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高校挖人大战和那些职业跳槽教授

读了新华网《高校“挖人大战”下的“职业跳槽教授”》一文，回想自己读书时一些老师，对于现在为“逐利谋官”的“职业跳槽教授”和高校的“挖人大战”，颇生些感慨。

我于1960年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当时中文系成立才三年，规模小，教师少，然而，却很快培养出了一批后来在全国或某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就我们年级来说，工作和中文业务关系密切的，就有原新华社总编南振中，原《中国科学报》总编、著名科普诗人郭曰方，原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作协副主席赵金九，原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委员张宏喜，原中央统战部局长、中国黄埔军校校友会秘书长秦国生，原中国道教协会秘书长袁炳栋，原中国财经出版社副社长王贵三，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副局级文化参赞段建国，原中国旅游出版社副总编辑范云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司马云杰，原新华社西藏分社负责人邢法宽，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山东记者站站长贾建舟，百花文艺出版社著名编审刘国玺、刘国良，中国民办教育的佼佼者胡大白，原《乌鲁木齐晚报》总编、诗人黄秉荣，还有在高校和新闻出版部门的一批教授、高级记者、编审等等。

一个新系、小系，之所以能有如此成绩，我认为主要应归功于任课老师们。他们确有真才实学，又非常敬业，用自己的知识和品格，激励、引导我们大号了知识基础，树立了敬业精神。所以半个世纪过去了，同学们对这些老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并未稍减。

文学概论的主讲老师是顾牧丁和杨嘉仁先生。

据我所知，顾先生是江苏涟水人，少时家贫，一度失学在家放牛而取笔名牧丁。他酷爱新诗，读师范时就出版了诗集。抗战时流亡大后方，广结师友，博览群书，成为颇为活跃的青年诗人和文学编辑。他主编的《诗星》为当时已去延安的青年诗人贺敬之以及牛汉等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他自己也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优秀之作后来分别被选入《中国抗日战争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集》《中国四十年代诗选》《中国新文艺大系·诗集》《中国现代山水诗100首》等高规格诗选。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先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南开大学任教。1954年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北京大学文学理论进修班（苏联教授主讲）。学习期间，曾被当做胡凤分子受到南开大学中文系和进修班的批判。1956年结业后，未回南开而由教育部分配到郑大中文系任副教授，主讲文艺理论。

可是，顾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谁也不会想到他曾遭受过如此的冤案。只觉得他保留着诗人气质，讲课感情充沛，对学生热情似火。他的讲稿大体按照北大理论班上接受的苏联季莫菲耶夫体系，同时有机融合毛泽东文艺思想。特别是思路开阔，中外古今广征博引，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浩瀚多彩的文学海洋，激发起继续探索的兴趣。他兼任郑州市文联副主席，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文艺动态，先后邀请过李準、杨兰春、尼尼、蓝翎和洪毅然教授等来系讲学、座谈。还组织过学生剧评小组，给写影剧短评，由他推荐到《郑州日报》发表。顾先生平易近人，关心学生。我对自己的毕业分配曾感不公，写信倾诉，顾先生复信给我多方开解、鼓励，有时竟然在信末还加上他夫人的“附笔”，使处在数千里外的我倍感温暖，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他那炽热的关爱之情。遗憾的是后来我调回郑大时，他却已经仙逝了。

这门课顾先生讲了大半，当时还是青年的杨嘉仁老师接着讲完。杨老师毕业于川大，进修于山大。他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对古典诗词修养颇深，联系到诗词曲作品时分析精到，深得其中韵味。其联系分析《牡丹亭》的情形，至今同学们仍如历历在目。杨老师一生多受磨难，但为人淡泊，诗词作品境界超逸，为河南省诗词界的领军人物，在全国诗词界也是名家。

讲先秦两汉文学的曾炽海老师，毕业于山东大学，留校做高亨先生的助教，后调郑大。我们刚接触古代文学，难免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何时代的隔阂，但是曾老师的课很快就把这两层障蔽破除了。他对古代神话、《诗经》、《楚辞》和诸子散文字词的阐释简明精确，对作品内容的分析生动活泼。他嗓音颇有磁性，一口上海普通话韵味十足。由此，我自己就“先入为主”地喜欢上了先秦文学，也为报考曾老师的导师——高亨先生的研究生而在先秦文史方面颇下了一阵功夫。

80年代中期，曾老师担任了系主任。安排教学科研、职称评定、创收分配等等事必躬亲，可以说是全力为教师服务。有一次她女儿在医院要做手术，等他去签字，他仍然参加完系里的例会才离开。他讲课精彩全校闻名，曾获校首届教学优秀奖，但事关职称和荣誉的事，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谋一点私利。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一段，系里聘请了河南大学的华钟彦教授主讲。华先生是全国文史名家，先后毕业于东北大学和北京大学，师从过几位学术大师，知识渊博，学问精深。当时他已经56岁，面目清癯而精神矍铄，和学生打交道永远是“诲人不倦”，课堂上滔滔不绝，课间学生又围一片。他讲课特别认真，一丝不苟，有板有眼，总是有讲不完的内容，宁肯拖堂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也不肯有一点草率敷衍。板书一笔一画，方方正正，从不龙飞凤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混乱、思想庞杂，文学流派纷繁，但华先生能提纲挈领，驾轻就熟，讲得条理清晰。到唐宋一段，系里本拟请高文教授主讲，但高先生只上了一次课，就由华先生继续担任。

他讲唐诗宋词同样纯熟精彩。有一次他很自豪地向我们说，其实他能够通讲中国文学史。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在学先秦一段时我读过他一篇关于《诗经》的论文，辨析《豳风?七月》中的三代历法，使诗中的时间及物候特征互相矛盾的问题迎刃而解。其对上古历史、风俗资料掌握的丰富，分析的透彻，不由你不佩服。华先生还教我们吟诗法，先说明吟诵要领，又当场示范，以高适的《燕歌行》为例，长歌漫吟，沉醉其中，古诗音韵的美妙，意境的悠远，真实一次美妙的享受。

他讲诗也喜欢写诗。有一次暑假他到南方旅游，回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组“南游杂诗”。其中一首《别桂林榕湖》，写身在碧水青山，突发奇想，“若撮数峰归汴水，桂林山色未应孤”。他对此突来的灵感十分满意，讲课时联系此例，加深了我们对诗歌真髓的理解。

到了元明清文学一段，由徐士年老师主讲。徐先生此前已出版了《古典小说论集》《古典小说评论集》（和李希凡、蓝翎合著），有广泛影响，特别是他讲课的精彩，有口皆碑。他教过的学生，如北师大的童庆炳、黄会林，河南大学的刘增杰等后来的教授、名家，都曾撰文大加赞赏。童庆炳回忆说，徐先生上课的效果可以列入当年北师大中文系教师的前三。“他那种传达词语感情的能力非常厉害。他讲柳永的《雨霖铃》，……哇，讲得把全教室人的精神都集中到他那里了，整个教室静悄悄的，只听到他一个人在那里讲。他没有讲稿，一句一句合情又合理地讲到我们心里。”还有一些北师大校友回忆，徐先生“有一次讲到林黛玉的《葬花词》，如痴如醉，一百多人的课堂中，不少同学在流泪。一位女同学，在延安长大，与一位团级军官结婚。当时又担任年级的党支部委员、丙班的党小组长，那一堂课，她竟情不自已，伏在书桌上放声痛哭。”

徐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成就斐然。我后来看到顾颉刚先生1960年8月25日的日记，称徐先生的《古典小说论集》“对我治古代经典有不少启发。得暇，当再读数过。”能让顾先生再三读的书，其学术价值可想而知。据说，正是因为图书馆学家王古鲁从日本带回一批中国古代小说的缩微资料，收藏于北师大，为整理、利用这批资料，周扬建议将徐先生由河南大学调北师大。然而，1959年前后徐先生却突遭莫名横祸。幸得当时郑大领导不惧风险，将他聘到中文系任课，才使我们几届学生大大受惠。

徐先生在北京时被戏称为“中国的普希金”，高高的个子，略宽的额头，举止潇洒，确实有点普希金的风采。他讲课在绘声绘色的精彩表达之中，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很强的逻辑性。他无论分析杂剧、传奇还是四大古典小说，对马列主义文论观点运用十分恰当，分析透辟，引用经典语句不看讲稿，张口即来。他还注重教给学生治学方法。讲元曲就把中国戏曲产生的来龙去脉有关资料，讲《三国演义》或《水浒传》，就将其萌生、演变直至写定的有关资料印发给我们。当时他的《唐人小说选》已经编就，到80年代作为“遗著”出版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唐代文学研究年鉴》评价说：“《唐代小说选》每篇作品的第一条注文都有关于题材来源的探讨，并介绍了各篇作品的故事对宋金院本、元杂剧及明清传奇等的影响，选注者在这方面的考索颇见功力。”的确，注重资料的坚实和发展流变，是徐先生一贯的治学原则。

徐先生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竟于1975年自杀。文革后，有同学还曾写信向他请教元杂剧问题，师母只好回信告知，你们的徐老师已经不在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由当时的系副主任廖立先生主讲。

“现代”虽然只含三十年，但思潮复杂，作家众多，争议也多。然而廖老师讲课给我们的印象是，举重若轻、驾轻就熟，要言不烦，轻松幽默，讲到某个作家，总能形象地把握其个性特点。这很得力于他广博、深厚的知识积淀。在基础课之后，廖先生又开了鲁迅研究专题。他语言幽默，往往一针见血，颇有鲁迅风格。

大约在大三的时候，他准备发表一篇关于《狂人日记》的论文，召集若干师生开了一次讨论会。事前我翻了一点资料，写了一篇发言稿，在会上也高谈阔论了一番，而且和廖先生的观点相反。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自己才二十岁，所发议论浅薄得可怜。但廖先生不但没有批评我无知妄说，反微笑着说：“他也能自圆其说，能自圆其说。”那那宽容的微笑，至今仍浮现在眼前。

廖先生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原河南大学，1947年在胡宗南军队进入延安那天，他宣誓加入了在河南尚处地下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人生道路虽不顺利而信仰坚定不移，治学精进不辍，晚年转而研究岑参，埋头数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成为国内研究岑参的重镇之一，几种著作都受到学界很高的评价。

主讲现代汉语的刘镜芙老师，当时还是青年教师，但川大本科5年、北大研究生4年的攻读，业务已经十分成熟。可能因为教师少，把写作课也包括进了现代汉语课中，所以，刘老师除了讲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之外，还加了一章“篇章结构”，讲文章作法。她讲课内容熟练，语言清晰流畅，把汉语语音之美和词汇系统之丰富，充分地展示了出来。我感触尤深的是她对学生习作的耐心批改和引导。有一次刘老师布置作文，我没太认真地写了一篇《老保管》，可能是老农本身鲜明的性格，农民语言天然的朴素鲜活，使刘老师对这篇习作比较认可。她的评语首先肯定了一番，接着非常恰切地指出了缺陷，特别是一句“作者是能够写得很好的”，使我大受鼓舞，增强了学习文学的兴趣和信心。

古代汉语本来是枯燥难学的课程，但是张桁、许梦麟先生，却把古汉语讲活了。

后来听张桁老师说过，50年代他在大学读书时赶上了“反右”，自己险些被株连，从此埋头专业，倒成就了他过硬的古汉语修养。他参与修订《词源》，主编《通假大字典》，都见出其硬功。给我们上课时，他和张静老师已完成了《古今汉语比较语法》书稿，发给学生作参考书。他的课，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实”，着着实实，一字一句都准确、精炼，把古汉语词汇的词类、词性和句法，在与现代汉语的比较中，辨析得清清楚楚。《古今汉语比较语法》在每章讲述之后，还附有古今比较表，简明扼要，一目了然，非常便于学生掌握。此书在我们毕业前夕出版，被学术界推为研究汉语语法的重要著作。80年代后期，张桁老师先后任系主任和副校长，坚持实实在在为教师办事，从不以权谋私。

许梦麟老师曾从王力先生深造，在古音韵学方面造诣很深，以后出版了《反切拼读入门》《汉语古音学》等。他是北京人，说话吐字清晰、音调标准。他还会说相声，善于模拟声音，因此，讲古汉语音韵，能通过模拟复活古人语言的音韵，使之变成了活生生的语言现象，课堂特别活跃，大家学起来兴趣盎然。后来许老师发挥自己的优势，其《汉语古音学》突破了以中古音系对照上古音系的传统方法，尝试以今天汉语普通话的音系直接与上古音系对应，找出其中规律。

“语言学概论”由张静老师主讲。张老师早年毕业于东北师大，50年代中曾到北大语言进修班学习。当时他已经出版汉语研究著作多种。“概论”这门课同学们本来不太喜欢，但张老师的课堂气氛却十分活跃。因为他不仅精通汉语，而且还通些英语俄语，讲到某种语言现象或规律时，除汉语外，都要举些英、俄语的例子，从而把抽象的语言理论讲活了。那时候同学们都感觉张老师勇于探索和创新，讲课和论文中，常提出新的见解。8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他主编高校现代汉语教材之一《现代汉语新编》，构成与胡裕树、张志功、黄伯荣体系并行的现代汉语研究体系之一。

张老师上课期间，还邀请过当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赵洵所长来讲斯大林语言学说，在一个大阶梯教室讲了三天。赵洵先生会多种语言，讲到西方各国语言学家时，几种语言的名称流畅切换，叫我们大开眼界。

回想起来，我们的这些老师，个个都可称为博古通今的真正学者。他们的著作并不等身，但都是公认的坚实成果。他们都忠于教育事业，把讲台当做重要的人生舞台。当你看到徐士年先生在讲台上的奕奕神采，怎么会想到他当时还是蒙受冤案、待遇微薄的“临时工”呢？当你看到顾牧丁先生对学生那种热情，你同样不会想到他曾被当做胡风的追随者而受批判经年。那时候似乎没有“国管”“省管”“特聘”之类的名号，但他们都甘愿做一支红烛。所以，至今我们这些学生还怀念他们，尊敬他们，感谢他们。惟愿今天的教授们能了解他们，懂得他们，像他们一样全心全意献身于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事业，而不做“逐利谋官”的“职业跳槽教授”。也希望主管教育者，不要把创一流学科搞成“挖人大战”，而是扎扎实实培养自己的教学科研团队。                                                                        

（本文作者：贾玉民，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兼《美与时代》杂志社长、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