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记载：曾几何时，天下人都讲同一种语言，齐心协力，试图建一座宏伟的通天塔，后来上帝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这个计划半途而废。其实，即便真的语言相通，全世界原始人的意见也不可能一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议，冲突、纠纷和战争，自人类社会产生起就如影随形，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当野蛮的自力救济、同态复仇不能很好解决纠纷时，我们的祖先只能谋求中立的第三方居中裁决，这就是诉讼的缘起。
由于语言的差别，亚当的后代们对“诉讼”的表述不尽相同。拉丁文的processus，英文的process、procedure，德文的prozess，其词根的含义都是发展和向前推进的意思，用在法律上意为一个案件的发展过程，特指法院主持下按照法定程序审理案件的过程。在汉语中，“诉讼”一词最初并不连用，《说文解字》认为：“诉，告；讼，争也。”汉字是象形字，“诉”﹦“言”＋“斥”，指提出或发出排斥对方的言论，即控诉、告发、控告对方；“讼”﹦“言”＋“公”，指将彼此间各执一理而相持不下的争辩、纠纷等提交公共权力机构，以求在公共权力机构就彼此间争辩、纠纷等的是非曲直，并得到公平、公正的裁断。“言”表明诉讼的基本形式是口头方式。当然，现在我们说的“诉讼”是汉字“出口转内销”后的产物。日本古代从中国借去这两个汉字，旋又于清朝末年通过法典翻译输回中国，“诉讼”意为“打官司”，即由一方告诉、告发或控告，由审判机构解决控方与被告方的争议或纠纷的活动。
弹劾式诉讼是实行于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的一种诉讼形式，彼时控诉与审判职能分立，不告不理，审判实行公开、言词辩论原则，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谁主张谁举证，法官不主动追究犯罪，而是居中裁断。但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以及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中，诉讼却一度开倒车，呈现“纠问式”，法官几乎集侦查、控诉、审判职能于一身，依职权主动追究犯罪，被告人是诉讼客体，刑讯逼供也是合法化、制度化的。如今，这两种典型的诉讼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混合式的诉讼。无论是职权主义主导还是当事人主义主导，现代诉讼奉行的基本模式是“三方组合”、“三角结构”，即两造平等对抗，法官居中裁判。这种三角形态可谓现代诉讼区别于直线型的行政管理的主要特征。
三角结构蕴含着现代诉讼制度几大基本要素：控审分离、控辩对抗、法官中立，以及司法至上。在理想的诉讼形态下，三角结构贯穿侦查、起诉和审判全过程：大部分涉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强制措施，都不是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而交由司法审查，实行法官令状制，甚至为了决定是否羁押还设专门的法庭程序；律师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就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为被告人维护权益，监督追诉过程的合法性，与侦查和公诉机关形成对抗；在审判阶段法律赋予辩方足够的防御权，使其与控方能公平地对抗，辩护权的行使能获得充分保障；直接、言词原则取代书面、间接审理，法官的裁判结论形成于公开的庭审过程中，而不是通过庭外阅卷、请示汇报；庭审法官能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在外部不受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其他行政部门的干扰，在内部不受庭长、审委会、院长以及上级审判机关的干涉，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能得到尊重。
上述“诉讼化”特点，是现代民主政治框架下决策形成过程在司法过程中的映照。这种多方参与、观点多元、公平辩论、民主监督的决策模式，对于理性地解决纠纷并使结果获得公信力起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程序正义、证据裁判、司法独立，在这种纯粹诉讼化的程序中才有发展的空间。若以此标准对照我们当下的诉讼，侦查、起诉、审判成为打击犯罪的一道道“工序”，“三角结构”影影绰绰几不可辨，那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儿。比如，公安机关自行决定刑拘、监视居住、监听、搜查、扣押，律师虽然可以为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基本上对侦查程序没有参与权，甚至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只是有限参与，完全无法形成对抗，在审前阶段不存在三角诉讼构造。即使进入审判阶段，也不是以庭审为中心，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常态，证据调查也不是重点，卷宗笔录发挥实际作用，合议庭不能通过直接言词进行裁判，审委会决定、请示汇报都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
电影《全民目击》中，上演了一番精彩的控辩攻防战，法庭戏看得很多观众直呼过瘾。但是很遗憾，这部电影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大陆，却完全是按照英美法系法庭的庭审模式在进行，整个是香港法庭的翻版。这感觉对于熟悉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人来说，太拧巴了。就好像看二人转演员宋小宝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在西餐厅吃意大利面，怎么都觉着变扭。另一部电影《十二公民》也是模仿美国电影《十二怒汉》，上演了在我国完全不存在的模拟法庭。那只是编剧的一厢情愿罢了。
当然，近些年来，我们的庭审制度也在改革，中央提出了“庭审实质化”的方向。我们的超职权主义变成职权主义以后，也在朝着当事人进行主义改革，增强控辩对抗，去行政化，塑造三角构造的诉讼。司法改革的最大目标，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让诉讼成为真正的诉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