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婕：寻求自主：东盟国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践与挑战探析

作者：屈婕，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来源：本文刊发于《战略决策研究》2025年第1期，第47-73+126-127页，注释略。点击本文文末“阅读原文”可下载文章PDF印刷版。战略决策研究

现有研究基本倾向于认为尽管东盟国家对中美认知存在一定差异，但始终秉持拒绝在两国间“选边站队”的立场，坚守中立外交传统，希望中美均成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利益攸关方”，与两国保持建设性的关系。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东盟国家会继续采用对冲的方式维护自身战略自主及最大化利益。在集体层面，为更好地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构性压力,确保自身的中立性与一体性，东盟同样试图在中美之间奉行“制度对冲”策略。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部分研究也注意到了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如有观点认为，“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实力较强的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制衡行为来维持区域格局的基本平衡，继而保证自身的绝对安全，而国力较弱的国家则可能选择靠近中国以分享发展红利”。但实际上弱小的东盟国家也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同时还在积极采取多元化手段减少过度依赖中国。如柬埔寨方面表示，“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会继续留在柬埔寨的事实。然而，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与柬埔寨进行贸易和合作，将为柬埔寨提供更多回旋余地，以应对中国的压力”。尽管新加坡社会的确出现了一定的亲美倾向，但它还是明确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并在一些涉华议题上保持了较为客观的立场。虽然中菲之间因南海问题龃龉不断，但双方仍在积极寻求合作。如双方签署了一项完善中菲海上沟通机制的安排，继续讨论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海上合作，并讨论召开由科学家和学者组成的海洋科技合作论坛的可能性等。

由此可见，东盟国家在现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坚持不选边站队的根本原则仍是主流。不可否认，东盟国家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发展程度和利益关注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作为同一地区的中小国家其在面对大国竞争时也存在共同性和一致性。尤其共同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东盟国家“抱团取暖”寻求战略自主的趋势更加明显，其作为中小国家的战略共性也日渐突出。为此，在现有研究关注东盟特定国家应对中美举措和考量的基础上，本文结合近几年《东南亚态势》报告中东盟国家对中美竞争的应对方式，试从东盟国家共性的视角探析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践举措和未来挑战，进而为整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和更具示范效应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参考。

美国以霸权国零和思维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态势，以致中国的任何外交行为都被美国赋予了地缘竞争的内涵，在东南亚地区这一点体现得尤为突出，这无疑会对东盟国家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一） 选边压力增大，自主性受到挑战

作为全球霸主，美国外交战略零和思维根深蒂固，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势必会影响美国的地位和利益。正如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言，“中国的崛起必将导致与美国的冲突，因为美国的底线就是不能容忍同级别的竞争对手。”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自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将地区战略重点转向遏制中国。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标志着美国对华战略从对冲到直接承诺进行战略约束的转变。由此，奥巴马政府给予东南亚地区前所未有的关注。外交上，2016年，美国将与东盟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多边峰会。经济上大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军事上，奥巴马称尽管美国削减了国防开支，但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仍是首要任务。

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推行“印太战略”，明确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推进该战略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的核心，美国日益强化对东盟国家的安全防务合作，但在东盟国家更关注的经济外交领域举措有限，且特朗普屡次缺席东盟多边峰会。对此，东盟方面直言，“美国需要对东盟做出更一致的承诺，重视东盟国家的利益，而不仅仅将其视为新的大国博弈的棋子。”特朗普政府开启的对华贸易战，更是使东盟国家直接感受到了选边站队的压力和恐慌。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认知越来越倾向于零和竞争者。拜登政府2022年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明确将应对中国挑战作为美国的主要目标，认为中国正在整合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致力于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拜登政府将东南亚视为与中国展开竞争的前沿区域，其在执政的第一年除了派遣一系列高官访问东盟国家，本人还参加了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扭转了特朗普政府参与级别较低的局面。此外，拜登政府还通过出台“印太经济框架”（IPEF）加强在地区的经济介入，试图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以主导重塑区域合作架构。

面对美国以抗衡中国为目标的地区战略，东盟国家选边压力增大，而一旦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其自主性和核心利益无疑会受到严峻挑战。东盟国家长期以来一直担心被大国强迫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如今中美关系的紧张重新点燃了这种担忧。面对大国竞争加剧，东盟国家害怕被迫在贸易安排、技术（如5G电信网络）和安全伙伴关系等诸多问题上选择立场。如美国一直敦促印尼对中国在地区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给市场注入不确定性的中美经济竞争，不利于希望稳定经济环境的东盟国家。其面临的困境是，虽然它们受到中美经济竞争的显著影响，但其对中美经济竞争的影响力却很小。正如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说，“东盟国家被夹在中间”。地区领导人试图说服美国停止贸易战，但无济于事。李显龙曾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国际秩序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集团。大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以及对地区架构的不同构想可能会迫使东盟国家选择立场。与冷战时期一样，东盟再次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新加坡学者也认为美国现在将中国视为唯一既有意图又有实力重塑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对手，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经济、技术、意识形态、军事和安全利益的一系列争端。在中美相互怀疑加深的背景下，东盟各国越来越难以在中美之间周旋。

（二）美国持续炒作南海问题，地区安全形势复杂化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更频繁、更冒进且更具挑衅性，在官方表态上也更直接、强硬。特朗普曾就南海问题抨击其前任奥巴马政府“无能”，没能成功阻止中国在南海扩大影响力，声称中国海军在有争议的南海地区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对抗性挑战。美国甚至放弃了此前的所谓“中立”立场，开始点名指责中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国对南海大部分海域资源的主权主张是完全非法的，中国使用威胁手段来破坏东盟沿海国家在南海的主权权利，用‘强权即公理’取代国际法。中国九段线主张没有法律依据，菲律宾南海仲裁决议具有法律效力……”上述官方表态是特朗普政府在地区过度关注军事安全竞争的直接体现，通过恶意渲染南海问题，试图将中国塑造成所谓的“霸凌者”。对此，东盟国家普遍表示担忧，认为美国表面立场的强化，其本质并不在于维护国际法，而在于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拜登政府上台后，“在南海问题上通过升级与域内国家在南海的军演，拉拢域外国家前往南海炫耀武力，打造小多边机制，有针对性地拉拢、力挺部分声索国等方式造成南海问题的‘泛国际化’，企图更加精准地对中国实施围堵和孤立”。拜登政府在南海针对中国军事活动的频次和烈度持续显著提升。其还继承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在南海几乎所有重大海上主权主张的否决立场。国务卿布林肯指责中国“继续胁迫和恐吓东盟沿海国家，威胁这条关键通道的航行自由”。美国国务院更是在2021、2022、2023、2024年的7月均发表“裁决”周年声明，试图持续塑造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

南海问题成为美国地区战略的重要抓手，被过度利用，一是严重损害了东盟内部团结。东盟各国之间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美国利用南海问题过于拉拢煽动一些东盟国家，挑动地区国家对立，必将使东盟团结受到破坏。2012年，东盟首次未能在柬埔寨担任主席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同时拒绝就南海问题发表任何声明。2016年，老挝担任主席，东盟分歧重演，并未就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发表联合声明。二是导致中美冲突风险增加，影响地区和平稳定。东盟国家日益担心美国加强对南海争端的军事介入，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海上竞争愈演愈烈，发生摩擦的风险也大大增加，美国过度“军事化”的行动将会破坏南海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态势。南海问题在美国的人为升温下，争端相关东盟国家不断加大对军事资源的投入，并日益将重心转移到南海，也可能加剧“安全困境”，恶化地区安全形势。三是美国轻率地在南海问题上煽动和支持盟友及伙伴，还可能使部分东盟国家贸然采取过激行动，将美国“战略捆绑”卷入与中国的对抗，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影响。2023年以来菲律宾的南海政策日益激进和强硬，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受到美国的煽动，其破坏性影响仍在持续发酵。

（三）美国打造小多边机制，东盟中心性受到挑战

东盟中心性是东盟成员国在构建与推进自身一体化和地区合作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缘、规范、平台和关系中心性。本文重点关注东盟规范和平台中心性，规范中心性是反映“东盟方式”在缓解地区矛盾、促进各国交流、推动地区合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平台中心性所聚焦的是东盟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功能性角色。东盟对话伙伴的认可与合作程度决定了东盟中心性的质量和稳定性。如果对话伙伴不认可、不配合甚至反对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作用，那么东盟中心性就很难真正实现。因此大国的相对平衡状态及支持是东盟能维持其中心性的重要前提。

首先，美国近年来的地区战略突出遏制中国的一面，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这给东盟中心性的存续条件带来了严峻挑战。如前所述，从奥巴马政府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到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印太战略”，再到拜登政府得到不断强化，美国遏制中国、试图主导地区秩序走向的意图日益明显。美国虽然在官方表态中不断重申对东盟中心性的尊重和支持，但实质是借助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机制加强美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联系，打造遏制中国的盟友伙伴网络，最终是为维护基于自身霸权的“印太战略”服务。在2022年发布的《印太战略》中，美国明确表示将探索“四边安全对话”（Quad）与东盟合作的机会。但美国的真实意图是在印太地区探索“4+”架构，而非“东盟+”框架，即美国试图将东盟融入以Quad为基础的区域合作框架，为其所用，而不是让Quad融入现有的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架构。东盟追求包容性，而Quad更多以排他性小圈子为特征。哪怕最终会扩大其伙伴关系，但可能也只涉及美国的盟友和亲密伙伴。美国主导的“小圈子”势必会影响东盟的规范中心性，破坏地区包容性合作秩序的构建。

其次，美国不断在地区打造和升级小多边机制，这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东盟作为对话合作平台的中心性，导致其实际上被边缘化。尽管美国多次重申支持东盟中心性，但实际上如果Quad充当在东盟和更广泛印太地区核心和主导的外交角色，那么东盟中心性被削弱是必然的。因为一旦印太安全架构由Quad主导，东盟试图让东盟地区论坛参与者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就并非易事，毕竟Quad成员都是东盟以外的强国。根据历史经验可知，只有东盟才能让大国放心和信任，而对于任一大国主导的机制，其他大国都会存在很大疑虑。东盟国家始终认为应对地区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的最佳办法是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多边机制，这既确保中小国家在地区决策中获得发言权，也为竞争的大国提供了接触和对话的中立渠道。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地区则更有可能分裂成由大国领导的阵营，各国最终只能选择阵营站队。“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属于打造战略小圈子的升级版。“由于美国不断强化联盟体系和小多边机制，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多边安全制度将难以形成，地区安全议题更加难以解决”。失去了美国的实质性支持，同时面临着美国加剧与中国的全面竞争，以及美国小多边机制的制度化升级，东盟主导的多边机制无疑更难发挥其促进合作的桥梁作用，东盟规范和平台中心性因此受到削弱。

二 东盟国家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践举措

（一）坚持不“选边站队”根本原则

泰国前外交部长他纳·科曼（Thanat Khoman）早在1999年就表示：“当我们知道大国在争夺权力时，我们不能投入任何国家的怀抱，而要保持等距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会把我们绑得太紧、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大国。这是我在处理泰国外交事务时始终秉持的原则”。2019年，时任泰国总理巴育在曼谷与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埃斯珀签署新的国防联盟条约。不出一小时，巴育转场与中国签署防务合作协议，并承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巴育这左右迎合之举凸显了泰国在中美间维持平衡，正如泰国国防部官员所言：“这是为了制造平衡，我们不能选边站，我们必须对每个国家都友好……我们是个小国，不能选择朋友。”虽然新加坡清楚知道没有能力改变中美两个大国的行为，但它一直试图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并多次表达对两国之间日益紧张关系的担忧。“且新加坡多次明确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在涉华议题上并未完全追随美国。比如在北京冬奥会前后，新加坡并未跟随美英等国借‘新疆问题’进行外交抵制，而是派出了时任总统哈莉玛出席开幕式”。

越南积极利用各种外交渠道表示自身寻求互利合作，不会危及中美任何一方的安全或利益。2023年，越南将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定义为“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升级前后越南方面都和中国进行了讨论，以表明此举并非为了遏制中国。此后更是进一步深化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其提升为更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平衡意味明显。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也多次强调在中美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中，其外交政策是不选边站，直言：“我不为中国工作，也不为美国工作，我为菲律宾工作……促进（它的）国家利益。”尽管中菲两国在南海的紧张局势持续加剧，但菲律宾经济规划负责人仍表示，菲律宾仍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持开放态度。印尼也表示永远不会成为任何大国的附庸国，在应对中美竞争时，印尼必须把自己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出于战略平衡考虑，印尼选择参与印太经济框架，从而保证不切断与美国联系的同时，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

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强调，“我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没有必要这样做，不管逼不逼我，我都拒绝。”柬埔寨学者也表示，“一方面，中国支持柬埔寨追求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有助于提高柬埔寨政权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和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尽管柬埔寨和美国在国内政治安排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柬埔寨需要美国及其盟友作为出口目的地，以平衡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特定国家的过度依赖。”为此，在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柬埔寨也积极改善柬美关系。2022年12月，在柬埔寨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时任首相洪森罕见地访问了美国驻金边大使馆，这表明其积极通过地区机制与美国进行战略接触。这一战略在新政府洪玛奈的领导下得以延续，几位亲美人士被任命为外交部和政府内阁成员，致力于加强与美西方的接触。由此可见，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东盟国家均明确坚持“不选边站队”的根本原则，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均愿意与中美两国保持积极接触。这种理念是根深蒂固的，而任何迫使东盟国家站队的行为都会被解读为“霸权行径”，适得其反。

（二）向外拓展外交战略选择

尽管中美两国仍是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形势，东盟国家开始积极寻求拓展两国之外的更多选择，强化选择自主性、减少对两大国需求依赖的同时对冲大国竞争的压力和负面影响。此外，东盟国家因美国地区政策以自身议题和利益为主导，对东盟国家关切的重视不足；其利益分布广泛，导致对东南亚地区的关注度和投入下降；实际行动上忽视甚至削弱东盟多边机制等原因对美国承诺存在疑虑。与此同时，东盟国家基于对邻近大国认知的思维定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担忧中国迅速扩大的地缘经济影响力可能导致中国诉诸经济手段以解决其与邻国的政治分歧、南海问题以及其它地区战略目标。为此，东盟国家亟需向中美之外的地区和国家拓展合作。

一是拓展地区层面的合作，东盟通过提升与欧盟的关系维护被美国排他性小多边机制侵蚀的多边主义秩序，同时加强经贸、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减少对中美两国的依赖。面对前所未有的地缘战略挑战和复杂冲突，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效和可持续的多边主义、自由公平的多边贸易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成为东盟和欧盟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应对大国战略竞争不确定性的关键基础和前提。迄今为止，欧盟一直避免加入诸如Quad之类的小多边安排，且欧盟“中间道路”的理念与东盟高度契合。在《东南亚态势：2024》报告中，欧盟是该地区受访者在对冲中美战略竞争的不确定性方面最优先的战略伙伴。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下，东盟和欧盟对于寻求更紧密的战略协同有着日益强烈的兴趣。2020年，东盟和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方长期关系的新篇章，并承诺定期举行领导人级别峰会。2022年12月，东盟和欧盟举行了双方对话关系建立45周年的纪念峰会，这是东盟和欧盟成员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一改以往欧盟仅由欧洲理事会主席代表出席的常态。互联互通、数字转型、贸易、供应链韧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成为会议的焦点。峰会期间，欧盟与泰国、马来西亚签署了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加上此前欧盟与新加坡、越南、印尼、菲律宾的双边自由贸易和合作协定，成为实现东盟—欧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长期目标的重要里程碑。这无疑对维护美国损害的多边贸易秩序具有积极意义。除贸易外，欧盟宣布将出资100亿欧元在东盟地区实施“全球门户计划”（欧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基金），这将有助于促进互联互通投资，为东盟提供“一带一路”倡议外的另一种选择。2024年2月召开的第24届东盟—欧盟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强调，将进一步加强东盟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将东盟—欧盟自由贸易区作为双方共同的长期目标。这些举措无疑为东盟拓展了贸易伙伴网络，有助于其减少对大国的需求依赖。

二是在地区整体层面拓展与其他主要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的合作，对冲美国竞争战略的破坏性影响，增强地区发展合作及安全韧性。近年来，东盟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的关系已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再局限于美国或中国的二元选择。这种战略灵活性反映了东盟国家追求“第三条道路”的愿望，其驱动力就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降低风险。如为了减少对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东盟国家在致力于加强东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不断深化与区域外主要经济体的联系。2020年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朝着这一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它促进了东盟国家和其他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日本已经加入RCEP，同时还是第一个明确表示全力支持《东盟印太展望》、维护东盟中心地位的东盟对话伙伴国。2023年，东盟将与日本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4月，日本推出了官方安全援助（OSA）项目，旨在增强东盟国家的安全能力，展示日本地区安全承诺。同年11月，东盟—日本部长级加强防务合作倡议（JASMINE）提出，致力于进一步在能力建设、装备转让和联合演习的基础上开展务实防务合作。这表明东盟积极拓展日本作为地区安全的重要保障力量。据《东南亚态势：2024》报告，当被问及日本是否会“做正确的事”，为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和治理做出贡献时，大多数受访者（58.9%）表示有信心，比2023年增加了4.4%。

2022年，东盟—韩国首脑会议上启动了“东盟—韩国团结倡议”，倡议致力于促进东盟与韩国在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合作建立更全面的伙伴关系，以弥补此前“新南方政策”缺乏安全因素，只注重功能性经济和发展合作的不足。韩国同样加入了东盟主导的RCEP，2024年10月东盟与韩国宣布将双方关系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加剧，东盟和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互补作用的必要性提升。韩国提供先进的零部件和技术，东盟国家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提供制造、装配、物流和交付，这将在地缘政治形势不确定的情况下增强经济韧性。此外，韩国承诺到2030年将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一倍，这对东盟特别是需要援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欠发达成员国而言是利好消息。2024年3月，东盟—澳大利亚建立对话关系50周年纪念峰会通过了《东盟—澳大利亚领导人愿景声明》和《墨尔本宣言》，双方致力于推动建设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和透明原则的地区。峰会期间，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了一系列措施：设立一个价值20亿澳元的东南亚投融资设施，以促进澳大利亚在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的投资；延长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合作伙伴计划，以支持改善地区基础设施，并吸引更加多样化、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融资；为加强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的海上合作伙伴关系投资6400万澳元等。这无疑为东盟拓展了中美以外的更多选择空间，增强了地区自主性。

三是在东盟国家层面，为了缓解中美对抗加剧所造成的战略压力，东盟国家更加重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在目前环境下，似乎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即都不希望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绝对选择，更愿意专注于地区稳定、多边合作、经济增长以及维持开放的贸易环境。“新加坡在暂不加入美国‘印太集团’的前提下明显地加大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的安全互动，其中涉及防务技术交流与合作、武器装备交易、海上安全合作等在内的多项内容”。老挝也并非被动地屈从于外部大国，而是寻求在中国、越南、美国和其他大国之间保持一种积极的平衡。有媒体指出，老挝的外交策略可以在万象的基础设施中看到，机场由日本建造，国际会议大厅由中国建造，城市河岸的再开发由韩国建造。寻求多元性选择的意图由此可见一斑。2024年，马来西亚与印度同意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正全力争取这个全球第五大经济体协助振兴经济。两国准备让更多双边贸易以各自货币结算，从而减少依赖美元。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该在贸易中使用本币，不要过度依赖由美国主导的美元货币体系。

柬埔寨积极拓展与新兴大国印度的关系来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风险，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如希望通过印度为柬埔寨提供替代投资和出口选择，从而减少对中国和西方的依赖。2023年2月，候任首相洪玛奈对印度的访问体现了两国国防合作的深化。这是柬埔寨军事指挥官的首次访问，开辟了两国军队之间的第一个直接沟通渠道。同年4月，双方在柬埔寨举行了首次军队间对话。越南认为加强与韩国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的贸易依赖，近年来，越南与韩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猛。2015年越南—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越韩贸易额由2015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870亿美元。韩国对越投资增长了3倍，由2015年的437亿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840亿美元（截止2023年11月）。近年来，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韩国企业将制造设施从中国迁往越南的趋势加快。此外，韩国目前在越南五大武器供应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俄罗斯和以色列），有望成为越南寻求减少对俄罗斯武器依赖的替代选择。以上均表明东盟国家在外交、安全和经贸等领域积极拓展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合作，以减少大国影响。

（三）对内强化团结性和韧性

如果说坚持不选边站队的根本原则是东盟国家对中美竞争加剧这一形势的被动应对，那么对外拓展战略选择，对内强化团结性和韧性就是主动塑造了。东盟国家试图在巩固内部团结的基础上以东盟规范约束大国及大国权力竞争，并将其引导向包容性发展合作的方向，促进地区整体和平与繁荣。

东盟的缔造者明白，分裂与不和让成员国为外部势力统治创造了机会。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拉惹勒南早在1967年就表示，“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否则我们肯定会被单独绞死。”中国在2003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美国在2009年加入，表明东盟有能力引导大国遵循地区规范。东盟国家虽然都是中小国家，但并不只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棋子和竞相笼络的对象，而是具有很强的自主意识。支持多边主义仍然是东盟国家战略的一个关键方面，包括利用东盟包容的、基于共识的方式与美国、中国和其他外部大国接触。东盟国家更侧重于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将大国纳入东盟和地区，在不让它们主导的情况下获得其资源投入。一个更加一体化和自信的东盟可以为中美提供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从而减轻大国竞争的负面影响，同时受益于这些竞争所提供的机会。《东南亚态势：2024》报告强调，该地区对东盟在应对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无能日益担忧，认为这可能会使东盟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失去重要地位。此外，超过一半的地区受访者认为东盟正变得越来越不团结，这在南海、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缅甸局势等关键问题领域变得更加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寻求建立正式伙伴关系或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必须明确其中心地位始于内部凝聚力，分裂的东盟将损害其作为地区和全球事务推动力量的愿望和潜力。在现今的地缘环境下，保持团结以加强中心地位对东盟来说仍然至关重要。

为此，一方面，东盟国家在各种场合强调东盟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凝聚共识。印尼强调在现今的地缘局势下与东盟伙伴一道加强东盟中心性，并与其他国家共同加强全球治理，是建立更公平新秩序的一条更具参与性的途径。马来西亚也表示东盟中心性和以规则为基础、平等约束所有国家的地区秩序对东盟国家的生存发展极为重要。为此，马来西亚认为任何新的区域倡议都必须认识到并重视东盟中心性。在可能的情况下，马来西亚希望确保多边和小型的倡议不破坏东盟的团结，新的机构或安排不应重复现有区域组织已经进行的工作。泰国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形势下，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防止单边行动常态化，更具有必要性。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大臣布拉索昆在第56届东盟外长会上强调，“东盟需要在大国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保持言语和行动上的中心性和团结性，同时强调开放、透明和包容原则。”2023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新加坡和越南必须更加紧密地合作，以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巩固基于规则的多边秩序”。

作为202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老挝将“加强联通和韧性”作为本届东盟峰会的优先主题，强调必须加强韧性，以维护东盟的中心地位并保持其相关性。2024年东盟峰会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在全球紧张局势持续加剧的情况下，东盟必须勇敢地向世界发出团结的明确信号。他呼吁东盟十国加强地区合作，避免内部冲突和分裂。越南外长裴青山表示，“期待东盟各国进一步凝聚共识，在对外关系和影响地区和平的问题上保持协调、平衡”。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强调，东盟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混乱和动荡”，在当前的地缘政治背景下，未来的任务是确保东盟保持相关性和有效性，为此呼吁东盟各国领导人保持团结一致。越南总理范明政在第十九届东亚峰会强调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并建议合作伙伴继续通过言辞和实际行动支持东盟的核心作用。由此可见，东盟国家均重视在各种场合强化东盟中心性，在内部不断凝聚集体共识，致力于以东盟多边机制为平台，努力构建地区发展合作秩序，强化团结共同应对中美竞争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东盟通过发布官方文件和达成具体合作，在规范和实践层面加强内部团结，巩固东盟及其主导多边机制的核心作用。“2019年6月召开的第34届东盟峰会上通过了《东盟印太展望》，正是东盟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团结一致对地区安全环境变化做出的适应和调整，也是为维护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地区架构中的中心地位而做出的努力”。2022年，第16届东盟国防部长会议（ADMM）在柬埔寨召开，会后发表名为《安全团结宣言》的联合声明，各方重申东盟合作是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核心力量，切实增进东盟国家集体解决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的意愿和能力。2023年5月召开的东盟峰会，就将“发展的中心”作为主要议题。主席国印尼指出，世界尚未恢复，东盟必须利用人口和稳定优势，进一步推进经济一体化。东盟的继续成功，最终取决于“地区韧性”，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外部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2024年10月印尼外长蕾特诺在东盟峰会上表示，东盟已经能够驾驭日益激烈的大国竞争，《东盟印太展望》推动了该地区的包容性合作。而RCEP的达成，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表明东盟有将对立的群体团结起来并取得积极成果的能力。

2023年，第43届东盟峰会联合声明重申致力于加强东盟共同体及其团结和中心地位，重申维护以东盟为中心、开放、包容、透明、有韧性的地区架构的重要性，维护国际法和规则，加强与对话伙伴和外部伙伴的接触与合作，包括通过东盟主导的现有机制，促进和平、稳定、安全与发展。2024年，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东盟重申致力于通过全面有效落实《202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加强东盟共同体建设，加强东盟在对外关系中的团结性和中心地位。加强本地区的联通和韧性，以应对不断发展的区域架构中出现的共同挑战。加强东盟主导的机制包括东盟+1、东盟+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的积极作用。重申东盟应在对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中体现东盟中心地位。2024年第19届东亚峰会的联合声明强调认识到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和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紧迫挑战的影响，需要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共同努力、相互支持。这无疑都是东盟国家作为整体增强韧性和团结性，应对大国不确定性影响的重要规范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