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西班牙的形成，引领了欧洲王权复兴、称霸世界｜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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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拉是一个关键时代所有最重要的政治趋势的集中表现。

欧洲各地的统治者，在一群受过高等教育、能干的助手的支持下都想让自己拥有更大的权力。 随着王室法庭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解释法律，统治者介入了过去几乎从未接触过的领域。

这些人想要发动战争，就像过去在中世纪所做的那样，但他们现在打仗可用的资源更丰富。军队规模更大，也更专业了，可以配备昂贵的大炮，并在公开市场出高价雇到能征善战的雇佣兵为其效力。

打仗花的钱越多，国家就越需要在筹钱的办法上创新。于是为支持某处的围城或主要战役，这帮受过高等教育和能干的官员为国家财政找到的新赋税来源和信贷安排就日趋复杂。

这就是“兴国大业”的古老故事，发展到极致便成为一段被人称道的佳话：君主有远见，他们身边的文官将庞大低效的封建政府架构改革为高效的、具备现代化雏形的官僚机器。

是 这些新兴国家开启了近代早期专制君主制以及今日民族国家的先河。

缓慢而稳健的前进步伐始于斯，从有远见的统治者开始，循序渐进，到现代化的萌芽。这听起来像一段理性的、线性的和有意为之的过程，其实事实远非如此。

这段时期的统治者一开始并未想要建立现代化政府的雏形；他们心里所想的目标完全不同，没有那么长远。

到15世纪晚期有些事——很多事——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像伊莎贝拉这样的统治者无意按照某一种蓝图最终实现现代国家，但不容置疑的是这段时间里王权的确扩张了。

统治者刻意寻找办法增加资源、加强控制力，而他们基本上也做到了。这与他们本身的聪明才智和当时一系列有利条件有关。

那么，此时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扩大呢？15世纪末的西欧诸王朝并非18世纪的行政化的财政——军事国家，也不是19世纪及其后的官僚民族国家，而是统治王朝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积累，恰好拥有某些领土。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群统治者对某些特定领土拥有一系列权利的主张。

法国国王并不拥有其王国，只是他对该王国的统治权有主张。其他人则有更大或更小的、为许多人或极少数的人所承认的主张。

除此之外，主张税收权、司法权、垄断盐税或关税权利的程度，或因领土而异。比如说，法国国王声称他对勃艮第公国有统治权，但这与他在阿基坦公国或阿图瓦省的权利无关。

这些主张由统治者个人取得，也体现在他身上，他可以视情况收回或赠予他人。

通常被称为“等级代表”（estate）的地方贵族和代议机构可以对统治者的这些主张提出异议或表示抗拒，想尽办法为自己争取一些特权和例外。

一个强而有力的统治者能将自己的主张价值最大化，弱势统治者甚至连收取最基本的赋税和施加最基本的权威都得经过一番斗争。

13—14世纪欧洲成熟的政治版图是一张权利主张纵横交错、细密编织的三维挂毯。

因为贵族、修道院、主教辖区、特许城镇和国王都为自己争权，这套系统总是纷争冲突不断。他们的主张范围重叠，彼此冲撞，形成对抗。

一个高价值的庄园的税收究竟是归某一贵族家族还是国王所有？谁有权收取盐税，是地方领主还是主教？法院归领主还是归王室管辖？这便是中世纪政界斗争的主题。

按照历史学家约翰·沃茨的说法，在这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晚期政治争端中的大赢家是“王权政体”，他的选词精确但又有些勉强。

王权政体的典型是王国，但又不一定是王国，它的统治者通常是国王，但又不一定是国王。政府的机构是以一个能成功行使司法权、税收权和基本上有武力使用专属权的人为中心设立的。

王权政体——如英格兰、法兰西、卡斯蒂利亚、阿拉贡等——并非欧洲政界唯一的参与者，它们也并不一定会成为政治组织的默认形式。

它们的竞争对手不外乎两大类。在好几个地区，城邦的势力很大，领土面积也不小。 威尼斯就是一例，它有自己的海外帝国，反之，莱茵兰的斯特拉斯堡只对其周边地区有控制权。

即使是威尼斯这样

掌握了大量海外领地的城邦

扩大速度也远不如王国

其实，由具备商业实力的商人精英管辖的城邦，最有可能使用最先进的治理和税收办法，要比得看乡绅脸色行事的王国的可能性大得多。

威尼斯虽然核心领地不大，人口也不能与法国甚至阿拉贡的相提并论，可是对付起奥斯曼帝国及其他大国时却威力不凡。

有的地区的城镇同盟势力较大。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控制了波罗的海利润丰厚的贸易，像吕贝克、汉堡、格但斯克和里加等城市中心都是它的加盟城市。

以伯尔尼、苏黎世和施维茨为中心的瑞士邦联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它挫败了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的野心，扩张了领地并摧毁了一些当时最先进的军队。

事实上，所有中世纪晚期的政府形式，不只是王国，都经历了共同的演变，具有共同特性。它们的金融交易都更密集、更复杂，其军政人员的数目增加，能力都有所增强。

这段时间里，还看不出城邦和城市同盟有朝一日会被作为其竞争对手的王室所取代的迹象。

最终王权政体还是胜出了，而这段时间正好是根本转折点。驱动整个过程的是内部的合并与外部的合并。

对内，统治者在其领土边界内，以牺牲其他主张权利者为代价巩固王权。 统治者的权力扩大了，资源也多了，尽管他们对权力和资源的使用不如城邦那么有效率。

对外，王国统治者之间相互合并。大国将小国吃掉，偶尔也用流血征服的方式，但更多的是通过联姻。

王权政体都由王室成员统治。它们基本上是王朝国家：国家的整体就是统治者对权利主张的总和，而统治者又将这些主张代代相传。

获得更多权利主张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联姻。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但 到15世纪末，过程大大加快了，越来越多的领土逐渐落入越来越少的人手中。

这些王朝国家不只是内部在合并，而且过程也变得更加高效、更加复杂；它们也的确变大了，而且变化速度非常快，因为统治者将其子女的婚姻都做了战略安排，增加了对领土统治的新主张。

城邦和城镇同盟合并与扩张的规模速度很难与其比拟。

这段时间对王朝合并最为积极的直接参与人就是伊莎贝拉。

希龙欲娶她为妻未果后，恩里克四世仍心有不甘，还打算再试。不过伊莎贝拉心意已决，决定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

婚姻是她最大的问题，但也可能是她所面临难题的解决之道，这就是她1468年的处境。

难题出现在三年前离马德里不远的阿维拉城，此地防御工事森严、高耸的城墙沿着四周的山脉蜿蜒穿行，城垛密布其间。

就是在这里，有几位卡斯蒂利亚的贵族和僧侣头面人物发声了，严厉抨击恩里克四世，说他施政不当。

他们说国王太喜欢穆斯林了。他们还说国王个性软弱，像个阴柔的同性恋，缺乏统治能力；甚至说他不是他三岁女儿胡安娜的父亲，所以此女不能成为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继承人。

这些贵族造反派支持伊莎贝拉的弟弟阿方索，不同于小胡安娜的是，这位精力充沛、有仇必报的男孩血统纯正。

这些策划阴谋的人还将恩里克四世的木头人像扔到地上，宣布阿方索为王，给这次人称“阿维拉闹剧”事件更增添了戏剧色彩。

但随着三年后阿方索的去世，伊莎贝拉就变成了事实上可供选择的权力中心，而这是她原先看来不可能扮演的角色。

恩里克四世在她孩提时代就把她和她的母亲赶到阿雷瓦洛（Arévalo）去住，而且还拒绝给她身为先王的女儿应有的收入。

伊莎贝拉喜欢说起她那段艰辛的童年，并声称就是这段经历练就了她的政治领导力。

阿雷瓦洛虽然略为偏远，但也不能说住在那里就等于遭到政治流放，不过伊莎贝拉的说辞确实可以透露出她大概的自我形象认知，我们从中能看出她知道如何让民众接纳一个领导人。

17岁的她已深谙政治游戏规则。此外，她到底是前任国王的合法女儿，如果年幼的胡安娜公主血统有问题——这事已经有人明确质疑并加以政治炒作了——那么，伊莎贝拉就应该是恩里克的法定继承人。

她就是这么想的：阿方索死后几星期，她在一封信里就自称是“蒙上帝恩典的卡斯蒂利亚及莱昂王国的公主兼合法继承人”。

这段话既说明了自己的出身，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同时也清楚反映了伊莎贝拉的行事风格：直接、自信，并深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为了维护并利用她的这一新的显贵身份，她需要盟友。结婚，上策是赶快结婚。

追求伊莎贝拉者不乏其人。作为恩里克亡故后统治卡斯蒂利亚的最佳人选、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她可是所有热衷权势的贵族或王室的觊觎对象，因为她的丈夫或许可以分享甚至主导一个西欧大国的统治权。

由于条件优渥，欧洲大陆这一隅的每一座城堡、每一个领地和每一处宫殿，都涌现出不少有意与她一结良缘的人选。卡斯蒂利亚权贵中也有人跃跃欲试，但伊莎贝拉都没看上。

伊莎贝拉在婚恋市场上非常紧俏

恩里克四世和伊莎贝拉周围的某些臣子支持葡萄牙国王阿方索，可惜公主不感兴趣。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四世的弟弟、17岁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呼声很高：他日后成为理查三世，谋害了自己的侄子，并成为莎士比亚笔下的恶人，而在那之前他就已证明自己艺高胆大，能征善战。

但当时英格兰政局不稳，正在进行玫瑰战争，令他失色不少，再说，英格兰也太远了。理查最终篡夺王位，却死于疆场，声名狼藉，并没有走上通往西班牙王位的阶梯。

另外一个选择是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一的弟弟，王国当时的继承人，吉耶讷和贝里的公爵查理。

与格洛斯特的理查不同，查理这个人乏善可陈。他此前的主要成就只是在一场血腥内战“公益同盟战争”（La guerre du Bien public，后面会对这场战争做进一步解说）中在他哥哥的敌人那里充当人质。

虽然他拥有大片土地，可以作为独立的权力基地，但查理不具备对它们善加利用并且让伊莎贝拉看得上的能力。虽然他的血统和亲属都不可谓不尊贵，但这位法国公爵也没戏。

伊莎贝拉已经做出了选择。她心仪的对象是西西里国王兼阿拉贡王座的继承人，年方十七的斐迪南。

阿拉贡与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一样，都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大王国，它是地中海沿岸不可小觑的力量。其中心城市是萨拉戈萨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则是王国内一个强大的半独立势力。

阿拉贡的国王长期掌握着在撒丁岛、西西里岛的海外权益，偶尔还在那不勒斯王国等地有海外利益。一旦与斐迪南成婚，伊莎贝拉就能将西班牙两个最大、最重要的王朝合而为一，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几个更遥远的领地的权利主张。

这就是王朝合并的精髓。 卡斯蒂利亚本身就是两个更老的王国卡斯蒂利亚与莱昂合并的结果。斐迪南是阿拉贡王室的继承人，而阿拉贡也是好几块领土合并而成的， 除了阿拉贡本身，还有巴塞罗那伯爵领地、巴伦西亚城及其在地中海的延伸部分。

每一处领土都有自己的历史，通常也有自己的制度、风俗、代议机构和法律，只有对其主张权利的统治者才能把它们联合起来。

不仅如此， 它们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继承法，对统治者在内部有权做什么也有全然不同的规定。

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在这方面的情况并非独一无二， 这个时候欧洲每一个大王国都是一个综合体，只是大（神圣罗马帝国）小（英格兰）不同。

这是区域内每位统治者经常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不断出现紧张、内部冲突乃至内战的根源。

伊莎贝拉当然晓得与斐迪南联姻成功意味什么：西班牙两个最大的王国将结成一个联合体。 这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联合体。

斐迪南的父亲——阿拉贡老谋深算的国王胡安二世——铁了心要让自己的儿子陪伴在伊莎贝拉身旁，一起统治整个伊比利亚半岛。

而恩里克四世也同样铁了心不想让它成为现实。他极力支持与葡萄牙联姻，甚至教唆一群葡萄牙使者在伊莎贝拉试图与这个阿拉贡人成婚时，用武力约束她。

一旦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事成了，恩里克四世的统治必将结束，他的女儿胡安娜也就继承无望了。

恩里克四世不幸的地方在于，伊莎贝拉了解民情。这位公主在给她哥哥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了公平和正义的自由，被剥夺了在婚姻谈判中根据上帝的恩典必须行使自由意志的原则，我私下征求了大公、高级教士、骑士、你的子民们的意见。”

如果卡斯蒂利亚权贵们——他们都没少拿阿拉贡国王的慷慨馈赠——的态度还不够明确，且听听路边嬉戏的儿童口中呼喊的“阿拉贡大旗”，就连他们都认为应该选择与阿拉贡而不是葡萄牙联姻。

18岁的伊莎贝拉就这样耐心机智地将恩里克四世逼到了棋盘的一角。

不过，她的处境依然危险。眼看自己的新娘被潜在的敌人重重围困，斐迪南也不再继续等待了。他与几位伙伴乔装打扮成商人，在危机四伏的地区行走了数百英里抵达巴利亚多利德。

恩里克四世的手下四处寻找他的下落，斐迪南随时有被俘虏或暗杀的危险。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是为了阿拉贡与卡斯蒂利亚的联合，那么斐迪南也甘冒风险。

他借夜色的掩护骑行至巴利亚多利德与伊莎贝拉见面，两人立即坠入爱河。

斐迪南抵达巴利亚多利德初次与未来新娘见面时，出现在伊莎贝拉面前的，是位17岁的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的小伙儿，他一头棕发，还有一张经常带笑的圆脸。

那张充满领袖魅力与吸引力的面庞，容易令男人与他结谊，让女人为他着迷，日后伊莎贝拉为此自然也没少生气。

斐迪南确实很帅

从孩提时代起，斐迪南就开始接受对未来领导人的培养，被刻意灌输当时政界精英最重视的骑士精神和王者风范。

他热衷并擅长马背上的长矛比武，十几岁即混迹疆场：他第一次上战场时只有12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了政坛上特别无情甚至无原则的圆熟政客，同样精明的伊莎贝拉与他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就在他们见面的前一年，斐迪南主持了自己母亲的葬礼，在巴伦西亚市政当局面前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城市内部的派系斗争竟因此画上了句号。

即便在青年时代，斐迪南也特别擅长营造戏剧性的时刻，这使他深得新娘子的喜爱。

虽然王子单骑穿越西班牙乡下表达他娶伊莎贝拉的决心，绝非单纯的浪漫之举，但这确实是两人一辈子长相厮守的基础。

中世纪晚期的统治艺术不只讲究冷酷无情的现实政治和但求目的不择手段的兴国大业。国王和未来的国王都是贵族社会团体的成员，他们有自己明确的行为规则和规范。

这一套复杂的行为规范除了要求对妇女献殷勤外，还要求他们博采众议、慷慨大度，个人胆识更是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具备理想中骑士精神的国王必不可少的素质。

不畏艰险前往巴利亚多利德去见自己的新娘是睿智的公关之举，也恰恰说明斐迪南具备未来干练领导人的要件。

对伊莎贝拉而言，选择夫婿的过程真可谓陷阱重重，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横祸，或被监禁，或为恩里克四世所害，或选错了人，或误了时机。

可是她终究走过了钢索，不但找到了理想夫婿，而且时间也把握得非常好。

1469年10月12日，她给当国王的哥哥去信说：“通过我写的信和派去的使者，我谨通知国王陛下，关于我的婚姻一事，我意已定。”她并未奏请国王批准。伊莎贝拉已经决定了，两天后她便会与斐迪南完婚。

伊莎贝拉与斐迪南的结合——广而言之就是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的统一——是结构性力量与机缘巧合爆炸性混合的最佳例证。

不管已经发生了多少次合并，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情侣的婚姻是15世纪60年代末卡斯蒂利亚的特殊政治环境以及内战时期结盟需求的结果，更是伊莎贝拉和斐迪南两人的个人品质的结果。

这两位主角，特别是伊莎贝拉，面对选择时眼光明快锐利，把自己的政治角色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的才智与当时的结构性趋势完美配合，进而促使趋势向前发展，推动了国家的崛起，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