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贵州乡村遗产是中华农耕文明延续至今的重要活态见证。千百年来，贵州乡村在顺应自然环境的共识中，通过节制有序的资源利用手段，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聚落形态与生产生活方式。以山地为主的生存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贵州乡村遗产的重要特征，世居于此的少数民族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步形成的传统智慧与价值理念，通过村落选址布局、乡土建筑营造、农业文化遗产，以及古歌、传统技艺、节庆民俗载体与形式代际相传。
贵州是探索乡村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理念的前沿阵地。1983年贵州省文物部门开始着手民族村寨调查试点，1986年贵州通过《贵州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单列“民族文物”一章，要求对历史价值高、建筑具有特点、民俗具有特色的典型村寨进行定级保护，率先从立法层面将民族村寨整体纳入到了文物保护的范畴之中，同时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重要的价值载体和特征，增冲鼓楼、朗德上寨古建筑群、地坪风雨桥等相继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世纪前后，在贵州民族村寨保护的基础上，我国第一批生态博物馆落户贵州，基于中国本土乡村遗产保护实践经验形成的“六枝原则”获得国际认可，提出村民主体的保护理念。2011年8月，堂安侗族生态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命名为全国首批生态（社区）博物馆示范点，至今贵州已形成国内最大的生态博物馆群，在调查、记录、阐释、保护、传承、利用乡村文化遗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10 月，在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中国·贵州——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关于“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倡导对乡村遗产实行自然和文化、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时的整体保护，不仅要保护村落赖以生存的田地、山林、川泽及居住环境，还要保护村落文化记忆，保持村落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贵州是深入实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的排头兵。自2012年实施传统村落保护行动以来，贵州共有757个村寨先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位居全国前列，分布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39处，以及600余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2014年，国家文物局启动国保省保集中成片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贵州有10个传统村落入选，并于2018年成功在肇兴侗寨召开国家文物局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现场会，肯定了贵州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领域作出的重要探索。2017年贵州出台全国首部针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推动传统村落保护进入法治化轨道。当下，贵州正以“1+4+10”（1个国家示范州、4个国家示范县、10个省级集聚区）为重点，探索因地制宜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路径。
深处西部地区的贵州虽然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相对滞后，但是由于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乡村遗产仍然保留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活态特征。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最为集中、乡村遗产保护最早开始探索的区域之一，贵州走出了乡村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相结合的科学路径，不断探索“村民主体、政府引导、社会助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积累了丰富的保护发展案例与经验。
黔东南州雷山县的朗德上寨，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朗德上寨古建筑群，自上世纪起便坚持以“工分制”的分配方式带动村民获取旅游红利，使得社区内的村民群体最大程度上参与到了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工作当中。以肇兴侗寨和西江苗寨为代表的整村保护发展案例，不仅文化影响力辐射全国，通过不断的探索，也使得旅游发展能够反哺遗产保护，坚定了村民保护的信念，并且使村民能够在本村就业，避免了村落空心化问题。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上村古建筑群保护过程中，基于文化景观的视角扩展了村落保护对象范围和价值维度，并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与社区发展教席设立社区乡村遗产课堂、策划乡村文化展览等教育活动，吸引社区居民和青少年了解乡村，增强社区文化自信。2024年11月，“活态遗产的在地化传承”国际研讨会在楼上村顺利召开会议期间，楼上村小学生为国内外嘉宾进行现场“国保”文物点讲解，引发热烈反响与讨论。成立于2005年的黎平县地扪人文生态博物馆，是在文物部门登记、民政部门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定位为非营利性质的村寨文化资产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机构。作为我国第一家民营生态博物馆，地扪生态博物馆在贵州省文物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二十年来通过馆村合作以及馆校合作两种方式持续推动侗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充分吸引了来自国内外高校、保护组织、民间团体、“新农人”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参与。
近年来，贵州立足传统村落和乡村遗产资源优势，以活态传承为核心，系统推进文物保护、非遗传承、传统风貌与生态资源的协同保护与乡村振兴事业，在乡村遗产保护管理利用领域成效显著。
其一，系统性保护机制日益完善。通过立法与顶层设计，率先构建起省、市、县多层级传统村落保护法规体系。2021年印发《贵州省传统村落高质量发展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提出文化遗产保护、风貌提升等8项专项行动，构建起覆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三线文化等多元文化遗产的村落保护体系。
其二，深入挖掘乡村遗产多重价值，不断推动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延续“贵阳建议”形成的共识，以文化景观理论指导乡村遗产的保护利用，从“百村计划”到“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集聚区”，统筹探索乡村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重视挖掘乡村遗产在动态演变中的多元价值。
其三，技术创新赋能乡村遗产保护。以技术革新为核心，在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修缮中引入数字化与信息化手段。
依托三维扫描与无人机航拍技术，完成雷山苗寨、肇兴侗寨等126个村落全域数字化采集，建立“一户一档”数据库，建成495个数字博物馆，实现建筑结构与非遗技艺的永久保存。
融合传统榫卯技艺与现代抗震技术，编制相关木质建筑修缮工艺导则，在传统修缮技术基础上引入数字保护监测技术，传统村落与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有效增强。
其四，文物消防安全基础不断夯实。将“消防基础设施建设”专篇纳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核心内容，系统推动“六改”工程和消防管网建设。在基层建立起乡镇专职消防队与村民义务消防队，将防火意识融入侗族古歌、苗族榔规，以“鸣锣喊寨”“扫寨仪式”等民俗规约强化责任意识，形成了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意识的贵州村寨消防安全制度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木结构建筑安全系数。
其五，社会参与深化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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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内建立“理事会”“议事会”“寨管委”等村民自治组织，发动群众参与乡村遗产保护与村落管理。与此同时，不断推动与高校、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的持续合作，开展传统村落保护更新设计、在地非遗传承利用、乡村遗产保护管理等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创新乡村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以用促保，推动在地社区可持续发展。
贵州丰富的乡村遗产资源为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及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支撑和多元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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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乡村遗产资源特点，促使政府及遗产保护从业人员进一步思考乡村遗产的保护对象，而没有将价值局限在孤立的建筑物或建筑群上。不仅关注村落的建筑形态、街巷空间、村落格局和各类生产生活设施、土地利用景观，还将与之相关并对其物质形态产生影响的过程，比如相关的营造活动、农业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机制和其他文化习俗等纳入调查研究和保护利用的范围。贵州的乡村遗产保护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较早, 介入团队最多, 饱受外界关注，对于乡村遗产的主体——人和社区的关注和重视逐渐成为田野实践中的共识。贵州乡村遗产保护突破了“静态”保护的局限，始终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并置考虑，将人与遗产的关系作为保护和发展的切入点，努力使保护融入日常生活实践当中，因地制宜地探索不同类型乡村遗产保护管理利用的路径与模式。
同时也应该看到，贵州在乡村遗产资源旅游开发过程中同样虽然积累了不少经验，旅游的进入对地方政府和村民收入的提高有着不小的贡献，但是也应警惕旅游业对乡村遗产保护的冲击和对村民利益空间的过度挤压，不应以“猎奇”的心态来解释或歪曲少数民族文化乡村遗产的价值内涵，这样做既损害了村民的情感，也降低了游客的体验。未来应从国家层面赋予贵州的战略定位高度来思考乡村遗产对贵州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贡献和作用。不仅仅是因为乡村遗产在物质或经济层面上可能做出的贡献——将遗产直接转化为各种商品，而在于它本身在贵州乡村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变迁过程中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转型适应能力，以及在精神、情感层面具有的重要影响力，这些都是助力贵州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资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