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伟，是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经济统计专业讲师，经济学博士。本文认为，近些年我国不同消费商品价格变动及不同收入居民消费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将居民部门根据收入水平分层并纳入投入产出表第一象限后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模拟出，居民生活必需商品价格上涨比居民生活改善商品价格上涨对其他商品涨价影响幅度较大，居民生活必需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影响低收入阶层，居民生活改善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影响高收入阶层，不同收入阶层CPI的差异程度对食品价格变动最为敏感。通过分析阶层CPI异质性形成的原因，有利于更准确的测定我国居民通货膨胀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政府部门采取更精准的政策措施治理通货膨胀及缓解各阶层居民通货膨胀压力。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国际上衡量通货膨胀率的常用指标，消费者以此确定自己的消费行为，政府部门以此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等。但是不管理论上还是实际中，主要考虑的是通货膨胀同质性，即假定经济中所有收入阶层都有着相同的通货膨胀率。随着近些年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足以引起大家对通货膨胀同质性的怀疑。具体由以下两个方面阐述：
一方面，我国商品价格出现结构性变动。近些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呈现基本平稳的上涨趋势，并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大幅上涨。构成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型商品（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杂项）中食品和居住两个大类呈现了结构性上涨特征。2000-2009年期间食品价格指数超过总指数2.88个百分点，居住价格指数超过总指数0.67个百分点，而其它大类均低于总指数。10年来我国CPI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类型商品的价格变动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程度，可视为结构性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因素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呈现不同的消费结构。2000-2009年七个不同收入阶层（包括最低收入、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最高收入）的城镇居民在八大类型商品支出的平均比重来看，低收入阶层的食品消费支出比重高出高收入阶层19.03个百分点，而高收入阶层在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比重远远大于低收入阶层，分别为10.9个百分点、3.8个百分点、3.25个百分点。
基于上述两种原因，可能会使得低收入阶层的生存环境更为恶化，而更有利于高收入阶层。这种不同收入阶层所面临的通货膨胀存在一定的差异现象称为通货膨胀异质性。本文试图分析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对不同收入阶层通货膨胀的影响过程以及影响程度，为我国收入分配、通货膨胀治理、社会保障、税制改革、价格制定等宏观政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由于各种居民消费商品对应部门的供需、投资、政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近些年我国出现结构性价格变动已成为一种常态。当某类商品价格上涨之后，必将在经济系统中通过成本传递等途径产生一定的扩散和传导作用，从而引起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一定程度上引起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在这过程中，不同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结构性价格上涨将引起不同收入层次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的差异。
为了全面分析结构性价格、传导过程以及不同收入阶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需将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生产与消耗、各居民部门生产与消费、价格变动等因素间的内在联系放置于整个经济体系中进行研究。本文在2007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将城镇居民部门分为七个不同收入阶层，根据各种数据调整得到分层投入产出表，基于居民分层的投入产出局部闭价格影响模型，对八个居民消费商品大类价格上涨进行情景模拟，分析对其他商品价格变动以及不同收入阶层CPI的影响。
根据不同商品价格上涨1%对其他商品价格影响的情景模拟结果显示，生活必需品如食品、衣着、居住等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影响的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而生活改善商品如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娱乐文化、医疗保健、杂项等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影响的是收入相对较高的阶层。这主要是因为低收入阶层的消费结构与高收入阶层存在差异，低收入阶层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消费所占比例较大。
根据不同商品价格上涨1%、10%、20%、30%四种幅度对不同收入阶层CPI影响的情景模拟结果显示，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逐渐变大，对不同收入阶层CPI的影响程度也将逐步扩大。而除食品之外，其他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增长模拟结果显示对不同收入阶层CPI影响差异相对较小。这与陈彦斌（2010）的结论基本相同，他指出以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升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下，相同的CPI增长速度将给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比很高的低收入群体带来更为严重福利损失。可见，食品作为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价格调整幅度必须在合理范围之内，否则对于低收入阶层将是非常严重的打击。近些年来，我国食品价格上涨均在10%—15%之间，若继续上涨将会逐步扩大不同收入阶层CPI的差异，导致各收入阶层更为严重的购买力差异、贫富差异等。
根据模拟结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采取针对性精确的结构性供给扩张政策。居民生活必需品涨价引发其他商品涨价的程度较大，尤其为食品，而生活改善商品价格涨价对其他商品的影响作用较小。从治理通货膨胀角度来讲，对影响较为敏感的商品采取针对性精确的结构性供给扩张思路，政府可在一定计划及市场调控下释放储备、促进生产、放松管制、给予特殊补贴，最终提高这类商品的有效总供给，缓解由于这类商品价格上涨而引发的全面膨胀。
第二，采取差别化明确的结构性流动性紧缩政策。面对通货膨胀，政府往往急功近利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控制，选择效果立竿见影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如我国近些年出现的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但是忽松忽紧货币政策往往是经济波动的主要诱发原因。考虑到不同商品对总膨胀程度作用的异质性，政府调控应集中于影响较大的商品生产行业进行差别化明确的结构性流动性紧缩政策，对这类行业进行特殊化的信贷投放、流动性约束、利率水平等方面的应对措施，从而避免全面紧缩导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类似的观点如吴军、董志伟、涂竞（2011）提出从经济的需求层面，提出短期内有需求面、单纯依靠控制货币供应量，很难实现治理通货膨胀目标，而调整货币供给结构则是抑制物价过快上涨的有效手段。
第三，对不同收入阶层采取结构性补偿政策。低收入阶层所承受的通货膨胀压力主要来自于满足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而高收入阶层主要受生活改善商品价格上涨。由于两大类商品价格上涨幅度不同，所以导致不同收入阶层承受通货膨胀压力存在异质性。由于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及实施都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在短期内必须适应与通货膨胀共存。对于低收入阶层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自身承受的通货膨胀挂钩；对于中等收入阶层而言往往是储蓄的主要来源者，应保证居民存款不被通货膨胀稀释；对于高收入阶层受通货膨胀压力较小，而且这部分群体往往能够从投资中获取更多的利益，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引起“劫贫济富”的收入分配效应应征取相应的税收。
原文发表于《经济统计学》2016年第2期，被复印报刊资料《统计与精算》2017.2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