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卓毅，是在今年年初新开的留学生家属英语班上。第一堂课开始之前，一个学生模样的男人走进课堂，急吼吼地用普通话问：“这是课程S1P1吗？” 跟我聊天的韩国同学一头雾水，我也不明就里，直到看见这男人身后跟进来一个有点怯生生、形容朴素的短发女生，才明白过来：“哦，你说的是家属英语班啊！”
那个怯生生的女子，就是卓毅。
她外表普通，衣着也朴实，上课不声不响，好像不大会说英文的样子。但有一回，说起美国民权运动，她竟然顺口背诵起了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把美国老师吓了一大跳。
给出解释也还是那么不紧不慢、理所当然：“中国学生都会背，我们的英语课本里有这篇课文。”
这几乎是我对卓毅的所有印象了。她不像其他中国学生，课后会约上一起逛街或者吃饭。有同学和她一样会日语，老师热情地介绍她俩认识，也没见下文。我几乎以为我们会一直这么陌生下去，但这学期家属班结束的时候，她突然来联系我。
“我想跟你讲讲我的故事。”她说。
她和老公都是湖北农村出来的，是村里为数不多考到北京的大学生。当大多数同龄人只有在初中或者职高毕业后出去打工这一条路的时候，用卓毅的话说，他们俩算是“少数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人”。
看了我写的其他关于留学生的稿子，她找到我：“我就想跟你说一下，和我类似背景的人是什么想法：
就是很努力想要提升社会阶层，削尖脑袋想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怕吃苦，就怕没希望。
”
卓毅的丈夫并不是自费的留学生，而是来亚特兰大访问的青年学者。虽然从农村一路走到美国听起来已经像一个励志故事，可他们奋斗的目标，是北京。
卓毅的丈夫认为，虽然美国住起来舒服，但“北京还是比亚特兰大好”。
在生活的这场游戏里，从湖北农村开始，她就这样和老公一路打怪，一路升级
：
他们在天津找到工作，贷款买了房，得到了这个来美国“镀金”的机会，还准备顺便在美国生个二宝，让孩子有更多的机会。
直到最近，刚刚27岁的她劝老公：就在天津定下来吧，不要去北京了。毕竟，在天津他们已经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老公的反应是：你不能年纪轻轻就不上进，只想自己过得舒服。
是的，想要得到北京的户口和房子非常难，可能倾尽所有只能得到一个六环的房子和一个郊区的户口；在天津压力会小得多——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下一代？
“我老公那么勤奋，甩掉无数相似背景的同龄人，才勉强能在快40岁时成为城市中产。但从社会资源来说，还是不如一个北京土著。如果我们生活在天津或者武汉，我们的下一代很可能还需要重新经历这一切。”
不管是甚嚣尘上的“逃离北上广”风潮，还是社交媒体上热烈的“北上广的窗口是否还对普通人敞开”这些讨论，似乎都不能影响他们这一信念。
卓毅说，她与丈夫两个人刚考入北京的时候，学校都一般。但几经努力，她丈夫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博士，毕业后成功觅得一份教职，也才有了这一次来美国交流的机会。像这样一步步奋斗的经历，她在叙述时都轻描淡写地带过：“做这些事情，我们也克服了很多困难，还好什么决定家里老人都全力支持。”与此相对应的是——“精神生活，说实话，并不十分紧要”。
“我希望以后自己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选择，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但她并不奢望在自己这一代也能做到这些。
于是他们告别刚满周岁的幼女，在铺满华文报纸的简陋餐桌上守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开始了在异国他乡的新生活。
回头看看，庆幸还是多于抱怨：“自己还算幸运，算是跑出来了。”
“可以说这是一种向上的惯性吧。没有这种惯性的支撑，我们都走不了那么远。他可能中学毕业随家人做豆腐生意，我可能一辈子都是厂妹。而能走多远，是比走得累不累更重要的事情。”卓毅说。
就在那个下午，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说了比过去一个学期都要多的话。
我一度琢磨着这个故事，感到非常迷惘：这样的命运，究竟算是幸运，还是不幸？
想来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不幸了，但是，为什么连“幸运”，都来得这么身不由己、自顾不暇呢？
这样坚韧的年轻人，似乎该有与他们努力相称的“幸运”遭遇才对。可那应该是怎样的呢？我也说不出来。
不过，我们聊这话，还是半个月之前。那时候，至少从网上来看，还没什么人讨论这一波房价大涨，也还没出台这一系列新的限购政策……这闹哄哄的半个月过去了，不知道他们对未来的路，还是一样坚定吗？
时不时，我就想起她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怕吃苦，就怕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