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区域史作为中国21世纪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方兴未艾，出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对区域的界定有多种，可以是地貌区、文化区、行政区、经济区，甚至军事区、宗教区，但以地貌区与文化区构成的大区域则是时下学者研究区域文化史与历史地理的常选。区域史与地方史有差异，但更多是重合，是大与小的关系。当然在研究范式上，现代区域史与地方史已经与传统方志式研究有很大不同。比如江南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主要代表区域，江南史在近些年被广泛书写，成为明清中国历史书写的主要增长点之一，亦可看作地方史繁荣的一个例证。然而，如果摆脱现代史观，从宏观的大历史来看，基于当代史学而非传统方志的区域历史书写依然不够丰富。在这里并非是要号召一种各自为政的区域史，而是在充分考虑中央的主导或纽带作用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对各区域发展的内在历史逻辑的思考，这有助于理解为何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得以建立并持久延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强教授团队编写的这部《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
此书以唐宋历史为大背景，大量运用前人较少注意的史料，分别论述巴蜀地区的城市、乡村、社会结构等。《华阳国志》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大区域史经典著作，记载的核心正是巴蜀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与人物。在现代学术史上，广汉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发现轰动海内外，1941年卫聚贤在重庆《说文月刊》上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巴蜀史的研究从此开始，至今已经走
过80余年的路程。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多位学者编写的多卷本《四川通史》，李敬洵先生的《唐代四川经济》，贾大全先生的《 宋代四川经济述论》，邹重华、粟品孝主编的《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等，都是巴蜀文化研究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尤其是四川社科院组织编写历时长达 20 余年的大型区域文化通史《巴蜀文化通史》，更是新时代巴蜀文化历史研究的里程碑式重大成果。尽管如此，巴蜀社会历史的研究仍然留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唐宋这一中古重大转型时期的巴蜀社会历史研究仍然几乎是一片空白。《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首先是一部区域断代社会与人文地理史，该书充分借鉴了区域史、城市史、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围绕特定时代中的“人”“物”及“人的日常”，从“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及民众“游娱活动空间”等层面进行考察，将“人”“物”更加鲜活地还原到了唐宋时期的历史场景之中，丰富了我们对巴蜀社会的多元认知。
同时，这是一部翔实的巴蜀断代史，提供了前人未曾注意到的许多史实细节和思考角度，对我们理解唐宋及其社会转型亦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正如上文所说，宋以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并不是哪一个单独的区域可以主导建立的，而是各个区域既有各自内在发展逻辑又持续互动才成就的。本书对于理解这一进程亦有帮助。
唐宋时期，在四川盆地边缘地带还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蛮夷，他们与巴蜀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审阅该书初稿时，就坦诚地提出既然此书开篇就已提到中国古代两种政治地理的“分块式”和“圈层式”结构，接着又提到蜀地与吐蕃、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巴蜀是如何以圈层式结构规范境内汉蛮关系的，也应当有所交代。第一章关于地缘政治形势与政区变动完全不提唐宋巴蜀社会中的羁縻州县治理制度，是不完整的。希望今后对这部分能够继续深入研究，力臻趋为完璧，这对当今倡导的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研究，也是有益的。
一年前我审阅过《唐宋时期巴蜀社会及其治理》一书初稿，在充分肯定
其学术价值的同时也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近日该书即将出版，马强教授来信索序，作为从四川走出多年却一直关注家乡的学者，我对此书本还有不少引申的话，但因我近来忙于广东“三交”史料汇编等工作，实在无暇再撰写一篇长篇序言，就简单地写上几句，表达一下我的主要看法。是为序。
郭声波
2024 年 10 月 25 日
（文章为本书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