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是英文单词“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直译为“知识产权”，是一个法律术语，包括音乐、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的创造与发明，以及一切倾注了作者心智的语词、短语、符号和设计等被法律赋予独享权利的“知识财产”。
IP的概念在国内电影业的蹿红始于2014年，一批改编自知名青春文学或网络小说的电影（如《致青春》《小时代》等）接连以黑马的姿态席卷票房。这批影片往往凭借几千万元的中等规模成本，在没有著名导演和顶级明星加盟的情况下，撬动5亿甚至10亿元以上的票房。看上去，一部高人气的网络小说+一两位辨识度极高的年轻偶像+适当的包装和宣传营销=一条简单易复制的圈钱捷径。在诱人的商业回报吸引下，自然有越来越多逐利的投资商跟风效仿。
与IP电影的风靡互为映照的，是它在文化和评论界的不得人心。
越来越同质化的题材和无脑化的剧情，让少数愿意为之埋单的观众也很难真诚地予以好评，大部分观众仅仅是怀着好奇的心态，去一睹曾经迷恋的元素（文本或是音乐或是一场秀）如何重新被影像化，又或只是想简单地在大银幕上一睹心仪的偶像。
回顾这一年我们的IP改编电影，纵然大部分质地堪忧，但仍有《我不是潘金莲》这类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这些转化相对成功的优质IP，有的是因为IP本身文本足够丰富，忠于原作的影像还原已足够令人激赏，有的则只是借原IP的某一高光概念，更多仍需仰赖编、导、演的再创作。
要想把热度变成一部优秀电影，从来离不开内容的支撑与依托。对于真正想要制作一部优质电影的人而言，IP的实质只能是内容，而且是精心甄别和遴选的优质内容。可以是脍炙人口的小说和戏剧，也可以是妇孺皆知的新闻和时事。重要的并非题材与载体，而是能否从中挖掘出丰沛、立体的人物和深入人心的故事，后者才是电影永远的根基与血脉。
《我不是潘金莲》是由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冯小刚与他的第四次合作，前三次分别是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手机》和《一九四二》。刘震云对《凤凰周刊》说，“一般的导演不敢改编我的小说，冯导是非凡的导演，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凤凰周刊：这是你第四次改编刘震云先生的作品，为什么看中了《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
冯小刚：我跟震云合作了三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他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我记得《纽约时报》书评栏目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一个美国的“毒舌”文学评论家，他说看了很多写中国苦难的小说，唯独喜欢这一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用幽默的方式写绝望和悲观，这让他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李雪莲的经历放在朝鲜或者美国都不会成立。只有在中国，在几千年的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期，才会出现这么一个拧巴的故事。李雪莲从小受人情社会的教育长大，听到的都是“父母官”之类的话，但“父母官”的说法不是法治社会的，而是人情社会的。所以，李雪莲告状要找当官的，他认为当官的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直到出现一位中央领导向着她，为她拍了桌子，但那也不是用法治社会的方式在干预。
凤凰周刊：前段时间你在第一届中国电影投资高峰论坛上批评太多的电影路演是劳民伤财。但现在电影的宣传费用已经和制作费用打平，宣传不到位很难有好的票房。
冯小刚：我觉得路演是一种很陈旧的方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在朋友圈上发个东西马上都能传遍网络，还以一座城市、一家电影院的方式跑，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如果带着两个明星宣传，他们的化妆、助理团队加起来就有十来人，再加上导演和宣传部门，浩浩荡荡去到那里，跑到电影院，有时候厅里才坐50个人，我觉得得不偿失。
如果把这一趟的飞机票、住宿、接待费用，去做一些电视台里的节目宣传，或者在网上宣传，可能达到的传播效果，要远大于跑一座城市电影院。还有，我们在宣传过程中很疲劳，做一些无用功，比如我们面对媒体，把创作人的想法谈了，以今天互联网的效率，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能马上知道。到一座城市，开一场发布会，来一批记者，我们说同样的话，我们不可能说出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所以它是一个浪费，对大家时间的浪费，也是对我们自己时间的浪费。宣传进入到互联网时代，应该找到应对这个时代的行之有效的方式。
“在北京没有生活，见到的每个人都是和我谈电影。”2016年11月12日，尔冬升担任监制的《清水里的刀子》，在夏威夷国际电影节斩获“亚洲电影促进奖”和“评委会最佳摄影特别奖”——这是该片获得第21届釜山电影节最高奖新浪潮奖之后，再次被国际电影节肯定。12月2日，他执导的新电影《三少爷的剑》在大陆公映。《清水里的刀子》由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三少爷的剑》是根据古龙同名小说改编。
凤凰周刊：你的电影类型涉猎比较广，商业、艺术、纪实，你更愿意拍什么类型的电影？
尔冬升：我比较像艾伦·帕克（《贝隆夫人》《午夜快车》导演），什么戏都拍，但大方向是拍写实片。其实不论拍什么类型的电影，重点都是在表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几千年来，人类的科技和思想有很大的变化，但人性没有太大变化，这是电影永恒的主题。
现在导演都要区分商业片和艺术片，但在我这里，只有大众和小众的区别。小众电影的比例在提高，因为三、四线城市的银幕增加了，之前小众电影消费群体是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喜欢高端美剧，如《纸牌屋》，现在小镇青年越来越富裕，受教育程度和观赏能力也提升得很快。
欧洲的电影美学和艺术水平比我们高，我们有断层，而且不够包容。其实没必要抵制郭敬明，你不能期待十几岁的小孩看懂《太平轮》。可以学韩国和台湾地区引入分级制，这样电影的类型就多元了，电影院就该像个大型书局，什么戏都有。我作为一个监制或观众，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就是最幸福的。
凤凰周刊：当下中国的电影工业，始终在“要艺术还是要商业”的争论里，你有过悲观情绪吗？
尔冬升：我对整个电影行业不悲观，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华人世界很多行业都那么短视，恶性竞争至死。在香港电影史上，每个阶段都会有一批人很热情地把电影做起来，但也有一批人为了抢钱把它做坏，恶性循环到一定程度，就会失去市场，港片和台湾片就是这样没落的。现在，大陆这么庞大的电影工业确实有点难搞，商人很少有长远的目标。
2016年，范伟54岁，与金马奖同龄，第一次获得提名便将大奖收入囊中。获奖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根据老舍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此前并未见有任何宣传，却在短短一个月内，连续斩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男主角奖。投资成本不过800余万元，却已经赢得国内外专业评委的一致好评，可谓小成本、大丰收。
凤凰周刊：你曾说，在这个年纪遇到丁务源（影片《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范伟所饰演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是一件很让人高兴的事，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范伟：老舍的原著与电影风格不太一样，老舍的语言比较讽刺，人物很鲜明，而电影处理得很淡。我们没有把丁务源演成脸谱化的善人或者恶人，这个人表面一团和气、笑容可掬，做事严谨，一丝不苟，但是看完电影会觉得他非常可怕。究竟是农场环境造就了丁务源这样的人，还是丁务源这样的人造就了农场的环境？惹人遐想。
这是一部很容易被忽视的电影，却得到评委的认可，让我感到特别欣慰，也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当初在选择剧本的时候，正好有一部商业片跟它撞车，从票房和个人收入而言，肯定都要比这部电影更理想，但我就是舍不得放下丁务源这个角色。
凤凰周刊：《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此前的《看车人的七月》《芳香之旅》《耳朵大有福》等都是文艺片，这类影片少有人关注，但屡获国际大奖，而你被广泛关注的商业电影几乎没有拿过奖项，你如何看待这个吊诡的现象？
范伟：商业片也不是演得不好，只是对于我这个年龄的演员，主演商业片的可能性不大，至少之前没太多机会。我在商业片里多是演配角，比较被动，没有太多发挥空间来把人物演得更完整、更有逻辑，只能遵从剧本照本宣科地演出来。演员有演员的规则，配角就是要配合，不能抢戏。
而在文艺片中，我基本都是主演，能有更多参与创作的机会，对于人物的完成度会更好，因此，就出现文艺片获奖而商业片没有奖的情况。商业片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决定影片最终成绩的不仅仅是艺术，还有很多其他因素，而艺术片只关乎艺术，没有太大的成本压力，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电影中来。
本文综合整理自《IP电影：光环不再，寒潮来袭》（文/时间之葬）、《冯小刚：电影该方，还是该圆》（记者/徐伟）、《专访香港导演尔冬升：电影最大的能耐不过是提出问题》（记者/刘荣）、《“影帝”范伟：娱乐圈里的圈外人》（记者/徐伟）
新媒体编辑/丰泽
《渔人的葬礼：十五年前的灾难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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