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观点总结
本文主要描述了营造学社成员在1937年夏天在山西五台县发现佛光寺的故事，以及他们对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文章提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在考察过程中的经历，包括他们发现妇女塑像、测绘东大殿、发现佛殿主宁公遇的事迹等。同时，也描绘了他们在战争背景下对古建筑的坚守和保护，以及他们对古建筑研究的意义。
关键观点总结
关键观点1: 发现佛光寺
1937年，营造学社成员在山西五台县发现了佛光寺，这是他们考察古建筑的重要发现之一。佛光寺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是当时的古建筑之一。
关键观点2: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考察经历
梁思成和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在考察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如恶劣的环境、战争的影响等。但他们仍然坚持测绘、记录和保护古建筑，展现了对古建筑的热爱和信仰。
关键观点3: 古建筑的发现与保护
营造学社成员在考察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建筑，如灵岩寺、应县木塔等。他们通过实地测绘、记录和研究，为这些古建筑的保存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观点4: 战争对古建筑的影响
战争对古建筑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影响。营造学社成员在考察过程中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但他们仍然坚持保护和研究古建筑，展现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遗产的珍视。
关键观点5: 古建筑研究的意义
古建筑研究不仅是对历史的探究，更是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传承。通过古建筑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历史的文化、艺术和科技水平，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文化传统。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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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四下寂静。在山西五台县郊外，一群人来到了一座寺庙前。
寺中只有一位僧人和一位陪侍的哑童，似乎很久没有过外人驻足。
可当他们推开这座庙宇的殿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正面的佛坛上，一共坐落有 30 余身塑像。中央的三尊主佛，每尊足有 6 米高。
一个室内空间，30 余身唐塑，像这样的体量，是前所未有的。
奇怪的是，在这一群僧佛塑像之中，唯有一尊妇女坐像，穿着世俗服装。
僧人说，她是邪恶的“武后”。
这引发了到访者们的好奇。
▲ 妇女坐像
图源《山西日报》（2021年11月19日第11版）
那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就是这次发现，打破了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已无唐构建筑的断言。
而在这群到访的人中，便有我们所熟悉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
▲ 1931 年 林徽因与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后于北平合影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1103 年，北宋官方颁布了这部建筑规范书，由当时的将作监（也就是掌管宫室建筑官员）李诫编撰。
《营造法式》作为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关于建筑规制的专业书籍，原刊行本却均已失传。
终于，在800 多年后的 1919 年，朱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营造法式》的清代丁丙八千楼抄本。
他返京后，请出了当时著名藏书家陶湘进行校对，于 1925 年出版了《营造法式》陶本。
由此，这本尘封数百年的著作得以重见天日，并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学界的重视。
▲ 朱启钤先生（1872-1964）
说到朱启钤，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就是中国营造学社社长。
在《营造法式》陶本出版的同一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倡议成立“营造学会”，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
五年后，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
——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
学社创办的《营造学社汇刊》，也成为了代表当时中国古建筑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
第二年，也就是 1931 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学者纷纷加入了营造学社。
从 1932 年开始，到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在六年时间里，学社成员们一共跑了百余个县城，调查了近 2000 处古建筑。
1934 年，梁思成、林徽因等营造学社成员第二次来到山西，并在这里考察了灵岩寺。
灵岩寺，在城东北二十五里小相西，隋唐历代修饬，宏丽壮观，后建石塔，方伯孔天胤为《寺增修记略》。
在当时考察留下的影像中，有一张照片流传很广。
她伸手搭在佛像上，仰头注视，笑容莞尔。铁佛垂首，宁静慈祥。
更有铁佛三尊，趺坐慈静如前，东首一尊且低头前伛，现悯恻垂注之情。此时远山晚晴，天空如宇，两址反不殿而殿，严肃丽都，不借梁栋丹青，朝拜者亦更沉默虔敬，不由自主了。
——林徽因 梁思成《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虽然这张照片是黑白的，但我们仿佛能透过这段文字看到——
90 年前的那天，傍晚时分，天气晴朗，夕阳的余晖落在林徽因和铁佛身上。
在她们对视的那一刻，似乎也在对彼此倾诉着什么，于是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细细聆听。
当时营造学社一行人来到灵岩寺时，寺庙昔日的盛景已然不再。
及到寺前，残破中虽仅存在山门券洞，但寺址之大，一望而知。进门只见瓦砾土丘，满目荒凉。
他们听村里的老人说，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替换村长时，新旧两位村长怂恿村民斗殴，拆毁寺庙，于是短短几天内，曾经堪称古汾州“梵宇琳宫”的灵岩寺，便化为一片瓦砾之地。
如今，我们如果再去灵岩寺，甚至连那三尊佛像都已经看不到了。
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铁佛被融为铁水，制成了手榴弹。
可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当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时，这样的抉择却是千般万般的不得已。
▲ 1934年 梁思成、林徽因在山西野外考察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这一次，他们迎来了学社的最高光时刻——佛光寺的发现。
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被学社发现之前，它已经静静伫立了上千年。
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坐着骡车一路辗转，直到日暮时才终于到了佛光寺。
▲ 梁思成一行前往山西五台山寻找佛光寺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梁思成用了八个字描述他初见佛光寺的心情：“瞻仰大殿，咨嗟惊喜。”
而“惊喜”过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严肃的测绘过程。这种“严肃”，不仅是因为他们对待工作认真，我想也跟恶劣的环境有很大关系——
爬到屋檐底下，能看到难以计数的臭虫，还会爬到背包和身上……
▲ 1937年 梁思成在佛光寺大殿中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他们工作了整整三天，终于将东大殿的测绘工作完成，但对于大殿的建造年份还是没有明确的发现。
她仰着头，努力从不同角度辨别文字。终于，“女弟子宁公遇”，这几个字在眼前变得清晰起来。
那颗经幢上带着纪年“唐大中十一年”，以及宁公遇的称谓——“佛殿主”，也就是出资重建佛光寺的施主。
她怕自己由于想象力太活跃而误读了些难辨认的字，但她记起在外面平台上的石经幢上面好像见过有类似官衔的一些名字。她离开大殿，希望从石柱的刻字上去核实自己的解读。
这一发现让大家特别兴奋，林徽因便提议，在大殿前吃晚饭。
于是，他们就在地面上铺上席子、毯子，摆上带来的全部罐头，像野餐一样兴致满满。
可谁也想不到，那天是 1937 年 7 月 5 日。就在两天后，七七事变爆发。
▲ 1937 年 林徽因测量佛光寺殿外经幢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当结束佛光寺的工作抵达代县后，他们才得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便匆匆赶回北平。
他们后来没有再回到过佛光寺，对于这一名剎能否得以保全的问题，有担忧，但更多的，是无奈。
而这场比赛的结果，即便注定会输，也还是有人拼尽全力。
我们罕有机会心满意足地找到一件真正的珍品，宁静美丽，未经自然和人类的损伤。一炷香上飞溅的火星，也可能会把整座寺宇化为灰烬。
因为资金问题，营造学社仅仅存在了十六年，甚至其中一半的时间充满战乱与流离。
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足迹却遍及全国 15 个省，190 余个县市。
如果说有什么支撑着他们做这件事，我想那只有，“信仰”。
正是故事的最开始，那本《营造法式》，也是梁思成口中无法看懂的“天书”。
虽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可以说，理解《营造法式》，并将其应用于现实建设，这件事是贯穿营造学社的主线。
光是研读文本是不够的，还要去找实例。而实例在哪里呢？只能去寻找。
于是我们看到，在考察测绘时，营造学社的成员们“惟恐不周”。
▲ 1934年 梁思成在山西太谷资福寺大殿檐下
图源《梁思成林徽因影像与手稿珍集》
林徽因曾提到，梁思成对应县木塔的关心甚至超过自己的日常生活——
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
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间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
而此时的梁思成，甚至还没有亲眼见过应县木塔的样子。
是远远地看着木塔在夕阳返照中闪烁，一直到它变成剪影。
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
——梁思成 摘自林徽因《闲谈关于古代建筑的一点消息》
在他们眼中，这些古建似乎是神交已久的朋友，就算未曾蒙面，也要以最高的敬意、最周到的礼节去对待。
抗战爆发后，营造学社成员在梁思成、林徽因的带领下辗转各地，最后迁到四川李庄。
在李庄的这六年里，他们开始将之前实地考察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文字整理。
也是在这一期间，先是梁思成患脊椎软骨硬化症，后又是林徽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
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没有放下过手头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