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古老的传统中，教育者想要塑造出什么样的人，他们塑造人的动机又是什么，都是由“道”规定的。教师们本身也受“道”这种规范的约束，不能违背。他们不是按照自己选择的样式来塑造人，而是传递自己曾接受的东西。他们将年轻的新人引向人性之谜，这奥秘将笼罩在学生头顶，就像曾凌驾于教育者们头上一样。这曾经就像大鸟教小鸟飞翔。这种情况将会被改变。现在，价值只是自然现象。在学生心中培养价值判断正是塑造的一部分。无论“道”是什么，它将是教育的结果，而非动力。决定者已经不再受其影响。这是人类征服的又一部分自然。对于他们来说，人类活动的终极动力将不再由外界给予。他们已经放弃了——就像电流一样，决定者的功能是控制，而不是服从。他们知道如何创造良知，并且将决定创造何种良知。但他们自己身处其外，或者说，身处其上。我们考虑的是人类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现在最终的胜者已经产生了。人性已经被征服——当然，也是已经征服了，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理解。
届时决定者将会根据自己的考量选择将何种人造的“道”应用于人类之中。他们将是人类行为的动因，将是动力的创造者。但他们将如何驱动自己？
也许在一段时间内，他们可以被头脑中存留的古老而又“天然”的“道”所驱动。于是，起初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看作是人性的仆从和守护者，并认为自己有“责任”让它向“善”的方向发展。然而，他们仅仅是出于一种误解才得以维持了这种状态。他们认识到，正是现在他们能够控制的某些过程导致了“责任”这个概念的产生。他们的胜利完全在于这样一种状态上的转变：从必须遵循那些过程行事，到将其作为工具使用。现在他们将不得不对诸多问题做出决定，其中之一便是，还要不要对其他人进行控制，从而使我们保持对责任的原有理解和一贯反应。责任如何能帮他们做出决定呢？责任本身正站在被告席上，它不可能同时做法官。而“善”的处境也并没有好多少。这些决定者非常了解如何才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制造出对“善”的诸多不同定义。而问题是，他们应该制造哪种善，如果他们真的要制造的话。没有任何关于善的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在比较的过程中，抱定其中一个对象，并将其作为比较的标准，这样的行为实属荒谬。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决定者所面临的困难根本是被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另一些头脑更简单的批评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假设他们是这样的恶人？”但是，我并不是在假设他们是恶人。确切地说，他们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如果你愿意，可以这样理解：他们是这样一群人——放弃了自己在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献身于“决定今后何为人性”这一事业。“善”和“恶”用在他们身上只是没有意义的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意义恰恰来源于他们的决定。他们面临的困难也并非子虚乌有。我们也许会认为如下说法也可以接受：“终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想要的或多或少是相同的东西：食物、水、性交、娱乐、艺术、科学，以及个体和种族尽可能长的寿命。让他们简单地声称这些就是我们凑巧喜欢的东西，并且继续把人类塑造成最可能产生这种喜好的样子吧。有什么不妥吗？”但这并不令人满意。首先，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这一论述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确实都喜欢相同的东西，究竟什么动力可以驱使决定者无视轻松的解决办法，却奋力工作以便使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可以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他们的责任吗？但责任恰恰属于“道”。他们可以决定将这“道”强加给我们，而自己却不受其束缚。如果他们接受“道”，他们将不再是良知的创造者，而仍是它作用的对象，那么他们对于自然的最终征服也就没有真正发生。保护人类这一物种可以作为他们的动力吗？但为什么这一物种应当受到保护？他们面前的问题之一便是这种对后代的感情是否应该延续下去，而他们完全了解这种感情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无论他们回溯多远，或后推多久，他们都不可能找到立足之地。无论他们试图按照何种动机行事，都会犯窃取论题的逻辑谬误。[10]并不是说他们是恶人。他们根本不是人。踏出“道”之外，他们也就踏入了虚无。受他们决定的也未必就是不幸之人。他们根本不再是人，而是人造的产物。人类最终的征服被证明是对人类自身的废除。
但决定者还是会行动。刚才我说他们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其实，我应该说是除了一种动力之外的所有动力。所有号称有效的动力都无法驱动他们，除非是他们在某一特定时刻所感到的情绪强度。除了“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1]，其他任何的动力都已经被推脱了。然而，不追求客观性的事物是不可能被主观主义毁灭的。有些因素会使我的正义感、荣誉感或对后代的关爱消失，但我痒的时候就有挠痒的冲动，好奇的时候就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不会因为那些因素而消融的。当所有追求“善”的动力都已经被揭穿，剩下的就是“我想要”。它不可能被戳穿或被“看透”，因为它从不掩饰。因此，决定者最终必然落入单纯地被自己的意愿驱使的境地。这里，我并不是在谈权力的腐化作用，也不是在担忧我们的决定者会在这种作用下堕落。单是“腐化”和“堕落”这两个词已经暗示了某种价值准则的存在，所以它们在这个语境下是没有意义的。我想要说的是，立于一切价值判断之外的人，只能依据自己冲动的强度在几种冲动中进行选择。除此之外，他们无可依靠。
我们可能会希望，在已经不存有任何“理性”或“灵性”动力的头脑所产生的冲动中，总有一些冲动是仁慈的。这种愿望的产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本人非常怀疑，在剥除了“道”灌输给我们的对仁慈冲动的偏好和鼓励之后，在变得仅仅依赖其自身作为心理事件的自然强度和频率之后，这些仁慈的冲动是否真能有多大影响。我非常怀疑，历史上是否曾有任何一个置身传统道德约束之外却获得了权力的人曾以仁慈的方式使用权力。我倾向于认为，决定者会仇视被决定者。虽然他们认为他们在我们这些对象身上制造的人工良知只是一种幻象，他们仍会察觉到，这种人造的良知为我们创造了一种虚幻的生命意义，这使我们的生命优于他们毫无意义的生命。他们会忌妒我们，就像太监忌妒男人一样。但我并不坚持事情必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因为这仅仅是个推测。但如下事实却不仅是推测：连我们获得这种“被塑造出的幸福感”的希望，也寄托于通常所称的“随机事件”上。在这种随机事件中，仁慈的冲动总体上主导了我们的决定者。因为，在失去了“仁慈是好的”这一价值判断之后——也就是，没有回归于“道”之中——决定者没有任何根据来提倡和维护这种仁慈的冲动（而不是其他的冲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根据逻辑，他们必然只是不加选择地服从冲动，而这冲动是随机产生的。这里，“随机性”便意味着自然。决定者的动力将来自遗传、消化、天气和各种联想。他们那种“看透”一切“理性”动力的极端理性主义使他们变成了一种行为完全非理性的生物。如果你不愿意服从“道”，也不愿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屈服于冲动（长远来讲，也就是屈服于纯粹的“自然”）是唯一可能的出路。
注释：
[1]sicvolo, sic jubeo，语出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公元1-2世纪）。——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