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晚7点，作为第十五届中国中古史联谊会的会前活动，“中古史的问题意识”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报告厅举行。主持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胡鸿对座谈会进行介绍，因为“中古史”的概念来自欧洲史，希望在场不同专业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学者的交流能够跳出中国史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中古史的问题意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春高讲述了“中古史”或“中世纪”概念在西欧学术界认识与演变。“中古”或“中世纪”从不是客观的概念，而带有主观情感与价值观。西欧学界对“中世纪”的认识可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之后为第一阶段，学者将中世纪视为古典时代与复兴时代之间的黑暗时代，批判、谴责其黑暗、愚昧、落后。理性主义之后为第二阶段，该时期可称为“现代性的寻求时代”。学者寻找现代性的中世纪起源，即从中世纪寻找现代西欧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文明因素的来源。因而出现了“重写的中世纪”“发明的中世纪”等说法。这种史学实质上是辉格史学，依然带有主观性。第三阶段即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史学，将历史看作他者，关注琐碎乃至低级趣味的议题。这些研究补充了过往被忽视、遮蔽、扭曲的历史，但仍非客观意义上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中古”和“中世纪”概念仍存诸多争议。需要反思的是，将此概念运用到中国史时，学者的理路处于哪个阶段？黄老师认为，中国中古史特别之处在于打破了王朝断代，能够揭示历史的共性，并号召在座学者在研究与交流中建立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理路。
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副教授孙正军认为，未来中古史研究或许可以从“时代格”转向“关键词”。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在历史分期的理路下，用时代格来概括不同时代的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后，历史分期在研究中日渐淡化，把握某一历史时期整体性、宏观性的特征则可以通过关键词提炼。在具体研究上，可以借鉴制度史观、事件取径、文本取径等各种研究路径，在究明具体问题之后，在宏观上提出更深入、整体的关键词。
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专门研究员三田辰彦结合最新研究，介绍日本史学界的“日本中世史”。日本中世史即平安时代后期至战国时代，其主要特征有四：武士与武家政权的出现、院政的出现与以“院”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的再编、宗教的时代、团结一致的庶民。将中国中古史与之对比，公权力、“武家政权”和对“武”的价值认同等议题便浮出水面。日本中世社会是逐渐多元化的时期，这可能为中国中古史的问题意识提供线索。三田老师期待通过中日学界的交流，形成共同的认知。
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副研究员孙齐从中古宗教史研究切入，阐述自己对比较研究的看法。发源于社会学的宗教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比较和对照的视角。现在讨论中古宗教史的基础术语、基本脉络和框架，基本都是建立在世界宗教比较的视野基础上的。欲探讨包括宗教在内的中国文化的特质，中外文化的比较意识必不可少。如吉川忠夫先生所言：“抽出宗教问题来讲有关可称为中国中世的六朝隋唐时代大概是不可能的。”对中古宗教的重视本身就当是中古史应当加强的问题意识。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学者黄旨彦介绍了台湾中古史研究的几次转向，并通过对三部通史著作的比较，展现不同学术圈的研究重心。通史视野下的中古史研究，预设读者皆非专业研究者，并以 “中國如何成为中国？” “什么是中国?” “如何透过过去了解现代中国？” 作为核心问题。台湾学者许倬云关注文化层面，美国学者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更重视地理格局与社会精英，岩波新书则打破以断代为主代的通史思路，探讨不同地域逐渐被纳入“中国”这个政治体的过程。黄旨彦重点介绍了其中渡边信一郎和丸桥充拓所撰写的《中华的成立》及《江南的发展》两册，其视角及思路都可以为中古史研究所借鉴。
复旦大学教授仇鹿鸣认为，问题意识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史学的产物，比较史学往往或隐或显地依赖后见之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大约在1500年后才能成立，因此对于早期世界史，往往只有共时性（synchronicity），缺乏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很难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仇老师还以中日学者关于“士”阶层形成的讨论为例，指出不同学术传统下的学者对同一议题存在落差，应该反思构成自身学术传统的知识来源。
之后，胡鸿老师与孙正军老师就关键词与历史分期之间的区别进行讨论。黄春高老师表达了自己对于比较研究的看法，即比较应是思维结构的比较，而非历史对象的比较。座谈会至此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