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为数众多的前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赢得独立时，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们便从各自的民族立场出发，着手编写本国的历史。这是对殖民时代历史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作用。因为那些旧历史都是站在伦敦、柏林或巴黎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拉各斯、仰光或开罗的立场上编写的。新的民族历史确实需要，而且是期待已久的了。然而只有这些历史还是不够的，因为历史也同其他领域一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换句话说，第三世界的各国历史凑集在一起表明不了这个整体的结构和动态。第三世界所有民族的共同经验和利益—不管他们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信仰上有着多么大的差异——只有在整体的结构和动态中才能得以显示和澄清。
一部合成一体的第三世界历史或许为第三世界人民所急需，但它同美国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西方人士有何相干呢？过去的答案一向都是从屈尊俯就的同情角度去看问题，诸如：既然居住在第三世界的人类大多数都是地球上的不幸者，那么，我们这些发达世界的幸运儿便理应承担起照料兄弟的责任。因此，我们应该了解第三世界为什么这样困窘，然后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为什么上几代西方儿童被告诫说“不可浪费粮食！想想那些挨饿的亚美尼亚人吧”；也正是本着这种善心，现今的儿童在万圣节前夜纷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助小钱来周济那些身患疾病和营养不良的人们。
就现在来说，照料兄弟的人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因为成人也好，儿童也罢，挨饿者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相应的增长。然而如果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全人类的不足6%，而绝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第三世界—从这个关系上来看，这种慈善为怀的意义简直就太微不足道了。在现代科技空前强烈的冲击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民都发现他们今天“坐在同一条船上”（in the same boat），他们正在为一些相似的问题发愁，正面临着一同覆舟溺水的严峻而现实的前景。
如果认为这是无稽之谈的话，那就不妨想想越南战争的后果：直到现在美国社会还没能完全治愈这场悲剧在其政治经济上留下的创伤。也不妨想想我们日益依赖着的第三世界：那里既是我们产品的销售市场，又是我们的原料来源地，而且由于我们自产的原料日趋枯竭，那些地区对我们便显得格外重要。最后，请再想想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事实：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陷入过去认为只有第三世界才会碰到的那些麻烦之中。我们的生活模式正在被第三次工业革命重新塑造；而这次工业革命威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所望尘莫及。这次工业革命的冲击遍及全世界：它一方面提供共同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带来共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眼周围而又留心注视一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都正在我们这个第一世界里突然发生。试看：
例一：失业。旷日持久的结构性失业一直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特点。今天这种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已然普遍。其根本原因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既输出商品又输出产业。向海外低廉劳动力地区每移植一家工厂，便输出相应的工作机会，或者说，同时输入相应规模的失业人数。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才有可能使工业本身大规模移向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从而导致一个共同的全球性劳动市场正在形成。这样一来，原先享有优惠和高工资待遇的西方劳工，也就只好来分担第三世界工人的传统性失业和低工资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副主席马丁·格伯（Martin Gerber）对这一事实作出了反应，他警告工会工人说：“今后几年我们将不得不从产业工会的规模转向国际性工会的规模……由于福特这样的跨国公司每年有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海外，加上零部件的通用化和‘世界型汽车’这类产品的盛行，一国性的工会组织已经过时了。”
例二：农民破产。资本密集的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技术先是摧垮了美国的农场主，继而又摧垮了第三世界的农民。取代劳动力的新农业技术把美国的家庭农场数目从1930年代中期680万的高峰锐减至1980年的280万，至1985年估计会降到100万。被淘汰的农业人口流入城市，于是，农业部1975年预算的三分之二便被拨作救济城市贫民的粮食费用，其实很多城市贫民都是农业部自己推行的农业综合企业技术把他们驱离土地而造成的。同样，第三世界的城市周围到处充斥着逃离农村的农民居住的贫民窟，所不同者，只是这些农民得不到像比较富裕的美国所实行的那种政府救济罢了。
例三：贫困。今日的世界，有5亿人患营养不良症，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营养不良现象在美国蔓延得虽不太广，但却绝非丝毫没有或微不足道。就营养不良的美国人数来说，一个公认的数字是2000万。这个数字同全国经济机会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Economic Opportunity）1980年的报告是相符的。该报告认为，从1960年代中期发起“向贫穷开战”以来，“贫穷并无稍减”，即官方认定的贫穷美国人（一个四口之家全年总收入低于7450美元即为官方认定的贫困户）仍然多达2500万人。“贫穷”一词在人类语言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消看看1980年9月巴尔的摩市2.6万人在酷暑下排成长队一连数小时等待申请那75个政府工作名额的情形，就不言自明了。“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触目惊心的了，”市政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奥尔林斯基（Walter Orlinsky）说。“你在美国其他任何正在老化的城市里都会遇到同样的长队。对此人们都已习以为常，毫不见怪了。”
例四：政治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只因说了“美国同苏联一样也有政治犯”这样一句话，便在1978年8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结果被责令辞职。他在答辩时指出：“有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我倒以为，某些人之受监禁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坏，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穷。”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拯救人类人民同盟运动”（People United to Save Humanity，PUSH）理事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牧师断言，美国监狱40万在押犯中，有30万是黑人或棕色人。“我的意思是说，美国全部犯人有四分之三是黑色或棕色皮肤，这一事实本身即反映着某种同我们对刑事犯罪的一贯看法完全不同的东西。既然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导致那么多人饱受铁窗之苦，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便纯属政治犯，那么，卡特总统为另一些人的行为大声疾呼的‘人权’问题同样也该适用于他们。”
例五：少数民族聚居区和殖民地。杰出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分析过美国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状况，认为这是“外界势力强行加入和贫弱无援、因袭成制的结果”。为了证实这一论点，克拉克指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政界领袖仰赖更大的权势集团，而它的社会机构则全靠外部力量来支持；该区经济中占优势的小商业多半属于在外老板，其住宅也多属在外房主所有，其学校也全由居住于该社区以外的人士所控制。克拉克的结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实际上是社会的、政治的、教育的殖民地，而尤其是经济的殖民地。那些被限制在这个区域的围墙之内的是贫困无告的各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