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由学术中国综合整理自：中国青年报 新华每日电讯 中国新闻网等
为争创“双一流”，不少高校不惜血本到处“挖”人，只认钱不认情的流动让许多高校头疼。
一位大学校长吐槽说：“对于我来说，特别害怕听到某某某又被评上了长江学者、某某又被评上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类消息。因为他们一旦有了什么头衔，就会被人盯上，不少学校开出的优惠条件就来了，年薪100万元+1套房子+2000万元科研启动经费，有的甚至更高。”
最早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孔雀东南飞，中西部高校的有实力教师被吸引到东部发达地区。此后，这种流动一直存在，东部发达地区高校院所借助自己的地理、经济及其他优势，不断挖人。一些原本整体实力雄厚的高校，被抢得伤筋动骨。历史悠久、学术声名显赫的兰州大学，甚至出现过某一学科人才断档的局面。群英荟萃的兰州大学被网友评为“最委屈大学”，人才流失是重要原因。
随着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启动，这类问题再次突出。推动力不仅在高校，也在地方政府，很多省市列出了重点扶持一批高校争创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名单，配套大量扶持资金，高校为了确保能当“一流”，到处“挖”人。
一场史无前例的高校挖人大战已经开演。
在数千公里外,东北一所高校的长江学者张龙(化名),正在上演“离婚再婚秀”。每隔三五年,他就换一所院校,最近一次跳槽,校方支付给他6000万元科研经费,上一位东家投入的2000万元科研经费就此闲置,围绕他组建的科研团队也被迫解散。
这位教授在40多岁时评上长江学者,如今已是第三次跳槽。
毋庸置疑,高校间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整体上确能促进人才成长、有利于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充分发挥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些高校间出现的人才非正常流动,打起“挖人大战”,消极作用也越来越不可忽视。像张龙这样的“职业跳槽教授”,正是高校“挖人大战”消极作用的缩影。
“这样的人就是钻制度空子,让国家资源流入自己腰包。”东北一所985高校的人事处处长告诉记者,“职业跳槽教授”大致分两类:“蜻蜓点水”型和“狡兔三窟”型。
蜻蜓点水：一个聘期换一个单位,每所学校待三五年。“聘期一结束,立马大抬身价,如果学校不给钱,就跳走了。你要说他违法违规,从法律上他没问题。可你要说他没造成伤害,怎么可能呢?”湖南一所地方院校的人事处处长向记者坦言,“蜻蜓点水”型的教授最让人头疼。此类教授往往资历较深、学术水平不错,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会趁着五年聘期期满、商量续约时开出天价条件,不满足就跳槽。
“这些人很聪明,跳到一个单位可以迅速适应,拿项目、出论文。但是我们发现,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是重复性、短期性的,自己履历漂亮了,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梯队培养似乎都和他们无关。”上述人事处处长说,学校如今已经被“跳怕了”,甚至不敢对某一位教师进行长期的大量投资,“钱花下去,聘期一到人跑了,怎么办?”
狡兔三窟：兼职东家一大堆,科研成果没几件。一所高校的青年学者王晓(化名)成功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并成为项目主持人。靠着国家社科项目主持人的身份,他先后到好几所普通院校任教。“先到一个地方,拿了安家费,弄到了房子,然后又到另一所学校再来一次。”
王晓原来所在高校的人事处处长说,后来学校收到一所省属院校的信,质问这位老师的行为,“但当时人已经不在我们学校了,对方院校为了引进人才,本身很多人事手续就不规范,最后只能吃个暗亏。就连分给他的房子,产权都拿了,顶多是过几年再出手呗。”
不少受访者称,一些高校教师在多个单位任职或兼职,拥有光鲜头衔的更是“多头聘用”,获取多方的巨量投资,兼职身份一大堆,科研成果却少得可怜。
一位受访专家告诉记者,无论是“蜻蜓点水”型还是“狡兔三窟”型,目的无外乎两种:逐利和谋官。“40岁开始跳,65岁退休,聘期一次五年,至少可以跳个三四轮,每一轮都赚一笔安家费,几次倒手收入可不少。”还有一些人,在原有部属高校无法谋得一官半职,两三年间便通过工作调动的方式,跳往省属高校担任系副主任,不久再跳往市属高校担任系主任。
“今年,有200多个学位点要启动评估。所以各大高校都开始‘挖人’了,不少‘跳槽型’教授蠢蠢欲动。”受访的多位高校人事工作者坦言,每当有涉及高水平师资数量的考评启动,就会让许多高校进入“人才动荡期”。
“我们有一个学院院长,是青年长江学者,年薪大概40万。前两天,广东一所学校开出130万的年薪来挖他。因为博士点要开评了,想挖个‘金帽子’去增加筹码。”一所985高校的人事处处长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跳槽型”教授的出现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学校“挖人”存在一种短视行为,“引进就可以了,至于以后他要为学校发挥什么作用,并不考虑,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才考评指标。”
与名校相比,一些普通院校受“金帽子”思维影响更甚。
中部一所普通院校的人事干部告诉记者,省属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省级财政拨款,与部属高校相比“人才少,钱更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有着“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千人计划专家”等头衔的教授,可能会给学校某个学科带来质的转变。
“我们不是从9变10,而是从0变1。所以我们特别愿意付出大量成本。但是,当我们把有限的经费集中花在某一两个人才上,引回来的却又是跳槽型的人,就会对整个教师队伍的心态造成很大的冲击。”这位人事干部忧心忡忡。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记者了解到,西部一些省属高校,在人才数量考评指标的压力下,一方面无法拿出大量经费提高教师队伍待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花有限的经费吸引拔尖人才“冲指标”,导致教师薪酬天平严重倾斜,教师队伍心态受到冲击。
一位高校人事处处长将这样的情况比喻成“等红灯现象：“本来大家都在过马路,一群人老老实实等红灯。突然有个人从天而降,直接就杀到了马路对面,也没人抓他。其他等红灯的人就会蠢蠢欲动,觉得傻等不公平。这就对整个人才市场的公平造成了破坏。”
最令人忧心的还在于,一些地方院校在遭遇“几连跳”后,却无法追回损失。“就算有些人在合同没到期的时候就跳槽了,该赔偿、退回的部分有时拖一拖,也就赖掉了,多大的资源浪费!”
受访的高校人事工作者透露,面对不合理的“挖人大战”,目前基本还是靠道德层面的契约精神进行约束,真正能诉诸法律的少之又少,“这是最后一招,基本不会用。”
“在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说。
就在昨天，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代表也一脸无奈地谈起同样的话题。曾经有一所著名大学的人事处处长到兰州大学考察，这位处长明确告诉李发伸，听说兰大有一些不错的科研人才，我们这次就是来选人的。
这样的“挖人”事件不止发生过一回。开始的时候，李发伸还很生气。可次数多了，他也气不过来了。东西部的差距明显地摆在那里，一个人、一所学校难以与大环境抗衡。
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王利民代表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新疆近年来调往内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达两万多人，青海省20年来调走或者自动离开青海的科技人员估计在5万人以上。陕西省2002年毕业的4600多名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生，有80％择业到了东部。甘肃省每年在外省（区、市）高校培养的非师范类毕业生的回归率只有40％，甘肃农业大学培养的27名畜牧业硕士研究生现已全部调走。
王利民介绍说，长期以来，西部大多数省属高校资金普遍紧张，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目前与部属院校的投入差距更是越来越大。他以1998年教育事业费用支出为例，西北五省（区）仅为82．4亿元，而江苏一省就达89．7亿元。
中央政府对西部高校在资金上的倾斜力度不够。王利民代表说，国家重点支持的西部13所高校中，中央政府除了对其中的几所部属院校和“211”学校有专项建设投入外，其余学校的发展建设除极少量的国债资金外，没有太大的支持力度和长期规划投入。多数西部高校基本上都是依靠银行贷款来建设发展，高额的利息已经成为制约发展的首要因素。以西北师范大学为例，目前每年一千多万元的银行利息，成为学校发展的沉重包袱。
相比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高校的工资待遇没有任何政策优势，对引进优秀人才没有吸引力。王利民代表说，因为东西部存在的差距明显，因此，一有机会，西部教师就可能跳槽。
王利民说，有关西部地区经济开发、教育发展、地理生态保护发展等各类重大项目，由于许多申报条件的限制，没有形成以西部地区高校研究机构为主联合申报、以西部高层次研究人员为主研究开发的格局，直接导致大量西部高水平研究人员成为东部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打工者。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经济发展越快，越易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越是人才少的地方，经济发展越慢，越不易吸引人才，这种马太效应，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是十分严峻的挑战。”他说。
两会期间有记者针对这一现象向教育部长提问。陈宝生部长这样回答记者。
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来，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科技，然后到教育。西部的人有一段时间还叫做“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党和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西部的人才成长和使用的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教育系统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培养当地能够“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支持西部地区从东部地区引进人才；支持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输出人才。
尽管这样，西部地区包括东北地区高校人才外流的趋势总是遏制不住。一段时间就会形成一个高潮，蔓延开来。这实际上对西部和东北地区来说是在“抽血”。因为打脱贫攻坚战有一句话叫做“造血”，要搞“造血机制”。“造血机制”就是提高人的素质，就是要有人才。你把人家的人才挖走了，不是抽血吗？我说你挖人家的人才，实际上是在挖人家的命根，希望我们东部高校手下留情。
当然仅仅靠呼吁手下留情是不够的。正如你刚才讲的，教育部为解决这个问题，逐步作出了一些制度安排。2月份，我们已经发了一个通知，要求东部高校要对人才引进作出规范，薪酬条件都要作出规范。在薪酬条件等方面不能搞恶性竞争。我们第一步先通过这样的办法，遏制恶性竞争。为了挖一个人，说我给你建一个什么设施，比如实验室，你来吧；给你一幢别墅，薪酬多少多少。这种恶性竞争在市场上都不那么规范，更别说人才这样一种特殊对象。所以我们第一步先要遏制恶性竞争。
同时，各高校要对人才聘用合同契约加强管理，对引进各种人才加强规范，像“长江计划”、“千人计划”、“杰青”，让他们遵守契约，在约定期内不要跳槽，得按契约办事，不然就恶化了人才流动环境。我们有一些人就是这样，不断地今天跟甲方谈，明天跟乙方谈，后天跟丙方谈，营造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流动环境，这不行。
下一步，在今年2月份规定的基础上，引导各高校形成联盟，制定公约，对薪酬等条件上大体上做出规范，目标是不让它恶性竞争。人才竞争是遏制不了的，遏制恶性竞争是可以加以管理的。这个意思是规范正常的人才交流，不要搞恶性竞争，不要恶意挖人家的墙角。从教育部的角度讲，也要改变一些评价机制。用这些评价机制作为指挥棒，使我们的高校下功夫练内功，自己培养人才，从海内外吸引人才，而不要浪费人才，恶性引进人才，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