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错误的时代，爱读书就是一种错误

古人云，人生识字灾祸始，此言不虚。古往今来，那些被贬斥，遭不测的士大夫，在朝堂之上，因为当场诤谏贾祸的，其实不多，多的都是因文字而遭殃的。因为文字，有的人即便死了，也可能被开棺戮尸，殃及子孙。与其说文人的舌头是惹祸的根苗，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一支笔。

说一千道一万，真正惹祸的，是人的思想。不读书，就不会有想法甚至思想。没有想法和思想，就不会乱说，乱写。人家说什么，你听什么，信什么，就是被骗死，也是大家一起死，被单个拎出来示众的可能性是没有的。

这个事儿，我深有体会。不需要自吹自擂，我的确是个爱读书的人。但这个毛病的养成，居然是在文革初期。我所在的黑龙江农场地方偏，外面闹得热火朝天了，我们那儿基本还没动静。而作为刚刚跳了一级的小学生，也不过就识了一千多个字，就连蒙带唬地能看没画的书了。也怪我们那地方太偏，小画本什么的，实在太少，电影也少，电视没有，广播也就听个少儿节目。为了满足精神需求，逼得我不得不看大人的书。

然而，刚看了没两本，尝到了点甜头，我们的文革也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文革就是两件事，一件是基本不用上课了，第二件就是开始烧书了。对第一件事儿，我们挺高兴，但第二件，却伤到我了。烧书意味着什么书都不能看了，古代的书是封建主义，外国书的资本主义，苏联的书是修正主义。刚刚学会开车，就没车开了，刚刚学会滑冰就不让滑了，跟刚刚学会看小说而没书看了，是一样的，情势上就会造成一种饥渴。逼得你去犯规，越是犯规偷着看，滋味越是美。活生生，在文革年间，把我逼成了一个书虫。那些年，怎么样去找书，怎么样赖在人家不走，死活要借书，怎么样在外国小说上包上毛选的封皮掩人耳目的故事，已经不用讲了，相信有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读书读多了，就会多想事儿。看完了《铁流》，里面的红军形象，就会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打架。看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不仅诧异斯大林怎么会跟希特勒做交易，而且对第三帝国的烧书禁书，跟文革时的情形有不知不觉的比较。看了大托的《复活》和雨果的《悲惨世界》，在被里面的人道主义情愫打动的同时，对文革中人整人的冷酷，每每会有切肤的感触。

林彪的九一三事件，是一个契机，触发了我对文革的思考。上面传达的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像晴天霹雳，捅破了那薄薄的窗户纸，让我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发现了宣传的虚假，以及现实中人与人关系的残忍、冰冷，乃至尔虞我诈，互相坑害。

当时，我才是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孩子，很多事儿，都没法想明白，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肯定有什么地方错了，而且错得很离谱。十五岁的孩子，还不懂怎么保护自己，想到了，忍不住就要说出来，不仅说出来，在跟同学的通信中，还写下来了。

在后来，政治上清理复辟和回潮的小运动中，我不幸被人告发。于是全团批判（我们的农场，早就变成了黑龙江兵团的一部分），全师通报。原本，我们师要成立内部劳改营，已经准备把我扔进去了，后来，由于文革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劳改营胎死腹中，我就幸免被劳改。只是戴着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业连队改造。连想写个文章，给报刊投稿都没有戏。几次报刊欲发表前发信到我们团了解我的情况，都通不过。直到19977年恢复高考，因为文革还没否定，我政审不合格，考得好，也不能录取。1978年再考，文革在这个过程中被否定了，但我的政审依旧是三等——降格录取，专业受限。

差一点，祸从口出，祸从笔出，就把我整个人压死了。就个人遭际而言，在错误的时代爱读书，就是一种错误，一种足以压垮一个人的错误。当年，感到的绝望的我，曾经多次尝试自杀，然而幸而未死。如果死了，到现在连尸骨都不会有。在那个年月，又有多少像我这样，却又没有我这样幸运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