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十九大特刊 | 中国作家走出去：从“远方”到“脚下”

本报记者  傅小平

如铁凝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可谓中外文学交流愈益深化、中国文学世界影响力显著提高的五年。自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刘慈欣、曹文轩等接连折桂国际文学大奖，证明中国文学正成为世界文学越来越重要的创造性力量。而翻译工程的实施，也为中国优秀当代作品的海外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让更多作品远涉重洋、走向世界。如在西方出版界刮起了“麦旋风”的《解密》，就是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第一期资助作品。贾平凹的《高兴》由瑞典的万之书屋出版，毕飞宇的《推拿》由企鹅（澳大利亚）出版社出版，韩少功的《韩少功中短篇小说集》由韩国创批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都受到出版社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关注。

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得益于国家的强大，还有主流层面对翻译出版的重视。据了解，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自2013年以来，已资助3期，共59个项目，目前已出版26个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对外翻译工程自2013年以来已资助4批，共100个项目，目前已出版49个项目。中国作协精品译介工程自2015年以来已资助2批，共14个项目，目前已出版6个项目。

而从中外文学交流的层面看，五年来，中国作协共组织出访团130多个、近700人次，接待来访作家代表团逾70个；组织参加多个国际文学节、书展等活动近30次；主办和参与了20次双边和多边文学论坛。五年间，文学界还举办了两次国际汉学家文学翻译大会，很多中国作家与翻译家达成了翻译作品意向。2015年至今还举办了中日韩三国文学论坛、中西文学论坛、中法文学论坛、中澳文学论坛，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作家与世界对话的自觉自信已大为增强，中国当代文学正以独特的中国魅力参与世界文学的建构，丰富世界文学的面貌。

而在这些数字和成就的背后，凸显的是翻译出版观念的不断更新。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谱写了从深入反思到理性判断，再到文化自觉的三部曲。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国内文学翻译界流行的热词，就是“跨越认识误区”，相关争论的焦点即在于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可否简单归结为翻译的问题，是否中译外也非得坚持眼下我们翻译界遵循的“全译、直译”原则。在2012年底于江苏苏州举行的一次题为“从莫言获奖看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研讨会上，翻译理论家谢天振就直言，想要让翻译产生应有的影响，我们的目光必须关注到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的传播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他同时特别提醒读者注意体现在翻译中的“时间差” 和“语言差”的问题，亦即鉴于西方人对中国开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也就比较短的三十来年的时间，现阶段，中译外不宜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

一晃五年过去，翻译界普遍认识到，文学翻译从翻译技艺角度，就如复旦大学教授、翻译家戴从容所说，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定制商品的手艺，译者也不止是被动的搬运工，而要考虑到不同文化语境、审美思维的传递。而从外部环境看，翻译也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只要跨越语言障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受制于诸多其他因素影响的综合问题。正如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安江所说，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专业人士、各类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权力势差、文化失衡等多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也使得西方读者比较依赖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资料，从而对文学做“政治化”与“伦理化”的解读。因为这样，目前最需要努力的是，培养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从而逐渐让中国文学在中译外过程中回归文学的“正途”。

倘是追本溯源，文学翻译实际上还关涉文学创作的问题。中西方都能接受的，有着某种通约性的文学原创力，是促成有效翻译的重要前提。曾任瑞典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的艾娃·艾科罗斯，谈到自己阅读阿乙作品的印象时表示，读阿乙的作品会上瘾，会一直盼望他以后出新的作品。“我觉得他的语言特别，没有多余的东西，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会很认真地不断地做修改。他写的东西在整个世界很通用，是跟人有关系、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系的。而且他的作品水准也非常稳定。”

回到文学翻译本身，正如翻译家朱振武所指出，由于文化视角的倾向，译者很容易被他者牵着鼻子走，在他们翻译的词意转换中，明显带有一定的倾向，缺少客观。另外，一些源自西方语汇的地域翻译，更多带有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视角，缺乏一定的权衡和批判意识。因此在朱振武看来，文学翻译考验着译者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和自信。无论外译中也好，还是中译外也好，都得确保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传声筒，不能导致文化认同上的偏差与误导，而是要让翻译越来越成为文化自觉的一种形式和表现。

毫无疑问，要促使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文学原创是基础，翻译品质是前提，对外出版推广也至关重要。唯有三管齐下、持之以恒，才能实现中国文学从单纯“走出去”到真正“走进去”的华丽转身。

为做到这一点，党的十八大来的五年里，中国文学出版界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不少切实的成效。就运作模式而言，国内文学出版社越来越认识到商业化运作才是文学、文化输出的必由之路。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例，从2009年开始，该社即成立对外合作部，且一直走商业出版模式的理念。同时，具体到版权输出，则坚持选择知名母语译者和海外名牌出版社这两个原则，由精品大语种带动小语种，在欧美等传统出版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及拉美地区同时推进。

而所谓走商业出版模式，以该社社长臧永清的理解，是在版权输出中，坚持售出版权，而不是送出版权。这也是该社一直坚守的底线。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臧永清看来，中国文学可以有这样的底气。他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和世界是持平的，根本谈不上落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实际上代表了世界文学对中国作家群体的一种认可。因为，跟莫言在一个等量级上的中国作家，还有好多位。可以说，我们用三十几年的时间，已经站在了整个世界文学的大平台上。所以我们在做中国文学‘走出去’项目的时候，理应有充分的自信。”

为扩大中国文学的海外影响力，该社也做了各种探索，如以影视带动国际版权的“山楂树模式”，带作家到海外宣传的“作家走出去”模式，与海外出版社合作“互译”模式等。目前，人文社在美国、意大利、拉丁美洲的编辑中心已准备就绪，日本的编辑中心也在洽谈中。今后，人文社将以签约作家海外版权作为对外版权输出的主要方向，通过“作家经纪”模式，全面经营作家的海外版权业务。通过这些努力，人文社每年的版权输出数量都有增长，目前，输出数量比对外合作部成立之初的2009年增长了6倍，输出语种二十多个，遍及世界各地。

第69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

参观者与中国展区工作人员交谈。

（新华社  图）

与此同时，就对外投资角度看，在新闻出版“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近年来，国内出版机构，还有民营书业在国外以投资、并购、设立分社等形式进一步对接国际图书市场。早在2015年8月，接力出版社即走出国门在埃及建立分社。2016年4月，新经典文化宣布投资法国菲利普·毕基埃出版社，显示了其布局国际市场，引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目标和志向。该社副总编辑陈丰透露，除此之外，未来几年，新经典文化还将在法国普罗旺斯设立中国作家创作基地，将他们推介到国际市场。此后，2016年8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功收购英国ACC出版集团。该社由此成为中国首家以并购的方式构建的具有完整产业链的跨国出版集团，也成为中国首家艺术与设计类国际出版集团。

在陈丰看来，观察其他亚洲国家的文学如何在西方站稳脚跟，对中国会是一个有益的提醒。陈丰举例表示，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和推广，持续了100年没有中断，才有了现在的局面。而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在法国的出版只是近30年的事情，更确切地说，只是在2000年后，才真正持续地在法国出版。“相比日本文学在法国的地位，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对法国读者还是相对新奇和陌生的。”以此看，中国文学最终真正走向世界，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但无论如何，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里文学翻译和出版取得的重要成果，使得中西方之间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的交流与共话，正在成为可能。作为中国文学从一味接受外来影响到逐渐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莫言展望道，只要中国作家努力地写，只要作品被各国翻译家不断翻译出去，总会有国外的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阅读我们的作品，并从中受到启发。“假以时日，也许会有国外的作家说自己受到了中国某一位作家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正如莫言所说，或许只有到这个阶段，世界文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你读我的，我读你的，大家一起来交流，来共同提高世界文学的整体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翻译和出版很可期待，但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