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今日推送《在文本中"偶然相遇"》一文。文章直面当代文学评论现场:青年作家与评论者间的"同时代性"不是什么天然馈赠,而需在思想斗争中反复争夺、创造与命名。文章强调必须破除"评判式评论"的傲慢,主张真正的文学评论应当成为作品的"重写者"——拆解形式结构,锻造阐释武器,让创作与批评在相互交织中裂变新生。在今天,文艺的土地长满了算法与流量的荆棘,唯有让评论回归"相遇"的本质,在不确定性的深渊里打捞差异的火种,方能开辟出真正的未来战场。
本文首发于上观新闻,感谢作者张高领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
作为当代文学从业者,虽然关心新作品,但我很少涉足青年作家作品评论。与研究已然经典化的当代作家作品相比,评论当代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往往意味着某种冒险。对于前者而言,研究者除了直面研究对象外,还必须重视作为中介环节的既有研究,无论是推进还是反对。突破既有研究的边界固然困难,但研究对象、既有研究与研究者之间的三方角力也带来一种稳定性。然而,评论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几乎是空无依傍地面对一个新对象,所有必要而有效的链接媒介都需要重新发明。进一步说,青年作家发明某种可言说的中介形式,又何尝不是与世界近身肉搏。作家与现实,评论与文本,彼此都在寻找自我表达的话语,在彼此视差中展现并确认自己。这种不确定性包含风险,也未必不是别开生面的智性挑战。
1956年3月15日至30日,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在北京召开。
青年评论者与青年作家似乎存在天然的亲近感、连带性,同时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紧张乃至“对立”。这种微妙的关联,更为时髦的词是同时代性。但这种同时代性并非天然存在之物,而是需要人为创造,进行辨识、区分、命名。即使生活在上海同一屋檐下的同年龄段青年,他们对上海的感知也可能大相径庭。青年作家与青年评论者之间的连带感,与其说是物理时空相近,不如说他们在社会中所处位置具有结构性的类似。在巨大的现实存在面前,思索,迷惘,然后成长。周而复始,直至停止。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这是当今青年不能承受之重。无惧失败,是这个时代最难得的品质之一。无论是青年作家还是青年评论者,都不必执着于一时的成功或失败。但成功与失败必须被重新赋予意义,使反思者足以在余烈未尽的废墟里“火中取栗”。相对于同水平作品的成功而顺畅的复制,向更高层次跃进导致的失败更值得尊重与鼓励。不过,文字背后的真诚,又从来难以鉴定。
1956年第一次青创会召开,《文艺报》刊载相关漫画。
有人说,对青年作家应以鼓励为主。这很有道理,成长路上,必要的鼓励永远是必需。但这种鼓励有时很容易滑向未经省思的称誉,所以我更愿意将其转译为尊重,发自内心的尊重。尊重作家,尊重作品。前者不难做到,因为彼此是可能相遇的同时代人,后者却容易忽视,毕竟文本不会说话。评论不是评人,而是评作品。通过文本发声,同时也让其背后的世界显影。好的评论可以沿着作家的路径以学术的语言“接着说”,但我更看重的是,以自身经验、情感与想象第二次“重写”作品。“重新说”,是对文本的创造性发明,开辟一种新的解读可能,在作者、读者的意料之外,同时也在文本的情理之中。不必做诊断,不是开药方,评论只是一种读法,阻断读与写的常规思考路径而已。“重写”即便是误读,也可以是一种精彩的误读,只要它能够带来充沛的创造性或想象力。再说,误读是可以被消灭的吗?作家认可也好,不以为然也罢,评论理应为作家提供一种陌生化的资源与路径,从而将作者意图移至某种相对化的位置,让文本被“照亮”部分获得新的自我呈现的权利。对于已完成的作品,青年作家与评论者既是同道中人,同时也彼此竞争。经验、知识不可比,但想象力和洞察力可以。彼此互为镜鉴,取长不必补短,在视差中洞见自己,各自取舍,各自抉择。
1965年,全国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现场。
对于青年评论者而言,问题在于,什么是内心所需?怎样明确所评对象值得评论?或者,反过来说,如何确定自身适合评论某一作家或作品?对于前一个问题,就是作品能否带给自己某种兴奋感。兴趣合则继续读下去,不合则不妨暂且放弃。读有所得,无论是审美享受,增广见闻,还是松动先见,扩充新知,都很值。若无这种享乐主义打底,我不知真正的艺术欣赏从何谈起。对于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兴奋感可否长久,是不是忍不住有话说。更重要的是,这种兴奋感是否可以“翻译”。不是所有激动内心的感觉都可以言说,尤其是“翻译”为学术语言。有幸遇到令人激动的作品,尽可以逢人说项,但未必要动笔。
1986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期间,来自祖国各地的维吾尔、朝鲜、白、哈萨克、彝、蒙古、藏、满、柯尔克孜、仫佬等民族的作家欢聚一堂。
倘若遇到不可抑制的兴奋感,那么“翻译”工作也有三个参照点。首先是“无我”。众所周知,百分百的客观性几乎不可能。所谓“无我”是尽可能地放松身心,卸去警惕,以好奇心为指引,不预设产出为目的,允许自己与陌生的对象“偶然相遇”。向不确定性开放,在陌生对象中建立新的链接点,灵光一闪,也许意味着自身能力和知识边界的延展。其次是“有我”,高度重视自身主观性,调动所有的感官、知识和想象力,以写作为最缜密的思考,在对象中重新发明一个独属于评论者的新世界。所得判断未必精确,但必须是切身所感所想,并以此为进一步思考的对象。写作不是出于某一外在目的,它不附属于作家,甚至不从属所评作品,完全是为己。若无足以自我愉悦的“私心”,如何在复数的世界面相中锚定自己,又何处赢得读者的信任呢。最后是“见他人”。写作过程中的为己可以完全是私人性的,但公开发表则必须高度重视读者。学术文字自然有其独特的文体规定性,但尽可能地对读者尤其是普通读者友好。写一篇普通读者也能读得懂的文章绝非易事,有时曲高和寡不过是自我矫饰。若同样读过作品的非文学专业者也能得其三昧,一篇评论才真正是想得透彻说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