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见你梦见了我
张庆国
一
现在是秋天，接连下几场雨，记忆就活跃了。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夏天会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吃菌子，二是斗蟋蟀。现在吃菌子仍是昆明人夏天的幸福生活，蟋蟀却不见了。虫鸣泛射出金属之光，在时间的草叶中忽亮忽灭，常惊得我夜半坐起，孤立无助。早年放暑假时，很多昆明男孩就飞奔出门，冲向光华街的胜利堂台阶上，聚众斗蟋蟀。现在蟋蟀失踪了，城郊的农田扫荡一空，昆明城扩大到直线距离二十公里以外，高楼无边无际，红绿灯永远明暗闪烁，水泥钢铁和玻璃虎视眈眈。早年的昆明城方圆只有三五公里，走半小时就出城，
稻田和菜地扑面而来，大树浓荫深沉，纵横交错的水沟蜿蜒而去，消失在田野的尽头。
夏天的蟋蟀在郊外的农田里呼唤，城里的男孩急不可耐，编些个谎话逃出家，走半小时出交三桥后迅速钻进农田。为什么男孩出城多往东边走，少有人出小西门向西郊走？答案是昆明的工业文明生长于西郊，那里工厂多，农田被钢筋水泥切割得零碎，烟尘大，空气流动慢，鸟飞得不高，风刮得不响，缺少东郊农村无拘无束的开阔。
昆明少年斗蟋蟀，地点选在光华街的胜利堂，他们黑压压一片，高高蹶起小屁股，面朝下趴在街边，围着一个个铁皮或泥巴小罐，高声呐喊助战。胜利堂台阶对面的甬道街上，一个名叫聂守信的少年在那里呱呱坠地，奔跑着长大。
少年聂守信（后改名聂耳）应该玩过蟋蟀，但他不会在昆明胜利堂的台阶上玩，胜利堂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建，落成时间是1946年。之前二十余年，聂守信便坐火车沿滇越铁路南下，从越南转至香港，再由香港乘船前往上海，在云南人开的公司打工。
聂守信是一个音乐天才。他的父亲来自云南玉溪，当时的云南尚无现代公路，聂家离开玉溪前往昆明，百余公里路程，要翻山越岭走好几天。有位部队老作家告诉我，1950 年，他的部队从豫东平原来到群山之中的昆明城，徒步行走了一年，不久，他被派往西双版纳，全程不足一千公里，跋山涉水走了四十五天，出昆明城三公里就没有路了，只能徒步翻越无数高山。
昆明汇聚了云南各地及外国的文化，建筑也各行其是， 民居有滇南干栏式建筑、滇中一颗印小院、法式姜黄建筑、中法合璧式院子等，饮食有玉溪鳝鱼米线、蒙自过桥米线、贵阳脆哨肠旺米线、建水汽锅鸡和腾冲饵丝。也有聂守信父亲从玉溪带来的草药，他的父亲在昆明甬道街租房行医，养家糊口。
从聂守信家的小院走上几步，能来到位于昆明老城中轴线的正义路，按现代城市的标准看，全长不足两公里的正义路太短。1937年改造而成的这条路，由四条老街组成，由南向北，依次为南正街、三牌坊、四牌坊和马市口。“正义路” 之名源于1915年云南打响的护国战争第一枪，那是正义的枪声，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良知的呼喊。
高山蓄积了巨大能量，在1915年的护国战争中，云南一路领先，从群山之上俯冲而下，汇合各路英豪，终结了袁世凯可耻的复辟。那年聂守信才三岁多，躺在昆明甬道街小院的床上，倾听世界的响动。从昆明城传出的正义呼喊，萦绕在聂家小楼的房梁间。天才音乐家聂守信后来写出大量歌颂正义的歌曲，想必与此有关。他二十岁远行上海，改名聂耳，结交了一批中国顶尖文人并合作写歌，与田汉合作创作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中国的国歌，并非偶然。《义勇军进行曲》是铿锵激昂的正义呼喊，也是节奏鲜明的艺术佳作，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和信念。
二
聂耳的老家玉溪是云南的音乐之乡，滇戏和花灯风行， 花灯是中国汉族的乡村剧种。老百姓栽种收割唱花灯，红白喜事唱花灯，农闲休息唱花灯，农忙丰收唱花灯，春节连唱一个月，村村唱遍，户户祝福，女生扭腰，男人跺脚，打情骂俏， 开心逗乐。多年前我为写小说，曾在玉溪调查本地花灯小史， 获知春节期间村民走村串寨唱花灯，十分狂热，逛遍各村，一个月不归家。有小男孩跟着疯跑，学会唱小曲，也得到了好吃的东西，玩一个月回家，长胖个几斤，家人并不惊奇。
玉溪城周边各村县走出过众多文人雅士，通海县就是这样一个名噪一方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一个班近五十人，从灰暗的昆明汽车站出发，坐着早年的破旧长途汽车，拐几个弯出城，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前往离昆明城一百多公里的通海县。光线散乱，山壁缓缓后移，山上的树林沉默不言，窗外陌生的田野在不断被山坡遮挡后，最终宽大呈现。通海县城汽车站很小，长途客车停在公路边，车门打开， 大群村民围上，推销刀具。小小的跳刀，镶了红、绿、黄不同颜色的塑料刀壳，农村妇女“啪”地一摁，掌中跳出锋利的刀刃，令人心惊。我曾深感疑惑，为何这个县的百姓最爱卖刀具？还把小刀做得如此精巧？
两个月的教书实习生活开始，通海县的秀山我爬过很多次。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热情滚烫燃烧，爬山消耗是个好办法。在每天的爬山行走中，我脑袋里有迷惑，并不高大的一座小山，为何名震云南？山上有庙， 有对联，对联写得意趣横生。通海秀山的对联广受称赞，通海有“中国楹联文化县”和“中华诗词之乡”的称号。
通海县是云南文明史的繁盛之地，明代之后的三百余年中，全县有230余人中举、44人为进士、4位文人进入翰林院，名冠滇中。此地另有一绝，是医学深厚。早年的通海眼药可做“货币”在云南流通，马帮歇脚深山山村，掏出一小瓶通海眼药，就可以换来村民家的饱餐，大快朵颐。云南白药创始人曲焕章，1917年就在通海县挂牌行医，治病救人，也售卖他研创的白药。云南白药最初用土纸包装，其奇异药效传开后，改用瓷瓶包装，向全国销售。滇军北伐时，某军长腿骨重伤，昆明的法国医院和陆军医院对病人一筹莫展，认为截肢才能保命。伤者被送到曲焕章处，药到病除，治愈后行走如故。白药之神奇，惊动云南都督唐继尧，曲焕章获赠“药冠南滇” 的匾。抗战时，出征的滇军将士均带有白药，白药救治了众多
勇猛战士，曲焕章成为“妙手神医”，云南白药盛名远扬。
三
云南玉溪所辖的澄江，也是一个奇异之地，早年的澄江是县，现在是县级市。这片土地与我有血肉联系，很多年前， 我母亲还是一个少女，她的一个好友，就是澄江乡间小道上边走边唱的女孩，后来这女孩成为女人，再成了我的姨妈，一年半载从澄江来到昆明，找我母亲拉家常，带来些当地的抗浪鱼咸鱼干。那短小的咸鱼干可在炭火里烤熟下饭吃，也可做零食解馋。几十年过去，曾在抚仙湖里泛滥成灾的土鱼，原来街边小摊上五分钱十条的抗浪鱼，现在难觅踪迹，卖到了千余元一公斤。
通海县的知名，在于它交通畅达；澄江市后来闻名四方，在于它长久的封闭。这就是世界的奇异与神奇，有人勇猛善战受人敬仰，有人清瘦沉思不战而胜。历史上的澄江小县城偏居一隅，长期少与外界交往，自得其乐，一湖清澈得令人迷幻的湖水，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着大地创世之初的明净，这种局面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余年，这于世界而言是一大幸事。
从前从澄江县城徒步前往昆明城，要走两个整天。第一天到达昆明郊区的马金铺，住一宿养足体力，次日再出发，暮色渐浓时进入昆明城，已精疲力竭。后来澄江修通一条老公路，有了长途客车，乘车环山来去，往返昆明也要两个半天。现在中国巨变，澄江市修通了东西南北的高速公路，驾车出行一小时，可到达昆明机场或高铁站，向世界各地出发。渝、贵、川和更远地区的居民也驾车而来，享受抚仙湖畔最纯净的山光水色。
澄江市的抚仙湖离昆明最近，是第二个“昆明湖”。第一个“昆明湖”是滇池，从前昆明人每周必去滇池，骑自行车，男人载着孩子或女友，去滇池边游泳，坐看对岸湖畔的西山——一个入睡的“美女”。昆明人称西山为睡美人山，能从起伏的山形中清楚指认美女的长发、额头、翘鼻、脑袋、乳房和微隆的小腹。长大后我某日奇想，“睡美人”小腹隆起是怀孕了吗？谁有幸成为她的男友呢，梁王山吗？于是暗自好笑。
梁王山位于澄江市和昆明呈贡区之间，离昆明40余公里，自南而北绵亘而去。撮合梁王山做西山睡美人的男友，恰有些般配。抚仙湖畔的梁王山，是云南中部第一高峰，像一个拔剑遥望的高大男士。滇池边的西山，秀丽沉静，如慵懒沉睡的美人。它们真是天生一对。梁王山之名，出自元明动荡年代。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人攻取云南，封其孙甘麻剌主政，是为梁王。几十年后明军灭元，从东部群山推进，渐次攻入云南，第四代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率众逃入抚仙湖边的深山，高居山顶，割据十八年，与朱元璋分庭抗礼。明洪武十五年， 也就是1382年，明朝大兵压境，梁王战败归天，那山被叫作梁王山，成了一份小小的历史怀念。
梁王山上的时间遗迹，不必描述，只说山下抚仙湖边的澄江市，它长期交通不便，隐居一隅，也就藏有众多少为人知的文化，本地的松元花灯就是一例。前述的玉溪花灯是乡村的团场娱乐，房前屋后找块小场子，男女扭几下，唱些生活事件，笑笑闹闹，开心解乏。松元花灯却不是娱乐，是祭祀，很隐秘和庄严。
云南有个现象，我和几个朋友称之为“文化冻结”，有些隐秘的风俗，以为是云南原生，其实来自中原地区，发源地的原文化已演变得面目全非，云南某处却保存着远古文化的原版。高山深谷是最忠诚的卫士，让一些中国的古老文化得以原样保存。
澄江市阳宗镇小屯村的傩戏（又称关索戏），也是一个古文化遗存。傩戏是汉族的原始民间宗教和古老戏剧，有驱鬼祛邪意义，流行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河北等地。很多年前，我去贵州参加文学活动，看过当地村民表演的傩戏：穿个草裙子，戴个木头面具，燃个火堆跨几下，比些吓人动作，演个感觉了事，是旅游项目。澄江市的关索戏，并不对外表演，是秘密保留，道具、服装、面具被认真存放，不轻易示人。
有资料表明，澄江的关索戏是从云南路南县（今石林彝族自治县）传来，清代有澄江人请来路南县大屯村的张、李二位师傅，在阳宗镇的小屯村教授关索戏。这村叫小屯，跟那边的大屯村名字很像兄弟，现石林的关索戏久不听说，唯阳宗镇的小屯村的戏种留存。
澄江市阳宗镇的关索戏，有标志性的面具和一套演出程式，这不足为奇，奇的是澄江关索戏演的是三国故事，戏目有《花关索战山岳》《三娘公主战》《肖龙战黄忠》等。我看过关索戏演出，服装和面具相当古老，演员的表演动作极其单一，他们出场后长久不动，在台上像凝固一般，只等佶屈聱牙的古辞笨拙唱完，他们才略走几步，单调重复几个动作，再次入定般站住不动。登台的戴面具村民演员，无任何表演技巧， 在台上走几步就发呆停住，走几步又凝神垂目不动，其表演的宁静和凝固，透露出不可名状的强大神力。看着看着我就发蒙，心惊肉跳，似被呜咽而至的时间回响覆盖。
清代时，关索戏曾在澄江四处演出，驱鬼除邪，送人吉祥。有文字记载，1943年春节，关索戏在阳宗镇十八个村中进行过比较浩大的连续表演，反响热烈。我们可以肯定，在四川或贵州，现在也难寻关索戏的痕迹，这份古老文化传入昆明，再传入澄江，被群山冻结保存了下来。据说澄江山上某处
有关四小姐墓，埋着关羽家后人的遗骨。这就更复杂，我考证不了，不知真假。
四
澄江是一块自得其乐的绝美之地。抗战时期，有人向沦陷后的广东中山大学推荐，建议该校师生来此躲避战火，延续文明之光。于是几千名大学师生经广西镇南关到越南河内，再改乘滇越铁路的火车，漫漫西迁，来到了云南澄江。十几个院系分布于抚仙湖畔的十几个小村，学生读书并享受湖光水色， 教授上课之余，外出做风俗民情和动植物调查，撰写论著。澄江通往昆明的第一条现代公路，曾由中山大学相关专家带着学生勘测设计。交通是文明传播的通道，澄马公路建成后，澄江人越来越多地外出，见识到了世界的宽大和复杂。
澄江市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件，是寒武纪动物化石的发现，这个发现也与早年中山大学驻澄江的短暂历史有关。民国时的中国地层古生物学家杨遵仪，曾随抗战时流亡的中山大学师生迁到云南澄江，带着他的研究团队，对澄江的地质构造及古生物做过勘查研究。他发现澄江的群山属寒武纪地质岩层， 估计会有早期的古生物化石埋藏。杨遵仪先生的这个论断，是澄江帽天山古生物化石群发现前本地最早传出的科学之声和最早闪现的思想之光。
时间之水滚滚而逝。198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侯先光先生来云南澄江县，寻找寒武纪时期的高肌虫化石。他的出行是否跟早年杨遵仪的考察和思考有关？我不得而知，但他确实有了举世皆惊的重大发现，他于1984年7 月1日下午在澄江发现了纳罗虫、腮虾虫和尖峰虫的三块无脊椎动物化石，打开了人类地球生命研究通往寒武纪古生物史的大门。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成就，此后大批化石陆续出土，地球寒武纪时期的古老生命体，展现了它们的脊索、手脚、嘴巴、眼睛及移动交往和生殖痕迹。侯先光与导师张文堂合作撰写的《纳罗虫在亚洲大陆的发现》出版后，澄江的动物化石被定名为“澄江动物群化石”。
能为地球早期生命演化提供例证的实物，全世界发现了三处：一处在澳大利亚，一处在加拿大，另一处就在中国云南省澄江市，但澄江化石群数量最多、保存最完好、最方便研究使用。因此，澄江抚仙湖边的帽天山古生物化石地，是世界级的古生物化石博物馆。
澄江的古生物虫化石，不仅提供了最初的地球生命样式，也提供了对地球生命的怀疑，为何生命会忽然涌现？为何水下的虫虫会上岸为人？人类是由小动物进化而成，还是被更伟大的宇宙力量放置到了地球，再编写些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生物学、民主与自由、科学与蒙昧、工业与农业、战争与和平，以及爱恨生死的恩怨软件，供人类忙碌其中？无人能自圆其说地解答。
从这个意义上说，澄江动物群化石价值更大，它不止证明了科学，还证明了科学之外的力量；它不止证明了生命的可知，还证明了地球和宇宙的不可知；它不止揭示了生命的意义，还证明了生命意义在过程中，而不在最后时刻。它不止证明了有限，还证明了无限。无限就是永恒，永恒就是寂静，就是抚仙湖水永久的清澈与迷幻。
五
再说美丽的湖。20世纪90年代，我们五个作家老友打电话相约于东站菊花村的长途汽车站，清晨坐汽车出发，前往澄江度周末。那是我们的习惯，也是昆明居民的习惯，隔几个月我们就会牵肠挂肚地想念澄江，像想念姨妈或舅舅。我小时候去澄江很隆重，每年一次，父母提前几天做准备，让人兴奋， 也让人着急。成年后自己行动，约几个人，打一通电话就走， 世界变得简单明了。
长途客车在澄江县城很远的湖边停下，我们发现坐错了方向，下车换船，渡湖到达县城，交票上岸。收票的人拦在船尾，羞涩地小声嘀咕，无法应对黑压压迎面而来的人群，只好退到一边，放任自流。我在船上忘了买票，跟着人流下船，成功逃票，窃喜。可这份欢乐很快消散，在抚仙湖边走，我们幡然发现了自己的可笑，五个青年男子，身强力壮，出门远游到水边，身边竟然没有异性，太干燥。
湖边瞎逛很无趣，只有吃饭让人期待，中午的农家饭很好吃，我们狼吞虎咽，大为赞赏，饭后再去湖边，忽然看到几步之外有两个年轻姑娘紧靠着，坐在水边一个树桩上眺望远方。她们长发垂腰，遮住了半个脸，也遮住了神秘的双目。我们认为姑娘的眼中一定饱含期待，并认为她们来自昆明，缺少男友，正坐在水边等待遥远的爱情，于是派一个小说家上前邀约。姑娘们红着脸，马上答应一起玩，艳遇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惊喜。
打牌，热烈聊天，蠢蠢欲动，划船漂向抚仙湖的远方， 下水游泳，湖水的透明清澈反衬出我们内心的复杂浑浊，水下的强大浮力朝上猛冲，要把我们抛起。我们心慌意乱，上岸后照相合影，一起吃饭，五个男人争相表现。我们中有个摄影家，正好大显身手。打牌时我们开个小玩笑，让两个姑娘猜面前的五个男人有几个结了婚。她们全部猜错，我们中有人深受伤害，有人开心得在地上打滚。
然后就是分手，各自回家，我们走进车站外苍茫的人流中，一场并无实质性内容的艳遇仓促结束，怅然若失。一星期后，摄影家给我打电话，说照片洗好了，其中几张请我送给那两个姑娘。我大喜，感谢摄影家送我一个拜访两位姑娘的正当理由，至于他为何不去，管不了那么多。我骑着自行车出发， 找到两个姑娘上班的幼儿园，忽然发现自己犯了错误，自行车后面捆着儿子的小座位，暴露了我是辛苦父亲的身份。
我敲门进幼儿园小院，上楼，少女和幼儿身上散发出的果味气息清香扑鼻。一个姑娘请假，剩另一人红着脸接待我。这个姑娘眼睛湿润，黑发闪亮，惊喜地翻着照片，回忆抚仙湖边的相遇。她语速快，声音轻柔，呼吸急促。时间是中午，幼儿园的孩子在午睡，小脑袋整齐地排成一排，无声无息，呼吸均匀。我闲聊几句后告辞，请姑娘留步，不要送下楼。可她恋恋不舍，执意送我出门。于是我在姑娘的注目中，仓皇打开停在路边的自行车锁，骑上小座椅微微晃荡的自行车溜走。
不知是小座椅让故事中断，还是当时落后的通信破坏了美丽的邂逅，我骑车逃进人流，世界就安静了，两个姑娘再无消息。五年后的一天，我在昆明街头走着，人群中迎面冒出那个幼儿园的姑娘，圆脸黑发，其实并不漂亮；但我见到她烧红了脸，不知所措。她惊讶地站住，瞪大眼睛。我心虚不敢开口，因为夫人在身边。姑娘大方地说，在晚报上果然看到你们几个朋友的名字，真是作家，很荣幸。我生硬地笑了笑，敷衍几句，心口怦怦跳，陪着夫人走开。
水消失在水中，风被风吹散，无解的生活之谜，构成了无解的美好人生。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有一个人天亮醒来说，昨晚做梦，我梦见你梦见了我。小说中的诗人聂鲁达惊呼，认为这句话很高级，可以写出好作品。我想，在我写作此文时，那两个曾在抚仙湖边眺望的姑娘，会在各自的家中若有所悟，摇晃着中年妇女的身子，移步窗边，眺望时间之水吗？她们梦见过我们吗？或者我们中的某人会在一个疲惫的失眠之夜，睁大眼睛，从头顶的黑暗看到抚仙湖，再看到坐在水边眺望的姑娘吗？
得而幸福，不得而牵挂，遇见很美，消失也美。世界的伟大推动力，既是有，也是无。明白是一种美，不明白更美， 比如抚仙湖边发掘出的青铜器，那些金属冶炼器物长久地埋在地下的寂静中，被后人发掘出来，却看不懂。看不懂最好，世界不要太懂。抚仙湖边江川李家山发掘出的那些青铜器，工艺精湛，样式优美，器物上没有一个文字，可见人类在相当长的生命史中只有语言并不需要文字。没有文字，文明同样发达，金属冶炼技术同样高明。没有文字，就少了踪迹，少了牵挂，也少了纪念。只有水边的眺望，是绝佳的永恒风景。
张庆国，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长卷散文、报告文学等著作30多部。最新非虚构著作《犀鸟启示录》获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长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