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学者芬伯格的传播技术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技术愈来愈深地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及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当代人类不可逾越的“根本性境遇”。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批判理论家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直系子弟，尽管有延续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但他认为有必要将前代学者的进路重新阐释和表述，并基于新的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提出怎样打通技术规则和生活经验的联系，重构前代学者救赎愿景。当下技术与传播的融合在我国已成为普遍趋势，如何审视传播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复杂的纠葛，成为实践中我们需要思考的话题。因此，关注新一代西方学者传播技术思想有哪些新的认知维度以及不足，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新媒介技术与人类社会关系的理解。

但从近几年国内对法兰克福学派相关研究来看，仍多集中于卢卡奇、葛兰西、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早期代表人物：其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批判主题做整体性地描述或呈现，包括对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溯源及描述，这部分研究多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题，相关著作不下150种，代表作者包括张一兵、衣俊卿、陈学明等人；

其二，早期代表人物思想的相关研究。基于中文学术资源发现平台，此类代表性著作至今已有87部（不包括译作）；相关的期刊和硕博论文3000多篇；单纯着眼于技术角度研究的也有400多篇。整体上对新一代学者关注不多。要突破已有的思维框架及拓展新的研究视角和进路，有必要对新一代学者思想予以关注和深入研究；

其三，尽管对芬伯格的相关研究已有3部著作及44篇期刊论文，包括朱春艳《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2006）、王华英《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深度解读》（2012）和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技术哲学发展的“相互建构论”诠释》（2013）等，多侧重于对从技术与现代性关系、技术哲学等视角对芬伯格思想进行介绍，还有学者对芬伯格和马尔库塞等人思想做比较研究，但整体上还处在初步研究阶段。而从传播角度，特别是传播技术予以关注的更是少见。芬伯格很早就开始直接与计算机技术打交道，在现实中热衷关注在线教育的技术实践，早年曾师从马尔库塞，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卢卡奇等人的思想也有较多研究，他对于技术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在其《技术批判理论》(1991)、《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追问技术》(1999)、《改造技术》(2002)、《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2005)、《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2015)等几部代表著作里。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主要是基于计算机技术，尽管很少提及“传播”及“传播技术”的概念，但他对于计算机技术用作交往媒介以及计算机技术“物性”特征对人际交往的影响等等，属于技术批判理论但同时也是传播领域的一部分，对我们当下的传播技术使用，提供了借鉴意义。

一、从“批判技术”到“转化技术”的转变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包括二战以后技术专家对技术的忧虑与反思、技术的“恶托邦”传统，在这一时期都影响到芬伯格的思想。但与此同时，还有两件事情的发生，对芬伯格影响很大：一是1968年发生于法国的“五月事件”；二是1989年的苏东巨变。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不仅促使芬伯格重新对技术的“中性论”重新做出思考，而且，转向了一种“微政治学”，加上计算机技术领域微政治学实践的出现，使得他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有了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前代学者的看法。

1968年5月发生在法国巴黎“五月事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决策日益集中于极少数的技术统治论手中的一种抗议(徐崇温, 1989:51)。该场运动的中心主题是反对技术统治论，在运动过程中，学生和工人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来对“什么是进步”重新做出界定。当时的芬伯格正在法国学习，后来运动的失败，对包括他在内的左翼理论家都有影响。一方面运动所表现出的与技术统治论增长相联系的“反乌托邦”焦虑，以及对于技术统治的抵制，影响了芬伯格自己的批判理论主题；另一方面，此运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的失败，包括芬伯格在内的不少左派人士都对此有所反思，认为单一的宏大叙事式的革命观是危险的，而必须要由一种微观革命和理论代替。

When Poetry Ruled the Streets: The French May Events of 1968 

Andrew Feenberg, Jim Freedma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1)

1989年苏东剧变则意味着把技术看作“中性”的技术工具论的破产。尽管由多种原因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但在芬伯格看来，导致苏联解体的又一个原因即是他们对无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来向社会主义成功转化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以为不需要对技术进行改革。“资本主义的技术及劳动分工等这些非民主的方面也必须被转化，因为技术遗产恰恰是与等级控制相适应的，在工业社会不能仅仅通过资本所有权的形式变化来实现民主化……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技术还要像国家、法律和其他自资本主义所继承下来的制度一样被‘重新构造’，这并不是由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而是由社会和政治的选择所决定的”（芬伯格, 2005:60）。可以说，正是基于苏东剧变以及技术工具论破产的认识，芬伯格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由宏观政治转向“微政治”，他关注到更多形式的抵抗，如芬伯格自己所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技术的政治学不是一种特定阶级的偶然的斗争，而是抵抗的基本形式，这种抵抗形式处于发达社会中许多类型的社会斗争的中心”（芬, 2005: 73）。

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兴起，促使技术哲学发生了从本质主义、功能主义到建构主义的范式转换Feenberg, 1999:85），对芬伯格在这一阶段对技术的思考产生了很大影响。相较于传统技术哲学的技术本质观，社会建构论更强调技术与社会的相关性，认为技术并非先天给定和凝固不变的，而是由社会、文化的建构的，主张挖掘技术内部所蕴藏的文化因素，关注焦点更倾向于从技术发明家的日常实践及技术的设计，来探究技术如何在发明群体内被磋商和接受，即从技术的内部入手，来打开“技术黑箱”，而不是只关注技术发明群体与社会的交接，总体上，它不认同技术发展的单一路线，而是认为技术发展有着多种可能性，关键在于现实中哪种社会因素于技术的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更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共同演化。其中，很多核心概念，引起芬伯格的兴趣，如“待确定”原则，它表明在技术的设计与开发中，效率并不是唯一动机，而是有若干的社会力量在起作用，“对可选择事物的最终决定，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和信仰之间的‘适应’（fit）” （Feenberg, 1992）。这些概念及思想，对芬伯格的技术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在这一时期，芬伯格确立了一种技术转化的逻辑，即通过技术民主化达至另一种现代性——社会主义。相比于前代学者对现代技术理性的着力批判，他以一种民主的理性替代专制的理性并认为其是可以改变的，“技术合理性的占主导的形式既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阶级利益推论的表达），也不是一种自然规律的中性反映。相反，它处在意识形态和技术的交叉点上”（芬, 2005:16）。在此基础之上，他对于技术，包括传播技术的认知便与前代学者有了不同。

二、提出“民主的理性化”及“技术的民主化”观念

在芬伯格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他们根据理性控制和效率理解技术的本质，尽管对科学技术给予了卓有成效的批判，但其最根本缺陷却是否认了技术的复杂多样性及技术行为的社会历史性。这使得他们的理论表现出矛盾的一面：既对技术持批判态度，又认为人们试图去影响技术的所谓的抗争没有多大的可能性。芬伯格认为在理解后来计算机化上，他们不可能提供任何指导，“他们所面对的是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出现在适当层面的世界……由于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回归日常技术经验领域的方法，继而不能在这个领域发现诉诸现代环境、同时指向超越现代社会目前局限的新设定的意义，所以他们最后只能以一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结论宣告终结”（芬伯格, 2015: 222）。

“在现代，新的机械论自然观破坏了经验与科学理性之间的和谐，世界分裂成两个不可通约的领域：一个是理性的但无意义的自然，一个是意义丰富但无理性基础的人文环境……一旦经验教训不再形塑技术进步，技术就会完全对财富与权力的追踪所引导”（芬伯格, 2015:14），这也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前代学者所批判的，在他们看来人类正在被他们支配自然的技术装置所奴役，技术理性把一切还原成单向度的东西。马尔库塞曾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重建社会的技术基础，以此恢复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但芬伯格认为，他所阐释的思想中，缺失了一个关键的部分即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哈贝马斯虽然把人类的活动划分为“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不同区域，提出把技术限定于“劳动”的范围内，来解决技术系统对非技术的生活世界的侵扰问题，但是，这其实在本质上是一种保守风格的批判，他忽略了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真实互动的复杂性。

在芬伯格看来，马尔库塞等人正确的地方是他们于发达工业社会中发现技术网络使它们的成员处于新的控制形式之中，然而，却忽略掉了技术本身复杂性及网络自身又经历着由它们招集的人类团体所引发的变革，当然这与其所基于历史哲学观和理论限度、时代背景以及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等有关，他们主要是基于上个世纪的工业庞然大物，技术本身“封闭性”，所能够给予社会个体的“抗争空间”毕竟有限。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计算机技术的崛起以及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技术不仅仅是工具，它们还创造了把人们卷入其中并且形塑人们生活的环境，因此，人们具有丰富的技术经验”（芬伯格, 2015:4），这为技术世界中的舆论和干预提供了基础。芬伯格认为计算机技术为促进新的民主议题的实现及技术的民主化提供了机遇：一方面，网络与用户的“交互”提高了它自身的交往潜能，个体的主动性得到技术支持而非抑制，这将能够使得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当大量个体遭遇由其卷入其中的技术系统带来的限制时，他们会随时调动起来参与抵抗，各技术社群能够利用互联网协调自身的需要及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场景，它使得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被打通，更多“参与者的利益”将能够被考虑，将影响一种新的社会技术环境的创建。

•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 Andrew. Finnber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17, 1991)

可以说，正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及其特点，芬伯格认为，“尽管社会机器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人们不能够从中分离出自身并以传统上的革命政治学的姿态对它进行挑战，但也并不是无助的，而是可以作为社会技术系统中的‘互动者’(inter-actors)来行动，因为当前的技术环境已不同于以前，它不再像60年代那样似乎是‘野蛮的压迫者’，而是一种把人们（社会大众）也包含在内的、较为松散地组织起来且较为脆弱的结构，它是一种‘软机器’”（芬伯格, 2003: 46）。

按照芬伯格的设想，一方面，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行动者相互交流他们的需要及设想，更多的人的利益和需要就能够得以反映；另一方面，这并非局限于技术本身的转化，扩大人与人的交流也是目的之一，人的创造性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得以发挥，就能更进一步地激发人们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的进步的民主社会”（Feenberg, 1999:128）。在一定程度上，芬伯格的相关理论避免了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的局限，目标的指向性更加明确，但就反对技术统治论及其在理性问题上过分垄断的斗争方面来讲，与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体现的正是这一时期芬伯格对技术更深一层的思考。

芬伯格指出，从技术的发明到设计，单是效率标准是不能形成现实的技术的，因为技术活动中总是有不同参与者的不同的利益要求，这些要求对技术的形成都产生着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某些利益得到实现，而某些其他（人）的利益被忽视或被压抑，之后，那些被忽视或压抑的利益可能再找机会来重构技术体系，这便是技术的“待确定性”。“技术设计不仅与单个技术对象的社会意义相一致，而且也合并了更宽泛的关于社会价值的假设”（Feenberg, 1999:86），在芬伯格看来，社会中的各种角色，不管是政治领袖、政府官僚、技术专家，还是业主、消费者等都是行为者，都应该参与到其中，把他们自己利益纳入到现有的技术秩序中，这是“技术转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正是这种技术民主化的介入，能够保证技术从新型的公众协商中出现，从而多方面的利益得以保证。

三、芬伯格视野中作为交往媒介的计算机技术

在芬伯格技术民主化逻辑中，重要的一点即是对于新的传播技术——计算机技术的认知和解释，这也是他技术批判理论的一部分。从8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介入人们的生活，同时，芬伯格本人在这一时期也参与并主持了一项有关在线教育项目，在线运作的经验加上当时发生的法国小型电传、医疗、环保等事件中公众对于计算机技术的利用的观察，等等，让芬伯格开始对计算机技术有了新的思考和判断。

相较于法兰克福前代学者基于现代性理论，通常强调技术在控制人与自然方面的作用，把计算机仅仅看作是一种信息转换器和进行控制的现代性机器的观点。芬伯格认为：“不是从关于计算机本质的假定入手，而是从这些假定影响行为者本身的方式、塑造设计和使用的方式入手”（Feenberg, 2003:99）。在他看来，计算机网络承载着各种与亲密关系、人际交流、自我表现等相关联的意蕴和内涵，它本身应归属于生活世界，如果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控制系统，那么它在生活世界的作用就被忽略了。这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为何抵抗似乎不可能乃至无效的原因。

计算机技术的兴起及发展，使得两种不同方面的转化成为可能，单就通过流动的网络传播各种知识和交往的机会而言，用芬伯格的话来讲，它既可以作为控制系统，也可以作为一种交往媒体。而后者有可能促使新的社交形式出现，成为民主自组织的一种媒介。但是，“在工业技术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充满着被错过了的民主发展的机遇。产生这些机遇的原因是机械化对文化进步所具有的潜在的经济贡献所施加的影响，”（芬伯格, 2005:115）计算机技术当然也不例外，不仅不同的认知观念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而且，在任何实际的技术行为开展之时，主体与对象也被重构。

每一次新技术的产生，都流传有解放的潜能或者是空前的威胁之类的观点，但技术转化方向及可能，不只和技术本身相关。典型的如自动化技术。根据芬伯格的分析，伴随机器自动化的发展，早在1952年，就有学者预言自动化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能使工人能够从被束缚于机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是几十年后，泰勒制的传统却依然存在于当时现实的企业生产之中，尽管在采用了电子控制、实现自动化之后，技术条件的限制已不存在。泰勒制传统强调生产的标准化、规范化，“机器越完善，工作也就越简单、越合理”，“系统论、控制工程学、乌托邦思想和泰勒制的规定都强调限制工人的技能；相反，在适应性原理所创建的工作概念中，工人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和调控发展中的控制的能力将成为机械系统的发展潜能的核心”(Hirschhorn Larry, 1984: 57-58)。它不强调工人特殊的技能的获得，相反地，如何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及一种机械化的操作，使得生产的效力和管理的等级制度得以维持，是这种泰勒制传统关注的。所以说来，尽管自动化的技术本来可以很容易使工作更富有创造性和提高车间决策的能力，而不是用来给工人设定工作速度的；本来被设计使从事工作的人更完全地控制工作，而不是被控制，然而在现实中却不免要失效，其原因正在于技术的潜能与机械化管理观念的冲突。芬伯格通过对自动化技术遭遇的剖析，意在说明的是，计算机技术是一种两重性技术，有可能实现不同的发展，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在技术之外。

芬伯格把计算机技术的两重性归纳为两条原理，即“维护等级制度的原理”和“民主的合理化原理”。前者，指的是利用计算机技术强化监督和控制，以使社会等级制度得以保存或再生；后者则是强调利用新技术，用来破坏现存社会等级制度的基础。依照计算机技术本身的特点，它确实可以被用来发展人们的主动性及其相关潜能，这样它不仅不会把人降格为机器的附属品，而且能促进人与人相互间的交往，在芬伯格看来，这种技术的设计包含着一种与用于监控完全不同的理念。如果按照工程技术的机械化思维来理解，那么便是一个理性主义的世界，与人们日常经验很少或几乎没有关系，“在这样的世界里，思维在于对人造的、去除情境的和轮廓显明的对象的明确符号进行线性运算；这种运算中的问题是清楚明白的，结果最终是可以验证的。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可以成功制造出汽车、发电厂和桥梁的世界，但它只是智能的一种特殊的情况，而不是智能的典型的事例”(芬伯格, 2005: 122)。

按照这样的思维观念去运行和使用计算机技术，“标准设计”的抉择很容易会被做出，这种情况下计算机便被定义为一种控制系统、一种自动装置。但是，如果照此理解，人也就变成了信息处理器和决策者，而不是一个共享的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芬伯格看来，这样一来，机械化的整个世界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而人类在其中只不过是一个工作部件而已。

如果说，在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视野中，传播技术还只是资本统治的“工具”和“手段”的话，那么，到芬伯格则把传播技术，尤其作为交往媒介的计算机技术作为影响和塑造人们生活样态的“存在方式”来看待。在他看来，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交往媒介来考虑时，那么它就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逐步共享而创造的一种环境。在这样的概念理解中，传播技术就不再是一种用以完成某种目的“工具”或“手段”，也不是越来越智能以致可以控制人的“智能机器”，而是人们生活于其中并反过来塑造人类的“场域”。如此一来，技术的设计绝不仅仅在“工具”的意义上是重要的，而且还具有“人性”的意义。因为我们不是在设计工具，而恰恰是在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Marx, Lukács And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rew. Feenberg

•  Verso; Revised ed. edition (August 12, 2014)

从这一点上看，芬伯格在对传播技术的认知与前代学者有了一定的断裂，但也正是基于此，他看到了把实际的解放斗争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的可能，由此确立了一种技术民主转化的逻辑。尽管他表示保持一定的怀疑是合理的，因为有可能新的计算机技术只是将个体更精致、更虚伪地纳入了系统，但只是简单地提及。整体上，他对于计算机作为交往媒介及由此拓展民主议题、促进技术的民主化转化寄予了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并在这个时代越来越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前代学者批判视野中“敌托邦”状况必将得到克服。可以看出，计算机技术两重性及其作为交往媒介，都是芬伯格“技术民主化”理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也是“技术民主化”的条件，但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姆所说“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媒介进路的扩大必然会带来一种民主的政治”（格雷姆·特纳, 2011: 2），芬伯格在这里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认知维度，也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计算机的兴起并用作交往媒介，使得人们的对话关系再次呈现新的特点。芬伯格把它总结为两个方面，即“可检索性”和“可重复性”，“书写”也看起来再次成为通用的表达方式。人类的记忆文本通过“存储”保存于计算机内，无论自己抑或其他人都通过“重复”或“执行”来“存取”。同时，这种“存取”是不受个人控制以及不必考虑其他人是否在场，而是通过对公共职能和观众的参与在社会上受到调控，“整个共同体不是围绕着面对面的口头互动，而是围绕着可检索性而组织了起来。”(芬伯格, 2003: 161)

芬伯格认为，这种重新建立在“书写”基础上的电子表达方式的转变有着不同的社会意义，一方面，建立在书写结构基础上的对话关系，因为说话者/书写者自身无需与他/她自己的词语保持一致，同时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距离的增加，这种突然间拉开的距离促进了新主体的相应扩展。基于计算机书写“非线性”、“非物质化”特点，它清除了书写中一切个人痕迹，其存储或编辑也是一样，其间看不到原有作者修改、删除、替换、旁白、增补等的思考演变过程，并且，计算机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及其匿名性，不仅联结了不同个体，也成功地保护了他们的身份，“个体在各种角色以及各种完全没有他们的身份中轻易地滑动，每天在各种各样的大众中进进出出，完全不属于任何一个共同体”(芬伯格, 2003: 188)。

这样，一定程度上讲，它削弱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家庭和其他稳定结构的瓦解，个人生活成了网络管理的事情。新的后现代个人被描绘成温顺的、易塑的，能够从多方面把他们的表演搬上舞台，并且能够日复一日地改变场景。网络使其成员加入到各种临时的社会契约中而不断地形成共同的相互信任，这就增加了网络成员的力量”(芬伯格, 2003: 190)。

在芬伯格看来，由计算机联结所形成的交往及对话结构，是整个社会逐渐转变的过程，期间，尽管个体获得了相对的解放，但“存在就是联结”，至少是增加了联系和接触的数量，这样一切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因为“精英们确实用无限强大的手段统治着世界，但这些手段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没有人真正地已经控制着它们所引发的所有现象。有许多小通道，聪明的黑客通过它们能够进入系统并从事种各样非程序活动。未来是不清楚的，但也许还能够被网络上的人类行动所改变。”（芬伯格, 2003:166）也正基于此种认识，芬伯格提出技术的“合法性”将产于与各种类型的新的公共磋商之中，对于根本上的技术民主化转变给予了期待。“在日常的生活世界中，当大量个体遭遇由其卷入其中的技术带来的限制时，他们会随时调动起来参与抵抗。这种抵抗影响到系统未来的设计及其产品”（芬伯格, 2015:70），但正如芬伯格自己认识到的，由于书写的文献是非共时性的，所以这些文本的意义不是不证自明的，这样，就使得“代码和执行被分割开了，解释成了关注的中心”(Gossman Lionel, 1971)。

然而，这却暗示了一个不详的结论，可以说，对那些能够掌握计算机技术的人来说，无疑是好事，因为他们能够控制以精心的书写表达形式为基础、具有变化的社会和符号关系，作为交往媒介的计算机力量将增强其参与对话的力量；而对于处于同样的技术进步，却不掌握新技术的人，也许不免就被排斥于对话关系之外。因为在“解释的代码”没有普遍适用于共同体成员的地方，那些没有获得“解释代码”的人往往会受制于那些掌握了的人。在芬伯格看来，这包含不同命运的未来其实是与贯穿于现实中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相对应的，因为，这些划分可以在新技术环境中以新的方式继续再产生出它们自己。

芬伯格通过法国Teletel1的演变过程说明了技术的设计最终的形成，并不取决于普通的效率标准，而是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冲突和竞争过程。这一案例及结果给了芬伯格很大的启发，包括他后来“技术民主化”的观点及提出让公众参与技术的设计的主张等，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法国政府提出推行Teletel计划，原本是法国融入现代化的一环，法国政府通过该项目，意在：一是让法国公众感受到计算机时代的奇迹；二是打开国际相关市场。但在推进过程中，当时负责Teletel计划的法国电话公司于1981年首先4000台称为“小型电传”(Minitels)免费终端，之后10年，发放数量超过50万台。而公众收到免费终端之后，尽管他们拥有了可以从Teletel上获取大量数据资源的设备，但却很少利用，且对政府的这一计划表示普遍怀疑。直到1982年，有黑客通过系统修改把它改造为一种通讯系统，反倒即刻引起了公众的响应。之后，整个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发生了转向：人际通讯开始扮演重要位置。在此过程中，公众自身的“抗争”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非但没有按照政府所设想的计划去接受远程通讯业务的洗礼，而是人们自己发明和实现了新的技术使用功能，这是运行Teletel计划之初法国政府所没有想到的。

“在每一种情况下，技术系统都由科学-技术精英来构思和实施以回应它所喜欢的那套功能要求，但这种基于初始功能层次出发点或早或晚都会在思想上遇到来自拥有其他观念的公众的抵抗，抵抗采取的形式即是通过在它的边界上使之创新具体化，从而把技术系统合并到另一套功能要求中去……在现代社会技术基础的民主的重建中，这种具体化策略的扩展原则上是没有限度的。”（芬伯格, 2003: 280）按照芬伯格的解释，公众参与技术的设计，并不是技术性参与，而是价值、意义的参与。他认为，不只是技术精英及统治阶级，更重要的是“个体”，即普通公众也应该作为行为者之一，参与到技术的设计之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了设计代表了多方面的利益。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Andrew. Feenber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evised ed. edition (November 7, 1995)

而计算机技术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把个体整合进网络资源之中；二是提供给每个用户参与、互动的机会，融合参与者体验的空间和平台。任何技术，从本质上来讲，按照芬伯格的“工具化”理论，都应当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本质。第一层次被称作“初级工具化”，也即“去背景化”的过程，自然物先从原初背景脱离出来，作为技术客体被整合进技术系统，期间的互动、讨论或对抗多发生在与设计人造物功能的专家学者之间；第二个层次是“次级工具化”，如果说物体的重量、大小、形状等技术特性是其“第一性质”的话，那么物体的“第二性质”，如美学、伦理及文化价值等方面这时就嵌入进来，这期间争论范围拓展，将那些认为自身受到技术及其应用、后果和意义牵连与影响的团体也囊括进来。他们极力去形塑技术，促使由其技术本身造成的问题解决，这些团体所倡导的价值和解释性规范也就可以得到支持。

以上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便决定了截然不同于前代学者所着力批判的技术理性。芬伯格认为，技术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并非只有一条单向路线，它会受到有意识的社会控制，但只有更多的公众、社会群体参与其中，民主化的技术才有可能。而在此过程中，计算机技术及还在发展之中的计算化，承担了一个融合、沟通参加者体验的角色，生活世界的意义、价值借由行为者与计算机的啮合联动将反映在技术规则和标准之中。

而之所以提出以上观点，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当今社会条件变化，技术科学并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所假定的独立的社会基础，而是一种附属的变量和其他的社会力量交织在一起。在芬伯格看来，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成功地复活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等级制的合理系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却没有相应地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相反地，马尔库塞主张在技术发达的社会被如此成功地整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反抗唯有来自于社会的边缘，如少数民族、学生或第三世界等，而同时，这种边缘性反抗要依靠人们的反抗精神。

在芬伯格看来，尽管马尔库塞也提出让技术目的在机器设计和建造中发挥作用，而不是仅仅在它的使用中发挥作用，等等。但是，这些主张都太抽象和粗略，在如今技术的扩散日益加深、以至于个人和系统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这些思想很难与任何具体的实践相联系。在这种情形中，反抗必须是“内在的”，需要的是在系统的矛盾中做些什么，“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被其框住了的系统，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它的发展方向”（芬伯格, 2003:40）。

与此同时，芬伯格注意到，尽管在当时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在种族、性别和环境等问题上都受到了左派的影响，但是能够出现的总动员却寥寥无几。相反地，微政治学实践，却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正是基于以上的种种认识，芬伯格提出了不同于马尔库塞等人观点的主张。在技术社会，尽管边缘性潜在的是每一个人生存条件的一种状况，然而，芬伯格认为，“这些网络自身又经历着由它们招的人类团体所引发的变革。在技术领域中出现的内在的反抗是新价值的重要承担者，正把一种新的形式加在技术体制身上。这些变革也许能够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改变发展的方向并消除恶托邦式的危机。”(芬伯格, 2003: 46)

四、反思芬伯格传播技术观的当代价值和限度

理论的演进是一个过程。从对芬伯格对技术和传播技术的思考可以看出：他已不再局限于一味地消极地批判，而是更加深入到技术的内部领域及更深刻地认知新的传播技术属性和潜能，试图为人类的发展探索一种新的可能。他启发人们思考技术，包括传播技术，应该如何看待和使用，以及沿着什么方向来实现民主及全球社会的可持续性。当然，他自身的理论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局限和缺乏对现实的足够关照。

芬伯格既承继了前代学者对技术的批判性思考，又脱离了他们基于“人类启蒙理性”来看待技术的逻辑，开启了技术批判理论的经验和实践转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转变的范围和意义具有巨大的潜力。技术选择建立了日常生活的范围。这些选择确定一个在其中我们把特殊的替代看作目的、目标、用途和出场的‘世界’。它们还确定了在各种替代之间进行选择的主体：我们在通过技术创造世界之中的我们自己。因此，根本的技术转变是自我—相关的（self-referential）。” （芬伯格, 2003: 278）。

芬伯格的思考提供给我们技术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方向和可能。在这种发展方向上，包括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使用，不再单纯指向效率、控制，而是指向了社会向度、自然向度以及以人为本的人文向度。但问题是：其一，他忽略了技术背后的隐性控制。尽管芬伯格深刻认识到计算机技术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它拓展民主议题的广泛可能性。但现实是每个人借由计算机网络拥有了足够的“表达”的权力和平台。就已有能够使用计算机技术的人来说，使用的范围及深度仍是有限的。诸多的控制，包括商业机构等的“过滤”和“把关”、隐性的数据库等的控制，等等，使得每个人所发出“声音”受到制约。

如文森特·莫斯可所指出的，“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增长建造和继续的是全球信息资本主义的过程，通过把信息的生产、加工、储存、分散以及电子服务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手中，某些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通过这些系统进行劳动力与消费的管理，云计算不仅提供这种可能，且可以提供支持。这无疑是一个有争议的过程。但是当前这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为在近似统一私人控制下，云计算的大规模计算能力无疑将建立和维持不断增长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Vincent Mosco, 2014:175-176）。所以，计算机技术所提供的，看似“解放”和“自由”，却有可能构成一种更深层次、新形式的“监视”和“控制”。尽管没有围墙、塔楼和狱卒，但“人们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马克·波斯特, 2000: 127）。

这是需要注意的；其二，如何在策略上争取和动员更多的公众参与技术的设计，仍有不少的难度。“人类用来与外界环境发生互动、解释并改变其对外界环境的技术控制的动态认知过程，其复杂性和精致化程度是变化多样的”（秦书生 ,2003:5），所以，尽管如芬伯格所说，伴随污染、医疗滥用等的技术问题的增加，越来越来的技术用户和受害者将参与到有效抵抗技术的危害之中，普通个体的技术体验也日益受到重视。但在现实中，如何转译和更好的解释，以争取更多边缘群体参与技术设计中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同时，就目前的使用者来看，还远非普及到每一个人，仍有很多人基于贫穷、偏远等原因被排除在计算机技术的使用之外。同时，看似“平等”的技术使用，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所以说，尽管芬伯格提出了一种通往技术民主化和更民主的现代性的路径以及计算机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无限潜力，但在现实中仍然是打折扣的。

但尽管以上种种，芬伯格对于技术，包括传播技术的功能认知，仍然对我们看待技术及其当前传播技术的使用有很多启发。“技术一旦处于‘使用’中，必然会影响它们的使用者；反过来也是这样，使用者的行为——比如现存的习惯或者对人工物功能的理解——总是决定这技术最终如何发挥功能”（陈凡, 陈多闻, 2012)，不同于前代学者现代性理论视角下“控制工具”的认识，芬伯格主张传播技术作为“交往媒介”以及普通个体作为使用“主体”参与技术的设计，以此寄希望重塑我们生存的环境。

当今现实中很多传播问题依然存在，不能不说仍是基于“工具性”思维造成的。正如，关于“传播”，威廉斯所强调的，“传播(communication)不仅仅是传输(transmission)，还是接收和回应(reception and response)”（雷蒙德·威廉斯 ,2011: 236），而在现实中在传播技术的使用上，很多还在于未能充分理解“传播”含义。而当前，互联网和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及普及，更打破了大众传播技术时代封闭的交流结构，因此，要求我们基于更开放和共享的态度来使用这些传播技术。

此外，“技术是主体的技术，只有主体成为真正的主体，人类才能确立优良的技术观念，技术运用才能正当合理。技术工具，无论具有怎样的潜在属性和风险，最关键的依然是使用者的理性与能力”(杨保军,  2014:450)，可以说，新的传播技术使得每一个普通的“个体”成为了塑造和建构新闻图景的传播者，也意味着，每个“个体”也成了新传播技术的使用者。一方面，我们要保证人是技术的“主体”。要通过数字化的网络共享、分散资源的集中，网络速率和信息利用率提高等等，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自主性和参与度；另一方面，要提醒和防止人的异化。“技术只是人的一个方面，但有时似乎涵盖了整个人的存在。

这是一种危机，一个人只有意识到自己赋予这种技术怎样的价值、他的技术与他人的技术存在怎样的差别，才能克服这种危机”（雷蒙德·威廉斯, 2011: 344），比如现在人的零碎时间越来越被整合和被新媒体“侵袭”，越来越多“微博控”、“微信控”，人也变得越来越依赖新的传播技术形式等，我们需要提醒人们合理和理性的使用技术及传播技术。因为任何技术，都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参与文化，只有每一个使用者都抱着营造我们良好生活“环境”的态度，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的进步。

正如芬伯格所说，计算机技术作为交往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它就是为了日常生活的逐步共享而创造的一种环境。而技术，也越来越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丰富的技术体验，技术规则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越来越交织在一起。而在现实当中，可能仍存在着很多芬伯格所说的“形式偏见”，值得去关注。芬伯格把它们分成两种类型：“构造性偏见”和“实施性偏见”（芬伯格, 2015: 80）。前者体现在理论系统或人造物的性质和设计中的种种价值，比如老人手机“字大”和“声音大”的设计；后者是通过实际情境而实现的价值，但有可能形式公平之下仍蕴含中某种不公正。

而他本人的研究也给我们提供启发，他超越了既往的本质主义和现代性理论的研究路径，着眼于微观政治学，使实践维度和经验维度等进入技术的研究视野，并且，一再强调现代性理论是借助于“合理化”概念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独特性，侧重整体性、宏观性，而相比较而言，技术研究则强调丰富的案例，以此来揭示技术社会的复杂性、拥有创造力的行动者的多样性以及随之而来体现在设计中的价值的复杂性，因此，两者应该相结合。（芬伯格 ,2015: 142）

传统上，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性范式是我们主流传播学的研究范式。但这种研究范式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有着“主体-客体”、“真实-虚拟”、“内容（信息）-形式（技术）”的基本预设，而事实上，比如微信等新传播技术形态的发展，已经打破了以上二元模式的预设，使得这种区隔不但无法做到，也失去了意义。因此说，在如今新的传播技术越来越给人类及社会造成方方面面的影响前提下，探索新的传播技术形态特点、性质及其传播机制，以及新传播技术对人、身体及其与环境关系、主体间关系的影响等，着眼于具体和使用主体的自身体验，将可能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实际价值。

本期责编：Sheryl. G

本文系简写版，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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