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篇“底层写作”的刷屏文。编发的媒体编辑，在“导读”里写道：“她像位人类学家，写下村庄里的、家族里的、北京城郊的、高档社区生活的故事……”
看得我心里一阵悲凉：人类学家就那么好当啊？写写自己目睹耳闻的故事，就能“像位人类学家”，那要人类学家来干啥用呢？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悲凉的说法呢？原因是两重的：一是很多老百姓包括媒体编辑也不很清楚人类学家是干嘛的；二是中国的人类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不够专业不成熟，也难怪“老百姓瞧不起社会科学学者”。
▲ 马林诺夫斯基，第一位亲自在当地长期研究，并以客观的民族志材料取代过往充满研究者主观论述的人类学家，故有人称他为民族志之父。
不信？读读《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
如果把“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当作一个社科课题来研究，首先我们需要定义“科学”、“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这几个关键词。
本书作者正是这么干的。他考察了“科学”的词源与各种权威解释，总结出科学的定义：科学是解释可观测、可测量的自然存在事实的一套系统方法。它有三大特点：以事实为依据，以方法为手段，以解释为目的。
那么社会科学呢？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群体生活方方面面知识的领域，它是研究人以及由人组成的社会和与其相关的制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物理学、法学、新闻传媒等领域。
▲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乔晓春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2
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在哪里？跟自然科学相比，那是研究对象的差异，一个研究自然环境，一个研究人类社会。跟被强行划在同一大类的“人文学科”（注意不是“人文科学”，没有那种东西）相比，“在真善美中，科学是研究‘真’的，人文是研究‘善’和‘美’的”，“社会科学强调的是‘发现’而不是‘创造’，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存在的既定事实，这些事实不是人创造出来的，人只能去发现和揭示这些事实”。
重点来了：科学的成就可以被老百姓在生活中间接使用，便不能被直接用来欣赏。所以，社会科学不能吃。
问题也来了：那如果非专业的人读了几本书，会写长篇文字，就能“像位人类学家”，这说明什么？显然，这只能说明“中国社会科学还不够科学”。
哪里不够科学？作者分析道：一是做研究“不用数据（Datafree）”，靠哲学式的思辨做研究，“人家是用被证明了的结论或理论来解释社会，而我们在用没有被证明过的假设或理论在描述社会”。二是中国学者出名一般不是通过媒体，就是通过政府，所以中国社科学者的学术水平，不是被学术共同体确认的，而是由政府和媒体来确认的。
这两者结合起来，后果是相当可怕的。如果学者心心念念的，都是“迎合”二字——不是迎合政府需求，就是迎合媒体与公众喜好，这研究还能做得“科学”，兔子都不会信吧？
作者是做人口研究的，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在1980年之后的“计划生育时代”，农村是“一个半孩子政策”，即如果头胎为女，可以生二胎，也有一些试点地区实行“二孩政策”。“为了能够推动政府尽快实施‘普遍二孩’政策，并证明在‘普遍二孩’政策下生育水平也不会很高”，有学者找了五个“二孩政策”试点地区，与五个“一孩半政策”的县市作对照，最终的结论是：“二孩政策”地区的生育率普遍比“一孩半政策”地区的生育率低，从而得出结论：国家放开“普遍二孩”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不会很高。
这当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论，论证看上去也很严谨。但它违反了一个基本常识：如果选择的对照组合适，生育政策宽松地区的生育率一定要比生育政策严格地区的生育率高。出现这种错误，关键在于对照组不适合。合适的对照组应该是：除了生育政策不同，对照地区的其他人口和社会经济指标、管理工作水平等都应该与研究地区相近或一致。因为世界上普遍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生育愿望较低。而且，政府此前对“二孩政策”试点区的选定与保持，本身就考虑到该地区的生育水平较低，计生工作较好。拿这些地区来证明“普遍二孩”不会提高生育率，就是一种“选择性偏误”。
事实上，中国的社会科学，无论是从业者素质、体制限制与刺激，还是学科的设立、成果的评估、后勤的保障，都是干扰因素奇多，而推进社会科学发展的力量相对微弱。最后作者感慨道：“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目前我们还不足以回答‘多远’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社会科学长期徘徊在不科学的路上，而并未真正步入科学的正轨。”（P291）
这就好象一个人一直在往通州走，却不断地问自己离故宫还有多远。
《中国社会科学离科学还有多远？》剖析了现状，呈现了危害，介绍了方法，批评了机制，理路清晰，举例生动，我觉得每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还有希望了解社会科学为何物的公众，都应该来读一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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