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十九大特刊 | 中国作家走出去：从“远方”到“脚下”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如铁凝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可谓中外文学交流愈益深化、中国文学世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刘慈欣、曹文轩等接连折桂国际文学大奖，证明中国文学正成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而翻译工程的实施，也为中国优秀当代作品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让更多作品远涉重洋、走向世界。如在西方出版界刮起了“麦旋风”的《解密》，就是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第一期资助作品。贾平凹的《高兴》由瑞典的万之书屋出版，毕飞宇的《推拿》由企鹅（澳大利亚）出版社出版，韩少功的《韩少功中短篇小说集》由韩国创批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都受到出版社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得益于国家的强大，还有主流层面对翻译出版的重视。据了解，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自2013年以来，已资助3期，共59个项目，目前已出版26个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自2013年以来已资助4批，共100个项目，目前已出版49个项目。中国作协精品译介工程自2015年以来已资助2批，共14个项目，目前已出版6个项目。

而从中外文学交流的层面看，五年来，中国作协共组织出访团130多个、近700人次，接待来访作家代表团逾70个；组织参加多个国际文学节、书展等活动近30次；主办和参与了20次双边和多边文学论坛。五年间，文学界还举办了两次国际汉学家文学翻译大会，很多中国作家与翻译家达成了翻译作品意向。2015年至今还举办了中日韩三国文学论坛、中西文学论坛、中法文学论坛、中澳文学论坛，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自信已大为增强，中国当代文学正以独特的中国魅力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丰富世界文学的面貌。

而在这些数字和成就的背后，凸显的是翻译出版观念的不断更新。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谱写了从深入反思到理性判断，再到文化自觉的三部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文学翻译界流行的热词，就是“跨越认识误区”，相关争论的焦点即在于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可否简单归结为翻译的问题，是否中译外也非得坚持眼下我们翻译界遵循的“全译、直译”原则。在2012年底于江苏苏州举行的一次题为“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研讨会上，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就直言，想要让翻译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的目光必须关注到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他同时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体现在翻译中的“时间差” 和“语言差”的问题，亦即鉴于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比较短的三十来年的时间，现阶段，中译外不宜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

一晃五年过去，翻译界普遍认识到，文学翻译从翻译技艺角度，就如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戴从容所说，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商品的手艺，译者也不止是被动的搬运工，而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审美思维的传递。而从外部环境看，翻译也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只要跨越语言障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受制于诸多其他因素影响的综合问题。正如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安江所说，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专业人士、各类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权力势差、文化失衡等多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也使得西方读者比较依赖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资料，从而对文学做“政治化”与“伦理化”的解读。因为这样，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是，培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从而逐渐让中国文学在中译外过程中回归文学的“正途”。

倘是追本溯源，文学翻译实际上还关涉文学创作的问题。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有着某种通约性的文学原创力，是促成有效翻译的重要前提。曾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艾娃·艾科罗斯，谈到自己阅读阿乙作品的印象时表示，读阿乙的作品会上瘾，会一直盼望他以后出新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语言特别，没有多余的东西，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会很认真地不断地做修改。他写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很通用，是跟人有关系、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系的。而且他的作品水准也非常稳定。”

回到文学翻译本身，正如翻译家朱振武所指出，由于文化视角的倾向，译者很容易被他者牵着鼻子走，在他们翻译的词意转换中，明显带有一定的倾向，缺少客观。另外，一些源自西方语汇的地域翻译，更多带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缺乏一定的权衡和批判意识。因此在朱振武看来，文学翻译考验着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和自信。无论外译中也好，还是中译外也好，都得确保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不能导致文化认同上的偏差与误导，而是要让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