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讲述了印度比哈尔邦的杀婴现象和背后的社会背景。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揭示了印度社会最为残酷和血腥的一面。杀婴现象在印度仍然普遍存在，纪录片记录了印度助产士被迫杀害女婴的历史和现状。文章还提到了种族、性别、财富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劳动者的角色和职业选择，以及印度嫁妆制度对女性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对女性的伤害。尽管有非政府组织的努力，打破杀戮循环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女婴的命运也与金价紧密相连，金价上涨会导致女婴死亡率上升。文章还提到了遗弃女婴的现象，以及印度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展示了印度杀婴现象的残酷现实。
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印度助产士被迫杀害女婴的历史和现状，反映了贫困和社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
关键观点2: 种族、性别、财富等社会因素影响了劳动者的角色和职业选择。
在印度，社会环境排斥“不洁”的女性肉体，导致高种姓的女性即使掌握助产技术也仍然拒绝给他人接生。
关键观点3: 印度嫁妆制度对女性家庭的经济压力和对女性的伤害。
高额的嫁妆要求导致许多家庭不得不满足高种姓男方的高价嫁妆要求，不惜倾家荡产。这也成为了杀害或遗弃女婴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观点4: 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在改变杀婴现象中起到了作用。
通过培训、传输正确观念和经济援助，曾经杀婴的助产士开始反抗，杀戮的循环逐渐被打破。
关键观点5: 印度性别比例失衡问题进一步助长天价嫁妆和杀婴现象。
印度女性与男性的比例失衡，高种姓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进一步加剧了女性家庭为攀高种姓而提高嫁妆规模的现象。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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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SouthReviews
作者：王晨雯
在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座小镇上，清晨大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一群晨跑的年轻人听到了一声微弱的哭声，他们循着声音找去，在远离大马路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个女婴。很显然，她被遗弃了。
众人发现她时，女婴正哭得歇斯底里，她被破旧的麻布袋盖着，四肢裸露在外面，蚂蚁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眼睛和脖子上乱爬。没过几天，人们又在马路边发现一个被遗弃的女婴，躺在草丛里，等待着未知命运。
看到这些弃婴，印度调查记者阿米塔布·帕拉沙尔忍不住落泪。过去30年里，他一直在跟踪调查印度女婴出生后的命运。除了被遗弃在各地，更有大量女婴在刚刚降临人间，还未睁眼看世界，便被助产士扼杀在襁褓里。
近期，这三十年的调查成功，汇聚成一部名叫《印度助产士的自白》纪录片，揭开了印度社会最为残酷和血腥的一面。
纪录片讲述的大多是二三十年前的故事，但遗憾的是，杀害或遗弃女婴的新闻，在今天的印度依然不绝于耳。
“我们太穷了”在印度比哈尔邦遥远的乡下，年迈的助产士希罗与将近30岁的莫妮卡·塔特再度重逢，希罗紧紧抱住莫妮卡，放声大哭，她说：“我的灵魂现在安息了，我满足了。”这次重逢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悲痛又残忍的历史，谁能想到，在莫妮卡出生之前，包括希罗在内的印度助产士，经常被迫杀害女婴。“刚开始我很害怕，”希罗讲起第一次杀婴的经历，“连续半个月我都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每到晚上，我似乎总能听到女孩们的呼喊和哭声，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孩子。”希罗有三个女儿，调查显示，希罗至少杀害了16个女婴，虽然她最开始并不承认曾经杀婴，最后也只说杀害了4-5个女婴。（希罗从小就担任助产士 / 《印度助产士的自白》剧照）这是近期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里记录的真实故事。纪录片的记者兼导演阿米塔布，出生于比哈尔邦东部的一个村庄，那里流传着一则民谣：“如果出生的是女孩，就要扔掉；如果出生的是男孩，要受到欢迎。”1995年7月，阿米塔布回家看望父母，却被当地的一则新闻吸引：因为担心未来生活费用和嫁妆，11月大的女孩被父亲勒死，这是比哈尔邦报道的第一起杀害女婴的案件，也成为阿米塔布关注杀婴问题的开端。他开始访问周边的助产士，这群乡村助产士在镜头前承认，她们经常夺走新生女婴的生命。纪录片中，年龄最大的助产士是哈基亚，她很早便开始从事助产士的工作，有着近60年的经验，她自称在整个工作生涯中杀死了12-13个女婴。（年龄最大的助产士哈基亚，从事助产士工作已达近六十年 / 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截图）“当女孩出生时，她的家人们会锁上房间，拿着棍棒出现在我们身后。”哈基亚回忆着每次杀婴的场景，“他们会说：‘给你50卢比（约4元人民币），杀了她吧。我们已经有四五个女儿了，她会带走我们的财富。一旦我们为她提供嫁妆，我们就会饿死。’”哈基亚将盐或者尿素等化学药品喂到女婴的嘴里，等待她走向死亡。另一位助产士巴戈从小跟着祖母出入各个家庭，为人接生。虽然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非常聪明，在生产方面，她比很多医生和护士都有经验，一旦遇到了麻烦，都会找她解决。但是调查显示，她是杀婴最多的助产士，至少杀死了15-20个女婴。她们的故事，最开始出现在一家非政府组织在1995年发布的调查报告里，该组织的负责人、社会工作者阿尼拉·库玛里，对哈基亚、巴戈、希罗等35位助产士展开了访谈，了解她们的经历。报告显示，比哈尔邦有超过50万名助产士，该地区每年有超过1000多名女婴被杀害，但杀婴现象并不局限于比哈尔邦。“杀一个女孩，可能会得到100卢比（约8元人民币）。”如今唯一在世的助产士希罗无奈地说，“我们太穷了，我们不得不做这种工作。”（当地的助产士们 / 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截图）接生一个男孩，可以获得1000卢比，但生一个女孩的报酬寥寥无几。而杀死一名女婴，助产士可能会得到一件纱丽、一袋粮食或一小笔钱，当然有时什么也得不到。印度助产士这一角色根植于传统，并背负着贫困和种姓的残酷现实。因为社会环境排斥“不洁”的女性肉体，更高种姓的女性，即使掌握助产技术也仍然拒绝给他人接生，这种“耻辱的劳动”便成为低种姓的专属。种族、性别、财富等社会因素将劳动者分区和建构，阶级进一步固化。助产士这一职业角色，传承自她们的祖母和母亲，也将一代代继承下去，在她们生活的世界中，杀婴的要求大多来自有权有势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高种姓家庭，拒绝他们的命令，代价是不可想象的。哈基亚说：“我们很害怕，如果我们去找警察，我们就会陷入麻烦，如果我们说出去，人们就会威胁我们。助产士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困难，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命令。”
打破杀戮循环“你会这样对你的女儿吗？”当阿尼拉·库玛里询问曾经杀害女婴的助产士时，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90年代，儿童的比例在不断下降。”阿尼拉接受《全球故事》访谈时表示，“这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但这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和警察就能解决的事情。”作为支持比哈尔邦周边村庄妇女的社会工作者，阿尼拉创办了一个非政府组织，致力于解决杀戮现象。“在极度贫困的时期，对助产士来说，每一笔钱都有意义。”非政府组织对助产士展开培训，向她们传输正确的观念，并给她们一些经济援助，呼吁她们的良心。这是一个漫长又繁琐的过程，但改变确实发生了，曾经杀婴的助产士开始反抗，杀戮的循环逐渐被打破。2007年，希罗接受摄制组采访时表示，“现在，无论谁要求我杀人，我都会告诉他们：‘听着把孩子给我，我会把她带给阿尼拉夫人。’”助产士们从那些想要杀害她们或已经抛弃她们的家庭中救出了至少30名新生女婴，希罗、哈基亚、巴戈拯救了5名婴儿，虽然一名女婴不幸死亡，但阿尼拉将其他四名女婴送到比哈尔邦首府巴特那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她们分别被巴特那、浦那、美国、英国的家庭收养。（助产士救助女婴 / 纪录片《印度助产士的自白》截图）阿米塔布想知道，那些被收养的女孩走向何方，在摄制组的努力下，他们联系到了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梅达·谢卡尔，后者在90年代也在研究比哈尔邦的杀婴现象。在她的帮助下，摄制组找到了一个被浦那家庭收养的女孩，莫妮卡，她是阿尼拉和希罗等助产士拯救的5名女婴之一。莫妮卡3岁时被送往浦那，她说她很幸运能被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收养，这也是阿尼拉和助产士们多年辛勤工作的成果。“我正在过着正常而幸福的生活，但我也很好奇这些是怎么发生的。有人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而做了大量准备。我就是这种感觉。她们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她们非常想知道结果，所以我当然想见见他们。”摄制组驱车2000公里，带领莫妮卡重返故地。阿尼拉见到莫妮卡时，喜极而泣，“你做了一件大事。”莫妮卡这样说。（阿尼拉很高兴时隔多年又见到了莫妮卡 / 《印度助产士的自白》剧照）希罗见到莫妮卡时大声哭泣，紧紧抱住莫妮卡，不停抚摸她的头发，“我把你带去孤儿院（那个非政府组织）是为了挽救你的生命，我的灵魂现在安息了，我满足了。”希罗和莫妮卡依偎在一起观看莫妮卡的相册，里面记录了莫妮卡在收养家庭过第一次生日、与家人们合照、玩耍的点点滴滴。“我们三个之前喂她牛奶，照顾她，不久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女儿，有了奶水，让她和我的女儿一起吃。”希罗回忆着照顾婴儿莫妮卡的情景，“当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很满足，我们挽救了一个生命。”但当提起之前被杀死的女婴时，希罗面对镜头沉默良久，“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女婴与金价希罗这样解释这种地位的差距：“男孩在地上，较高。女儿在地下，较低。不管儿子是否养活或照顾父母，他们都想要一个男孩。”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印度重男轻女的传统，关键还在于存在许久的嫁妆习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印度裔经济学教授阿尼尔·迪欧拉里卡和世界银行学者维查雅瓦达·拉瓦的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后，印度嫁妆的置办费用为6万-13万美元，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会因为一次婚姻就破产，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早在1961年，印度就出台了《反嫁妆法》，规定索要嫁妆的行为属于犯罪；八十年代还对法律进行修订：如果妻子因嫁妆问题死亡，罪犯可被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最严重的可达终身监禁。但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嫁妆制度至今依然存在，且生命力强大，一直是戕害妇女的社会毒瘤。印度的种姓制度催生了所谓的“内婚制”，即为了维护高种姓之间的血缘纯净，只允许同种姓内部通婚，但高种姓男子在找不到妻子的情况下，可以与低种姓女子通婚。在这种情况下，嫁一个高种姓夫婿，成为女性改变命运、实现阶级跃迁的唯一通路。许多低种姓家庭不得不答应高种姓男方高价嫁妆的要求，不惜倾家荡产也要将女儿嫁入高门，以此来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而印度男女比例失调的现状，进一步成为助长天价嫁妆的温床。印度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印度女性与男性的比例为943:1000。男多女少的局面，促使高种姓男性成为婚姻市场上的“抢手货”，女性家庭为攀上高种姓男性自发竞价，提高嫁妆规模。嫁妆与彩礼的出现，一开始是为了达成财产的平均分配，但随着印度社会人口基数的增加与男女比例的失调，“嫁妆”这一最初具有美好意味的开销，逐渐变成了一场对于女性的剥削与掠夺。无论贫富，嫁妆都是结婚的必要条件。在嫁妆制度下，黄金首饰是新娘嫁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均要花掉女方家庭4-8倍的年收入，接近总财富的70%。因此，很多家庭都是女孩刚生下来，就开始为婚礼存钱。这也是为什么男孩的出生值得庆祝，而女儿的出生却是一种经济负担。正如《黄金的价格：印度的嫁妆与死亡》一文表明，女孩的命运与金价紧密相连，金价上涨，女婴死亡率就会上升，既然女婴成了累赘，很多家庭就会选择将她们扼杀在襁褓里。（《印度助产士的自白》纪录片中，在灌木丛里发现的被抛弃的女婴）如今，杀婴事件依然常见，2022年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记录在案的杀婴事件就有25起。就在今年9月初，印媒报道，印度德里一名年仅二十八岁的女子，连续四胎均生下女孩，不堪社会和家庭的重压，在绝望之下，将自己出生四天的女儿活活勒死，并用袋子将女婴的遗体，遗弃在邻居的屋顶上。出生后被杀害，只是印度女婴众多命运中的一种。她们可能会在出生前被杀死在腹中——尽管性别鉴定检测在印度是非法的，但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大规模性别选择性堕胎依然存在；她们也可能遭到遗弃。在拍摄纪录片的10个月里，有人在比哈尔邦发现了两个被遗弃的女婴。一个在灌木丛里，另一个在路边的草丛里，刚出生几个小时。前者被送去领养，后者送往医院后不幸死亡。“没有具体的数据能够说明遗弃现象在2024年的严重性，但它正在全国各地发生。”阿米塔布说。那个活下来的女婴，被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一对夫妇收养，人们给她取名为艾达(Edha)，意思是幸福。莫妮卡离开比哈尔邦之前，曾去看望了这个婴儿。（这名被遗弃的婴儿现在被阿萨姆邦的一户人家收养，取名为艾达 / 《印度助产士的自白》剧照）她说，她一直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困扰，虽然杀害女婴的现象可能已经减少，但遗弃女婴的现象仍在继续。“这是一个循环，我可以看到自己几年前在那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和我相似的女孩。”据估计，到2030年，印度女性出生人数将减少680万，这也将进一步加剧印度性别比例失衡，陷入高价嫁妆、杀婴的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