苦修到两个学位，其中一个还是法国精英学校图卢兹政治学院的硕士。
皮埃尔的烦恼并非个例，这背后反映的是整个法国公立教育体制与职场需求的脱节。法国企业看重雇员是否有专业的工作经验，但是法国公立大学却主要培养学生理论学习和论文写作的能力，二者不相匹配。于是，一边是一些年轻人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另一边是企业找不到足够专业的人才。
高学历者找工作不易，低学历者谋生则更难。法国大学生就业率为84%，而未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就业率只有20%。据欧洲统计局2月发布的数据，25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23.6%，每四个年轻人中就有一个人找不到工作。
找工作间隙，皮埃尔也在打零工支撑生活。狭小的屋里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皮埃尔尴尬地笑了笑：“现在赚得实在不多，只好省吃俭用，偶尔才能下顿馆子。”他指了指床头已经残破的纸面灯罩。
人到中年，青黄不接
“那些刚大学毕业的小年轻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要价不高，公司为了节省人力成本，更愿意要他们。”30来岁的西班牙大叔塞尔吉奥坐在马德里街头的露天咖啡馆，喝了一口啤酒。大叔自嘲起自己在职场上“青黄不接”的中年危机：“人到中年，我已经不可能像他们一样从头再来，但是跟那些手头资源强大的‘人生赢家’比起来，我的竞争力又不行。”
西班牙人喜欢在午后来点下午茶，享受休闲时光。塞尔吉奥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周末下午安静的街道，心里却有难以言状的无奈。
塞尔吉奥曾是名新闻工作者，在上家网络媒体一做就是10年。他曾报道过西班牙的失业状况，如今他自己却成为了失业队伍中的一员。2017年1月，老东家将公司转手他人，也顺带辞退了包括塞尔吉奥在内的一批员工。失业半年，塞尔吉奥也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他到处投简历、用人脉，但依然徒劳无功。“能拜托的朋友都拜托了，现在反而不那么急了。”塞尔吉奥的眼睛里只有平静。
塞尔吉奥是个顾家的男人，他的通讯软件头像是自己与儿子的合影：怀里的小家伙含着奶嘴，塞尔吉奥一脸幸福地看着自己的小宝宝。和大多数西班牙年轻人不同，塞尔吉奥早早地买了房、成了家。要养家，还要每个月还300欧元左右的房贷，这是又甜蜜又有压力的负担。
不过，塞尔吉奥眼前的生活还算可以前行，这归功于他在西班牙社保系统中多年的缴费，让他在失业后可以依据规定领取相应的补助金。“生活还没有把我逼到特别困顿的地步，失业补助金给了我缓冲期，让我不过于急躁。”但是，这笔补助也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减少：在失业的最初半年里，塞尔吉奥可以领取相当于原薪水7成的失业金，半年后这笔钱将减少到5成，此后一点点递减，到2年后即完全停止。
现在，西班牙全国失业率为17.8%，25岁以下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达到41.5%。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愿意与员工签订长期合同，而是倾向雇用临时工，许多年轻人因此不得不转为缺乏稳定收入来源的“自由职业者”。据2016年的一项统计，西班牙近年来新增的工作机会里，只有5%为长期合同工作。
“靠失业金养家糊口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还是想尽快找到一份稳定的新工作。”塞尔吉奥说。
守望无助，准备走人
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如此不易，25岁的意大利亚小伙子亚历山德罗也面临这样的难题。“在意大利想要找到一份能签长期合同的工作太难了。”加上不景气的经济和罗马高昂的生活开支，生活实在有些艰难。
从西西里岛一所大学的东方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亚历山德罗曾陆续前往中国几个大城市留学和工作，他也曾是重庆的一家外语培训机构的英语和意大利语老师。英语在意大利并不普及，亚历山德罗却可以有足够水准教授英语，背后的努力和付出不言而喻。
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5月意大利失业率为11.3%，其中25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达到了37%。由于本国经济和就业形势低迷，前往其他国家找工作已经成为一些意大利年轻人的选择：法国、英国、德国等欧盟国家，甚至中国、日本都被纳入考量。
在罗马一家中资企业招聘现场，亚历山德罗自信地用中文表达着自己。现在他只想离开罗马，寻找一份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我只想赶快走人，去欧盟的其他国家或者中国工作。”
要福利，还是要工作？
皮埃尔、塞尔吉奥、亚力山德罗目前的生活状态，是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乃至整个欧盟经济和就业市场复苏乏力的缩影，也是欧洲国家长期实施的高福利政策的后果。
在法国，政府为维护雇员利益，给雇主制定了诸多严格规则，企业很难自由裁员。如果雇主想解聘某名员工，不仅需要向员工提供充足理由，还要提前2~3个月告知，并且与员工及企业内的工会谈判。经过一系列漫长复杂的谈判流程，即使最终顺利解聘这名员工，企业也要向其支付一大笔失业赔偿金，通常是工龄乘以月薪的20%。
解聘难，招聘则更难。为了减少解聘风险，雇主大多不愿轻易与雇员签订无限期合同（CDI）。现在，签订无限期合同的平均年龄为28岁，而1992年时为22岁，高福利社会让失业者更加被动。
2016年，法国政府启动劳动法改革，借由延长工作时间、增大企业解雇自由度，以期改变法国就业市场低迷的状况。但是，无论是还未找到工作的学生，还是有工作在身的雇员，都对此次改革毫不领情。同年3月，法国爆发总罢工，多个工会和大量学生走上街头抗议。矛盾背后，法国福利制度尴尬尽显。
在西班牙，失业补助金让一些西班牙失业青年选择无所事事消磨日子。一些年轻人等到失业金完全发放停止才开始重新找工作；而另一些人更是懒散，甚至打起了西班牙政府“长期失业者生活补助”的主意，这项补助规定：在失业金停止发放后的半年内，政府要向其提供每月426欧元的失业补助。高失业率下社保缴纳者日趋减少、游手好闲吃救济者却在不断增多——这给西班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巨大压力，西班牙的福利社会越加变得难以为继。
在意大利，年轻人的高失业率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陷入危机的福利社会体制阻碍了意大利经济发展，又带来更加严重的失业问题。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主席博洽呼吁，政府必须出台有力措施，不能任由失业青年坐吃福利等山空，他建议政府应该将年轻人工作前3年的劳动者平均税率降至0，以鼓励企业雇用年轻人，有效利用人力资源。
高失业率与欧盟的高福利社会关系紧密，相互拉扯。如何促进就业又不损坏大多数人的福利需求，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做好平衡和拿捏，这是摆在欧盟各国面前的难题。
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多国经济一直困顿不前，时常稍有前进又退后几步，反复其间，近来更是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新迹象：
经济增长乏力，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吸引外资的“三套车”难以前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削减债务与提升通货膨胀率的“二元悖论”，银行与股票市场陷入风险状态，科技创新落后于诸多国家，英国“脱欧”可能从多方面冲击欧盟经济……
乏力的经济增长
2016年，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分别同比增长1.9%和1.8%，但增速略有回落。
在欧盟内部，各个成员国的发展阶段、发展要素和经济结构皆有不同，这让欧盟面临巨大的内部治理压力。单靠统一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困境。
2016年，在欧盟内部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依次为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比利时。然而，除了西班牙实现2.3%、荷兰实现2.1%的经济增速，其他5国增速都低于2%，意大利和法国更是分别以0.8%和0.7%的同比增速，拖累整个欧元区。
欧盟经济增长表现欠佳，主要原因便是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增速一直低于欧盟整体水平。欧盟经济能否持续稳健复苏，欧元区未来的增长动能将起决定性作用。
拉不动的“三驾马车”
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吸引外资，这是拉动欧盟经济的“三驾马车”。然而，由于欧盟经济增长不可持续风险加大，这“三驾马车”的动力已显不足。
作为国际分工和资源流动的主要形式，对外贸易规模的变动是衡量欧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欧盟可借助对外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推动自身资源在区域内外流动。然而，随着全球需求下滑，近年来欧盟整体外贸形势恶化，这抑制了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
此外，观察欧盟整体进口与出口总值之间的差额，可以发现欧盟的内部贸易份额正在提升。有分析人士认为，欧盟也难以摆脱贸易保护思维，其参与国际分工的积极性有所降低。
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参与国际投资活动的欧盟资金的世界占比从2008年的49.4%下滑至2015年的37.3%，其投资额也日趋紧缩。2015年，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曾达2.74%，创下近年来最高，但是其存量规模未能回到2013年的水平。
在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欧盟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正在下降。2015年欧盟吸引投资存量为6.83万亿欧元，相对2014年下降3.9%。从2008年到2015年，欧盟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世界占比从43.24%下降到了31.11%。
近年来，由于债务压力，欧元区国家不得不实行紧缩的消费政策。加上原有的“三驾马车”已不堪重负，欧盟经济增长势头被严重阻碍，可能将长期处于较低增长区间。
6月19日，英国“脱欧”程序正式启动。英国要求独立发展经济，制定更加灵活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其诉求让整个欧盟为之震动。
现在，英国在欧盟内部贸易中举足轻重；未来，英国可能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欧盟关税同盟，这将对英欧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至于影响力几何，则取决于英欧未来经贸协议谈判的结果，这是英国脱欧谈判的重点，包括关税、产品标准及争端解决机制等。
“二元悖论”
由于长期的通货紧缩，欧洲中央银行从2015年开始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其核心目的是通过各国央行购债释放流动性，以激发市场活力、改善通胀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将目标通胀率锁定在2%。
量化宽松政策通常溢出于通货膨胀、债务和金融市场。
借由“公共部门购买计划”等方式，欧洲中央银行已累积购债约1.22万亿欧元。以2015年物价水平为基准，2016年欧盟“消费物价指数”增长0.8%，量化宽松政策效应显现，但离2%的通胀目标仍相去甚远。由于单轮购债效应将随时间推进而减弱，因此需要不断持续购债，而量化宽松是借由购债实现，因此购债的持续性是关键。但是，欧盟购债规模从2017年起开始明显减弱，量化宽松效应正在弱化，其影响力和持续性已呈现不足势头。
就债务而言，量化宽松政策并未解决欧元区债务率高企的问题。2016年欧盟整体债务率达到84.5%，仅比2015年下降0.5%；而欧元区债务率不降反升，2016年达到91.3%。在欧元区重债国，债务率没能得到控制。2016年葡萄牙131.7%、意大利135.5%、希腊179.2%、西班牙100.5%的债务率，依然是欧盟必须处理的难题。
量化宽松政策的确促进了欧盟的市场活力，在金融市场上表现明显。欧盟各成员国股市在2016年持续走强，英国富时100、德国DAX30、法国CAC40、西班牙IBEX35、希腊ASE指数均出现大幅上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场对未来较为乐观的预期。但是，量化宽松推高通货膨胀，这就要求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其主要方式是各成员国央行购买债务，可是购债又不符合欧盟削减债务的长期目标。“推高通货膨胀”与“削减债务”两者不可兼得，其本身就形成了“二元悖论”，这也是欧盟亟待解决的难题。
银行业危机加深
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影响下，欧盟市场利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受负利率影响，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收益降低，部分欧盟成员国银行盈利能力下降，过高的不良贷款率导致银行业开始出现危机。
这场银行业的危机开始从重债国向核心国蔓延：由于业绩不佳、缺乏竞争力，德国德意志银行股价一度跌至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高企的不良贷款率、盈利能力丧失、流动性风险凸显，意大利锡耶纳银行陷入危机；而法国的银行大多持有大量的重债国债券，在重债国未摆脱高债务率的背景下，法国的银行也难以规避资产风险。
此外，负利率导致投资者转向高风险资产投资，这又加大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在欧洲股票市场，英国富时100、德国DAX30和法国CAC40均实现了10%以上的上涨幅度。资金流向风险更高的股票市场，进一步扩大了资产泡沫。
为了改善欧洲银行体系，欧盟推出了资产重组计划与巴塞尔协议，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起到作用。资金缺失、流动性危机和不良贷款率高企依然困扰着欧盟银行业。
从宏观层面看，部分成员国并未在削减财政赤字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高悬的债务率迫使其继续紧缩财政政策，这使得银行在资本充足率方面承受压力，只能压缩信贷规模。但是，信贷规模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投资需求。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影响了欧盟经济复苏。
“拖后腿”的科技创新
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一方面紧缩财政以“节流”，另一方面寄希望于科技创新以“开源”。然而，由于欧盟各成员国削减债务的压力巨大，投入科技创新的经费严重不足，而过高的税费又抬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受到抑制。
创新能力培养新的产业竞争力，新的产业竞争力实现新的盈利能力，新的盈利能力给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循环。可是现在欧盟多个成员国科技创新乏力，一些现有科技成果在面临被收购时，欧盟显得比较敏感。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欧盟在科技创新乏力背景下，“科技保护主义”抬头的体现。
如今，欧盟经济已开始复苏，但增长仍显乏力。欧盟必须在内部培养新的增长动力，在外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评估并优化自身财政和货币政策。只有如此，欧盟经济才可能解决隐忧，避免再度陷入衰落的泥潭。
当下的欧盟，正经历着欧洲一体化进程肇始以来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可谓内忧外患，危机齐聚，人心涣散，弥漫着对欧盟现状的担忧和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迷茫。人们不禁要问，欧盟和欧洲一体化到底怎么了？
多重危机，举步维艰
当前的欧盟正被各种危机缠绕：难民危机、“脱欧”事件、恐怖袭击、乌克兰危机、右翼势力崛起等等，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
首先，难民危机阴影仍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难民潮一浪高过一浪，仅德国就接收了逾100万难民。虽然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欧盟终于勉强控制住巴尔干方向的难民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地中海方向的难民偷渡活动再度猖獗。仅6月下旬，意大利在5天内接收了超过1万名北非难民，难民流量也丝毫没有减少迹象。
这一危机引发了欧盟各成员国在难民接纳、费用分摊与人员自由流动等议题上的严重分歧。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抵制和否决欧盟的难民转移安置计划。成员国在难民处置问题上的争端正在危及欧盟本身的团结。
其次，恐怖袭击频仍，已成常态。2017年上半年，欧洲范围内就发生了20多起恐怖袭击。频繁的恐怖袭击恶化了欧洲民众的安全感，也影响了其对难民的态度，增加了解决难民危机的难度。
第三，英国“脱欧”的影响。6月19日，英国正式开启脱欧进程。作为欧盟重要成员国和主要经济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拥有核武的北约主要成员国，英国的“决然离去”不仅对欧盟经济发展前景造成影响，加剧欧盟内部的离心倾向，也使得欧盟在如何处理“逃离者”上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欧盟必须对英国进行惩罚，以儆效尤，预防其他成员国以脱欧为手段要挟欧盟；另一方面，一个好聚好散的“分手协议”，能够最大限度降低英国“脱欧”对欧洲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
英国政坛自身也波诡云谲，随着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豪赌失败，围绕“软、硬脱欧”展开的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在未来两年甚或更长一段时间内，围绕公民权利、边界和“分手费”问题的“脱欧”谈判将耗费双方大量精力。
另外，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等传统意义上的美俄博弈令欧盟持续遭遇“外部强冷刺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走马上任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刺痛感。带有民粹色彩的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在贸易、欧元乃至欧盟本身的存在价值上与欧盟意见不一，还要求欧盟各国“履行盟友义务”，分担防务开支，进一步加重了欧盟的防务与安全压力。
最后，经济复苏不够强劲和稳固。尽管始于2009年的欧债危机已渐远去，经济复苏趋于明显，但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依然飘忽不定，欧洲央行仍不敢撤出量化宽松政策。据相关机构预计，欧元区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7%，失业率在9.4%的高位，整体债务率为90.3%；同时，成员国经济表现分化明显。在德国等核心国家已经走上较为稳健的复苏道路的同时，意大利银行业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却仍持续发酵，甚至可能蔓延至整个欧元区。希腊经济在经历了前后三轮纾困之后难见起色，经济连年萎缩，失业率始终维持在20%以上的高位，债务比率高达179%，不得不向欧盟要求第四轮纾困以艰难度日，似乎难以走出恶性循环。
凡此种种，引发欧盟各国内部越来越强的民粹主义思潮和愈发严峻的离心倾向。为了避免出现英国式“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盟领导层不得不放弃一贯坚持的“一个也不能少”和“齐步走”的一体化方针。2017年初，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发表了关于欧盟未来的白皮书。在白皮书中提出的五种欧盟未来发展路径选择中，“多速欧洲”作为一个公开提出的正式选项赫然在目，即允许欧盟内不同国家间的一体化深化程度、成员国向欧盟让渡权力范围不同，这预示着欧洲一体化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欧洲社会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和欧洲一体化不进则退的尴尬局面，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和诱因。较为突出的主要有：
第一，关于欧洲一体化目标的分歧缠绕始终。即在“最终要建成一个怎样的欧盟”这一“终极问题”上，不同成员国之间、欧洲领导人之间始终存在着“路线之争”：是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还是维持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即“联邦”和“邦联”之争。
从欧洲领导人层面来看，既有莫内（法国政治家，欧洲统一运动“总设计师”）、阿登纳（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德洛尔（前欧共体委员会主席）、科尔（德国前总理）和希拉克（法国前总统）这样致力欧洲一体化深化的联邦主义者，也有撒切尔（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英国前首相）这样的主张实行有限一体化的邦联主义者。
简而言之，法德和英国的声音代表了欧盟成员国的两个“阵营”。当一体化遭遇挫折和困境时，那些对“欧洲合众国”理想缺乏兴趣的国家自然会显露出“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秉性。这其中，既有与英国一样有底气“用脚投票、寻求单干”的国家，也有一些只希望搭上欧盟发展的便车、不情愿为一体化承担义务的国家。
第二，“顶层设计”的先天性缺陷。过于理想主义、过度强调欧式民主原则和成员国授权的一体化设计，不仅使得欧盟体制和程序过于繁琐复杂，而且造成沟通成本大增，降低了欧盟运行效率。
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伴随着欧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成员国之间在经济水平、价值观等等方面的多样性，导致分歧冲击共识，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冲击团结互助精神，多重博弈常常令欧盟寸步难行。比如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如波兰、匈牙利等，目前在多个议题上向过去60年来领导一体化的“法德轴心”发出质疑。欧盟内部类似纷争不断。
第三，欧盟的快速东扩使得一体化扩大的步伐远超深化的节奏，成员国间的理念认同、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程度等差异难以弥合，一体化同步尤其困难。
苏东剧变后，欧盟迅速东扩，于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两次将共计12个新成员国纳入欧盟。由此一来，欧盟成员国相互间经济、社会差距急剧增大：2016年，“老欧盟”15国人均GDP达到31000欧元，而中东欧国家中发展水平较高的捷克也只有16400欧元，相差近1倍，最低的保加利亚则不及老成员国水平的1/5；在理念和社会价值观上，新成员国政府也正在日益显示出其不同于老成员国的倾向。
第四，欧洲人曾引以为豪的福利制度不仅难以为继，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突出，严重削弱了各国的竞争力，难以应对全球化和老龄化挑战。
一方面，花销巨大的福利制度造成了企业的高税负，挤占了公共投资，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加重了财政负担，推高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2015年，欧盟GDP的19.2%、财政支出的40.6%被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当年欧盟国家公共债务的比例高达85%，其中希腊则更是高达177%，远远超过了欧盟《稳定和增长公约》所规定的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60%的上限。
另一方面，与劳动生产率发展不相适应的、过于慷慨全面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使得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僵化严重，失业率居高不下，加剧了社会矛盾和贫富分化。2015年，从每个劳动者年均工作时长来看，德国是1386小时，法国1482小时，而美国则是1786小时。而从失业率来比较，欧盟成员国平均失业率达到9.4%，希腊和西班牙则更是分别达到了25%和22%。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约为5%和3%。
第五，欧洲近来遭遇的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威胁相当程度上与欧盟坚持“欧式民主”，强行推行“价值观外交”和移民融合政策失败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是其追随美国实施对外干预外交政策种下的苦果。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法、英等欧洲国家紧随美国的脚步，参与对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军事行动，在中东和北非掀翻了一些被西方视为“独裁者”的政权，结果不仅没有为当地带来民主、自由和发展，反而使得原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在内战中支离破碎，不仅造成了数以百万计的死伤，也给欧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百万难民潮，还为“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囿于人道主义价值观，欧盟无法对汹涌的难民潮关上大门，对如何有效解决难民危机带来的冲击一筹莫展。据估计，即使在极为理想的条件下，德国也需要为难民支付多达9000亿欧元的开销，还要面临难民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等棘手状况；对于经济状况不佳的意大利、希腊等主要难民“上岸国”而言，接收难民更是其难以承受的重负。
恐怖袭击的频现一方面暴露了欧洲社会一直标榜的民主、平等和自由理念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即对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二代来说，这些理念难以企及。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公平的求学和就业机会、人为的歧视和极端组织的蛊惑以及移民融合政策的失败等都是成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欧盟在司法、内务等领域囿于过度的隐私保护等在信息共享和反恐合作上的缺失。
第六，在一体化的实施和推进进程中，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内、外挑战空前严峻的形势下，欧盟及其成员国缺乏坚强领导，一些政治家的战略眼光、责任担当和政治手腕不足，也成为欧盟的一个软肋。
一方面，一些原本应当承担领导国家职责的政治家，一半无奈一半自愿地跟着“民意”指挥棒走；另一方面，“民意”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公投”作为代议制的补充却屡屡充当了政治舞台的主角，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严肃议题被轻易交付给缺乏必要信息和决策经验的民众。
以上种种问题，使得疑欧主义和民粹主义一度甚嚣尘上，成为欧洲继续一体化的拦路虎。
前景可期，任重道远
当然，应当看到，相比于过去几年各种危机集中爆发的最艰难时期，欧盟正在逐步走出最黑暗的低谷。
经济层面上，出现了复苏迹象。2017年第一季度，欧盟28国GDP同比增长1.9%，继续在缓步复苏的通道中行走；而长期困扰欧元区经济的通胀问题，也在欧洲央行持续的量化宽松政策下恢复到了略低于2%的水平。
政治层面上，极右翼疑欧主义政党在荷兰、法国的大选中失败，增强了欧盟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的信心。6月23日，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承诺法德“将用一个声音说话”，共同为眼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法德核心的巩固，会为欧盟稳定局面、逐步解决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奠定良好基础。欧洲民众对于欧盟的认同与信心也有所恢复。根据“欧洲晴雨表”春季调查的数据，对欧盟持正面印象的受访民众比例增加了5个百分点，信任欧盟的受访民众比例增加了6个百分点。这对于亟需重获民意基石的一体化进程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
同时，危机和问题也将倒逼欧盟进行体制改革。“多速欧洲”策略的提出，即表明欧盟已准备放弃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力图使政策适应现实；法德首脑在会晤中也将推进欧盟机制改革作为新一轮法德合作的关键内容。长期来看，由于欧洲自身的相对衰落趋势未改，面对各种内外挑战，“抱团取暖”、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仍是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因此，尽管一体化的未来之路不可避免地充满曲折艰难，但仍会处于不断完善、不断推进的进程中。
“我要说，我们必须要有共举复兴大业的考虑，并且我们知道此举必会付诸实践，因为我们同为欧洲人，亦同为西方人!”这是时任法国临时政府总理的戴高乐1945年10月3日视察德国法占区建设时的表态，预言了法德共同复兴欧洲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法国欧洲政策的生动表述。
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上任后首访国家就是德国。他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商定将加强法德关系，并“历史性地重建欧盟”。有德国媒体将二人的组合称为“默克龙”，“法德轴心重塑”的调子一时不绝于耳。不过，表面契合的背后，是更多深层次的分歧和无奈。
所谓“法德轴心”、“法德引擎”、“法德配偶”等称呼，是对法德两国在欧洲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认同。然而，面对欧盟当前的危机，法德两国要想继续拉动欧洲列车前进，必将会遇到重重阻力。能不能改变已持续多年的力不从心的状况？
法德分歧
按照官方说法，默克尔与马克龙商定要制订一份欧盟中期发展路线图。“不能仅仅应对英国‘脱欧’之事，而是应该首先思考如何深化欧盟一体化，特别是重振欧元区”。
不过，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
首先，马克龙当选并不意味着法国国情和欧洲局势的突然改变。马克龙阵营获得国民议会多数席位，为下一步实施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而在改革的道路上，马克龙能否复制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时的成功，法国乃至欧洲各国的舆论并不十分乐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所朱苗苗副教授说，马克龙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此次投票结果看，马克龙的实际支持率并不是很高；二是勒庞（2012年、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在议院外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强；三是马克龙改革和施罗德（1998年至2005年任德国总理）有相似之处，可能造成并不太好的后果；四是法国国内持反欧情绪的民众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德国仅有10%。
其次，法德虽然在欧盟改革议程中达成一定共识，但分歧依然棘手。马克龙希望为欧元区设置独立的预算、立法机构和财政部长，对此，德国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德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修改欧盟条约必须获得欧盟全体成员国同意，这在当前不切实际。”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政府内部的一致共识是，鉴于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需要修改条约的计划并非好主意。虽然近日默克尔的姿态有所缓和，称自己“正在考虑马克龙的改革方案”，但也不排除只是一种外交层面的“客套话”。
第三，德国大选的影响。德国拟于9月24日举行的联邦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三个月的倒计时阶段，默克尔为了迎合民意，在欧盟改革问题上可能不会愿意让德国承担更多责任。所以，有媒体称，“默克龙”组合究竟会有什么作为，恐怕还要等到德国大选结束之后。
第四，欧盟成员国主权的让渡程度问题，这也是欧洲一体化从始至终都面临的一个难题。主权让渡是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主权移交或部分移交的行为，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少摩擦都和主权让渡问题有关。在涉及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的领域，成员国会对决策过程严加控制，各成员国对主权让渡的底线持不同立场，导致矛盾的不可调和，比如此次法德在欧盟改革问题上的分歧。专家指出，除非在马克龙提议的预算一体化制度下德国联邦议会继续保有对本国预算的最终决定权，否则德国将只有制定新宪法一途才可能实现预算最终决定权让渡到欧盟的结果。
“一家独大”
与法德轴心相关，还有一个贯穿欧洲一体化始终的因素——德国“一家独大”引发的“恐德症”。纵观欧洲历史，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以降，欧洲的“恐德症”阶段性出现，“欧洲的德国”和“德国的欧洲”不时被用来描述时局，而两次世界大战均由德国发动，更是加深了“症状”。
法国对德国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压制与谋求合作的声音共存。“德国的命运是世界的中心问题”，这是戴高乐的原话。二战结束初期，在不利于法国的复杂国际形势下，戴高乐借德国问题打开法国的外交局面，开创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欧洲环境。
标志着“法德轴心”形成的《爱丽舍宫条约》（1963年1月22日，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和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签署的法德合作条约）指出，过去100年间法德之间的三次战争（1870年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为促进法德和解和合作，条约强制规定了两国领导人定期磋商机制，基于共同利益，解决在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立场，宣告法德之间用合作代替了对抗。
然而，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及冷战的结束，法德矛盾再度激化。欧洲一体化研究专家伍贻康认为，德国重新统一使欧洲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动摇了法德轴心赖以运行的基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德国已经过于强大，现存的欧洲体系已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在德国与其欧洲伙伴间保持平衡”。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断言，自柏林墙被推倒后，“波恩和巴黎之间的合作已经开始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恐德症”又重新回潮了。
进入新世纪，欧洲一体化进程遇新挑战——欧债危机。被救助的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塞浦路斯等国曾纷纷表达对救助主力德国的不满，德国处于出力不讨好的境地。英国《金融时报》曾刊发题为《“德国主导欧洲”的危险》的文章指出，德国影响力不断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的怨恨不断加深，现在成了欧洲政治的主题。这是对历史的嘲讽，因为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目的就是要永远终结那种认为德国太过强大、无法与四邻和谐共处的观念。
分析称，近几年由于法国经济低迷，实力下降，曾经的法德轴心逐渐被德国“一家独大”所取代。如果马克龙不能顺利地推行改革，提升法国的实力，那么法国与德国平起平坐是不现实的。国际关系学界将类似法德差距悬殊的这种现象称作“不对称性”。朱苗苗表示，法德之间的不对称性近一段时间内不会出现改变，德国的领导地位也不会发生变化。虽然马克龙依赖于德国的经济支持，但德国若给予法国大量支持，可能会引起国内民众的负面情绪。德法需要在新的合作框架下寻找新的合作支撑点。
背后的大国博弈
法德两国作为发动机本身有矛盾，而其所处的欧洲乃至全球大环境，更增添了几许无奈，对其轴心作用的发挥形成掣肘。
首先是欧洲右翼势力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抬头，但长期处于边缘状态，最近几年存在感骤增。以法国“国民阵线”和荷兰自由党为典型，虽然这两个极右翼政党在今年的选战中最终落败，但影响持续存在，加剧欧洲的“撕裂”态势。另外，去年柏林圣诞恐袭后，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达到新高，奥地利、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的极右翼政党也在不同程度颠覆着各国的传统政治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德两国的合作受阻，发动机“歇火”几率增加。
第二是英国“脱欧”的破坏性影响。英国与欧盟就“脱欧”事宜谈判已经正式启动。欧盟预算委员京特·厄廷格6月28日说，英国脱离欧盟后，欧盟的预算将出现总额达200亿欧元（约合1542亿元人民币）的“窟窿”，需要其余27个国家填补。除了显而易见的财政方面的压力，英国“脱欧”还可能加剧欧盟离心力。德国《南德意志报》指出，逐渐担任欧洲领导人角色的默克尔显然不希望看到英国“脱欧”，因为这将让欧盟面临质疑。
英国长期以来充当着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手角色，核心是平衡法德关系。伍贻康认为，法德英三角关系处理得好，则能更好地推进欧洲一体化，维护和巩固欧盟，否则摩擦和危机必然增多。眼下，法德英关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期，各种摩擦难以避免。按照英媒的说法，德国失去了一个抗衡法国经济干预政策的力量；法国则失去了一个支持欧盟在非洲及其他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伙伴。
第三，美欧俄大国博弈的复杂化，影响法德轴心作用的发挥。欧洲主导权争夺战仍在持续，美、俄、欧盟两两之间并不存在绝对信任。近几年来，面对阴霾重重的欧盟，美国频频“落井下石”，对欧洲的银行业施以重拳。特朗普上台以来，美欧矛盾进一步凸显。有分析称，一定程度上选择了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特朗普令德国和欧洲头疼不已。德国政府认为，如果能够保住当下G20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议程不受美国新总统的影响，就已经算是一个巨大胜利了。此外，对美国“又爱又恨”的立场加剧欧盟其他外交政策的矛盾，在可预见的未来，俄欧“斗则两伤”的局面仍将延续。
凡事也都具有两面性，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危”与“机”并存。比如英国“脱欧”对欧盟而言也不失其积极意义的一面，“脱欧”对英国的负面影响或对其他某些跃跃欲试的“脱欧派”构成压力，从而促使欧陆国家更加团结。面对棘手难题，作为“发动机”的法德两国也在竭力扭转颓势。简言之，欧洲一体化道阻且长，法德轴心唯有上下求索。
英国“脱欧”让欧洲一体化进程遇到阻力。那么，欧洲一体化未来的前景如何？这种一体化模式是否还有优势可言？与其他一体化组织相比较，欧盟具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就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政治学教授侯赛因·卡西姆。
理论需要创新
记者：你曾在作品中指出，初创欧盟并指导欧盟发展的有两大理论，即新功能主义与政府间主义。在当前民粹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时代，你认为哪种理论占优？
卡西姆：现在没有哪一种主义占主导地位。因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和一个较大的成员国脱离欧盟，造成了此类脱离形式的首个案例。这需要对已存在的基础理论进行重新评估和审视。
早在2011年10月，法国教授道格拉斯·韦伯就认为有必要创造一种新理论，亦即欧盟解体的理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剖析欧盟解体的可能性。那时他已预见在未来几年，欧盟会开始从欧元区进行部分解体。
传统欧洲一体化的两大理论亦即国家间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认为，欧盟国家间的合作依赖于经济领域的机构化和互相依赖，因而理论初创者认为欧盟不会解体；但是韦伯认为，讨论欧洲一体化是否必然失败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欧盟的存活取决于德国长久致力于参与欧盟事务。目前来说，德国确实依然是倡导者，但是其倡导能力已经大不如从前。
记者：现在这两大理论都面临什么问题？
卡西姆：没有一个理论强调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采取有效决策的重要性。它们都假定各国驻欧盟代表团将会自己制定一套方案来解决各国政府遇到的问题。比如，如果从新机构主义倡导者哈斯的角度来看，冷战结束前两个德国的统一则是使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因素之一。
团结与分歧并存
记者：你认为英国“脱欧”后，欧盟会更加团结还是内部分歧会加大？
卡西姆：令人惊讶的是，27国欧盟（英国“脱欧”后剩余的成员国）在英国“脱欧”和后续将与英国展开的谈判上，建立了一个团结阵线；他们拒绝了英国一切“分裂和征服”的意图。
如果这种团结得到捍卫，那将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成就，但目前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要优先保障剩下的27个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要作为一个整体跟英国进行“脱欧”谈判、要搭建一个能解决未来争议问题的谈判平台。
记者：在英国“脱欧”问题上，27国的欧盟展现了团结一致的决心，那么，新欧盟内部就不存在分歧吗？
卡西姆：不可否认的是，27国的欧盟内部确实存在着明显分歧。主要问题是欧元未来将向何处去，欧盟国家将采取哪些必要措施以保障欧元区的稳定和民主。有一些国家认为，只有让欧元区局限于北欧国家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另一些国家则希望南北欧国家能够达成和解。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和法国意见相左，这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但是，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以及默克尔和德国财长朔伊布勒的立场弱化，则预示着一种变革。
5月22日，德国财长朔伊布勒在柏林与新上任的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会面，双方已表态将采取具体措施巩固欧元区。
此外，到目前为止，欧盟的领导人、所属机构和欧盟党派等，在本应果断处理上述棘手问题时，均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最大的单一市场和贸易组织
记者：欧洲联盟作为一种国家联盟，同东盟及非洲联盟或者其他类似联合体相比较，有何优势？
卡西姆：欧盟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和贸易组织，欧洲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也比任何其他的区域联合体要强大得多。欧盟的优势在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便利化、成员国之间的民众自由流动、强有力的竞争力，以及谋求解决共同问题的一种永久性机构框架。
在贸易谈判领域，欧盟有强有力的筹码。它最近与加拿大签署的协定和与日本签署的新协定都是好的案例。
欧美关系是欧洲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健康的欧美关系被认为既可维护欧洲地区的安全与繁荣，也可提升欧美双方的全球影响力，从而维系西方的领导地位。然而，近年来，欧美分歧日显，关系也日趋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拒绝握手？
如今的欧盟，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难题。相比起2003年欧盟出台《欧洲安全战略》时洋溢着的乐观精神——“欧洲从未如此繁荣、安全及自由”，如今的欧洲多少显得落寞。
想要走出落寞，欧洲一方面需要“内部整顿”，团结各国共同解决危机；另一方面还需要营造稳定的全球环境以支撑其内部发展。而在欧洲人看来，建立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欧美关系无疑就是“稳定之锚”。
然而，自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他的种种表现并没有满足欧洲人对欧美关系的期待。从拒绝与默克尔握手，到北约峰会上当面批评欧洲各国领导人，特朗普的言行举止从未停止过对欧盟及欧洲各国领导人的“挑衅”。而在许多具体政策上，特朗普也丝毫不理会欧洲国家的感受。向普京示好、颁布“禁穆令”、威胁撕毁伊核协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等等，都在欧洲引发轩然大波。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将“利益交换”作为其外交政策的行动指南，将自由贸易、气候治理等原则视作空洞无用乃至有弊无利的冗余，也因此削弱了双方所代表的西方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概括了欧洲人对特朗普的看法：“美国政府的短视政策与欧盟的利益相悖……西方已经变得更小，（如果不这么说的话）至少也已经变得更弱。”
欧洲人的回应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新总统马克龙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回击特朗普。2017年5月，默克尔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啤酒节上向欧洲人发出警告：欧洲人需将命运“牢牢地攥在自己手里”；而马克龙则在与特朗普的“握手大战”中向美国人展现了自己的雄心。
自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以来，欧盟持续推进成员国在防务上的合作。在6月24日至25日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批准了法德两国共同发起的防务合作倡议，各成员国将围绕防务合作项目及标准进行深入讨论。正如马克龙所说，多少年来欧盟成员国都没有在防务合作上取得进展，但在此次峰会上，欧洲人“做到了”，这一举动是“历史性的”。
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欧盟及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表示了不满。在同一次峰会上，欧盟也重申了对巴黎气候协定、市场开放和反对保护主义的坚持。
与此同时，欧洲人也开始意识到，在特朗普“靠不住”的情况下，要在全球治理上有所作为，就必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如今美国打算放弃其国际上的联系，中国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中欧双方在坚守自由贸易、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坚持多边合作等诸多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共鸣。
近日，欧洲中央银行（简称欧洲央行）发表声明说，2017年上半年，欧洲央行已经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增持了等值5亿欧元的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这是欧洲央行首次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外界普遍认为，虽然数额不大，但意义重大。如欧洲央行所言，此举反映出“中国对于欧元区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当下，美元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只要有新的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比重就会降低。
除中国外，欧洲也加强了与印度、日本等国的联系，以此填补美国离开所留下来的“真空”。
跨大西洋关系前景
虽然在5月底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并未重申对北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但在6月初会见罗马尼亚总统时，他表态支持该条款；而在特朗普多次寻求要与德国商谈贸易协定遭拒之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与欧盟委员会委员马尔姆斯特伦于4月底会面，商谈有关重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有关事宜。另外，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在北约框架下行动。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并非真的愿意、也无法轻易离开欧洲。
默克尔在啤酒节上的讲话被广泛视作欧美双方将“分道扬镳”、欧洲将“独立自主”的象征，但事实并非如此。默克尔的原话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在他人身上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某种意义上”及“完全依赖”给予了这句话充足的诠释空间，德国政府发言人对默克尔的讲话作了这样的解释：默克尔仍将“坚定地致力于”跨大西洋关系，但也会在意见分歧时批评美国。
诚然，欧美关系当前进入了一个低谷，双方领导人的政治互信大大削弱。但操作层面上，即在安全防务、情报共享、贸易投资等领域，欧美合作依然密切，广泛存在于民众间的“共同价值观”更是欧美关系的“护身符”。
6月21日，96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飞赴柏林，与默克尔共同见证了“标志着跨大西洋合作开端”的“马歇尔计划”实施70周年的庆祝活动。两位政治家多次强调了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然而这一关系背后的力量才是关键所在。正如基辛格在会上所言，“充满勇气的政治家们的合作才带来了欧洲的团结和跨大西洋关系……远见卓识是伟大成就的先决条件”。基辛格此言是对特朗普的提醒，也充分表达了美国主流声音对欧洲的关切，欧美关系将在踉跄中继续前行。
60年前，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领导人，在罗马签署《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后统称《罗马条约》），标志着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欧共体）诞生。
欧共体结束了欧洲大陆数百年的战乱，让欧洲人享受了和平，且一直以来都曾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然而，这一“典范”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不景气、政治不团结、民粹主义兴起、难民危机和恐怖威胁接踵而来……
为什么欧洲会出现这些问题？欧洲将何去何从？就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
步子太快
记者：1957年《罗马条约》成就了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一度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甚至有人说欧共体会变成“欧洲合众国”。欧盟现在遭遇到多方面挑战，问题的根源在哪？欧盟自身在推进一体化过程中是否犯了一些错误？
冯仲平：欧洲战后的故事就是一体化的故事。成立欧共体最初的动力是为了消除战争，让欧洲实现长久的和平。20世纪欧洲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体化就是要把德国关在一体化的笼子里。二战结束后，欧洲人觉得解决不了“德国问题”，战争就会重新爆发，所以当时有特别强烈的意愿推进一体化。
因此，一体化起初是个“和平工程”或“政治工程”，同时附有经济上的好处，一开始走得是很稳当的。但是到冷战结束以后，欧盟发展的步伐迈得太快，从冷战结束时的12个国家迅速扩大到28个。联盟内部的国家发展水平差异化增大，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新成员国特别是2004年之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的动机主要是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加入了之后，并没有明显觉得给它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再加上后来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内部的凝聚力不断下降。
欧洲一体化在扩大方面是有失误的。成员国如果得不到经济上的好处，它对欧盟的支持度和忠诚度就大打折扣了。
如果说欧债危机扩大了南北矛盾，使南欧国家深陷危机，北欧国家充当“救火队长”，那么，难民危机则突出了东西矛盾，西欧国家愿意开放大门接收难民，东欧国家则拒绝接收难民。
欧洲出现的问题，其实是整个西方都面临的问题，即伴随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压力和贫富分化的加剧。一些迹象其实在2008年以前就出现了，只是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让固有的矛盾暴露出来并加剧了。经济层面的衰退必然会传导到社会层面，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上升，然后也必然会传导到政治层面，形成政治动荡。这是欧洲出现问题的逻辑线索。
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们开始反欧洲一体化。反欧洲一体化，实际上就是反全球化。英国“脱欧”就是一个把反全球化思潮变成实际的例子。英国有千万条理由“脱欧”，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移民问题。去年“脱欧”公投期间，最能吸引英国人的一个观点是：退出欧盟以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人口将不再涌入英国。人们可以看到，反移民已经成为反全球化和反一体化的核心词。
不会解体
记者：英国“脱欧”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让欧盟走向分崩离析？
冯仲平：欧洲曾经有两个特别大的担忧：一个是由于欧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欧元区会不会解体，统一的货币会不会瓦解；第二个是英国“脱欧”会不会成为第一张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引发整个欧盟的解体。
英国“脱欧”标志着欧洲反一体化力量达到了一个高潮。人们很担忧出现第二个英国，法国会不会（脱欧）？荷兰会不会（脱欧）？再加上去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人们担忧很有可能进一步刺激欧洲反全球化的浪潮。
不过，从目前来看，英国“脱欧”没有出现人们担忧的连锁效应，法国大选中马克龙的获胜是一个重要标志。
马克龙的对手、右翼候选人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是一个极端的反欧盟政党，它能够在法国得到非常高的支持率，实际上反映了法国国内反一体化和反全球化力量之强，但是最后依然被马克龙打败了，说明这股力量目前还没有占据上风。
法国大选标志着欧洲一体化并没有退潮，是欧洲一体化形势好转的迹象。
马克龙是近年来最亲欧盟的，或者说是最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家。他的上台可能会给欧盟带来一个机遇，那就是法德重新联合起来，继续扮演双发动机角色，充当欧洲一体化的火车头。他当选总统以后，立刻访问了德国，和默克尔讨论如何让欧洲一体化往前走。
欧盟向好还有一个迹象是：欧洲经济正在转好。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各种权威机构对欧元区和欧盟经济的预测，都是比较乐观的。欧盟有望实现金融危机以后所有成员国未来连续三年正增长。另外，欧洲的失业率也在下降，2016年开始到今年，失业率都降到了10%以下，达到了危机前的水平。数据传递的信号是：欧盟一体化的最危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反省和调整改革期。
必须改革
记者：如果说欧盟进入了一个改革期，那么改革的主要方向在哪里？面临哪些障碍？
冯仲平：目前看来，欧盟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欧洲层面。
在国家层面上，要重点关注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尤其是法国。如果说马克龙不能引导法国进行真正的改革，民粹主义还是会卷土重来，欧盟的前景还是不乐观。
法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重振经济，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竞争力，也就是要减少福利，减少公共开支，改革劳动力市场，给企业松绑，让企业重新焕发竞争力。但是法国的问题谁都知道，改革阻力太大。希拉克和奥朗德的改革都以搁置告终。马克龙当时在奥朗德政府担任经济部长，提了一个马克龙改革方案，最后也没做成，这说明改革在法国阻力巨大。
幸运的是，马克龙领导的政党取得了国民议会的多数席位，保证了他不只有改革的意愿，还具有改革的能力。
法国号称世界上最不愿意改变的国家，一改革就有人上街游行示威。欧洲国家该做的一个功课就是，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提高产品竞争力。这个功课别的国家都在做，法国没做。有评论说，马克龙和勒庞不管谁赢，得到的都是一个“欧洲病夫”。
欧盟层面上的改革，主要是改进欧盟制度层面上的缺陷。马克龙当选之后访问德国时，提出要建立一个“欧元区财政联盟”，这其实就是欧洲现在最紧迫的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欧债危机，一部分原因是欧盟虽然统一了货币，却没有统一财政；有统一的央行，但没有统一的财政部和统一的预算。
在欧盟内部，国与国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正常来讲，只有在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当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才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做法，但欧盟没满足这个前提就统一了货币，这本身是货币制度上的一个缺陷。马克龙提出要建一个统一的欧元区财政联盟，就是要避免再发生债务危机。
改革是很艰难的。马克龙的改革能不能推动，欧元区的改革能不能推动，接下来还要观察。但是这都是欧盟必须要做的改革，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的改革。为了欧盟的长远发展，为了法国的长远发展，这些改革是绕不开的。
多速欧洲
记者：欧盟也注意到了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所以提出了“多速欧洲”的概念，目的是实现分速一体化，你觉得“多速欧洲”从操作层面上能实现吗？
冯仲平：分速一体化并不是欧盟希望看到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不这样做，一体化可能就停滞了。为了避免停滞，就必须采取新的一体化路径。
欧盟的扩大和内部利益的分歧，决定了它不能够以同一个速度往前走。欧盟自身并不愿意在内部分三六九等，分为核心区或者边缘区，这也不利于内部团结。
事实上欧盟其实已经是“双速欧洲”了。例如，一些成员国没有加入欧元区，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被迫提出“多速欧洲”，我认为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多速欧洲”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它必须是开放式的，不是形成一个小集体小圈子，应该让别的国家条件成熟了随时可以参加。
不过中东欧国家还是坚决反对“多速欧洲”，他们担心被边缘化，认为这在分裂欧盟。但我认为，法、德、意是下了决心要做这个事情。
记者：在面临一系列挑战之后，欧盟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是否正在被削弱？
冯仲平：欧盟在国际上的最大的影响力是经济上的影响力，或者说是经济话语权。它的经济地位取决于三大因素：统一市场、统一货币、在国际多边机构中以欧盟的统一身份出现。
经济事务中欧盟的地位依然是特别重要的。在政治外交安全领域，欧盟的影响力还主要是靠成员国政府间合作。这部分权力它没有交到超国家机构里，还是在成员国的手里。不可否认，这几年欧盟遇到了很多的难题、危机，导致其内部矛盾增加、离心离德，在国际上的声音的确受到了削弱。未来的影响力将取决于上述改革能否成功。
美欧渐行渐远？
记者：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宣布实行“美国优先”，这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会有什么影响？
冯仲平：特朗普上台以后，欧洲和美国的分歧确实增加了。“美国优先”这个思维与过去欧美共同维护跨大西洋联盟的立场是矛盾的。过去几十年，美国的总统和政府一直把欧美共同利益看得很重要。特朗普则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在很多问题上开始出现分歧。
比如说气候问题，欧洲人坚定地维护《巴黎协定》，特朗普则宣布退出。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国家要缴纳军费，淡化集体防务。我的看法是，只要特朗普在台上，“美国优先”政策不改变，欧美关系就可能出现疏离，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就可能渐行渐远。
尽管我认为北约还不会解散，但是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会变得冷淡。对欧盟来说，这可能会产生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欧盟会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尤其是防务方面的依赖，加大自己的共同防务建设。这个趋势现在已经开始出现。
第二，对周边的问题比如中东问题，欧盟会比以前更加重视，并且提出解决方案，不再像以往一样主要依赖美国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欧盟会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它觉得美国不是太可靠的话，就会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俄罗斯寻求关系缓和，也会更加重视和中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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