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历史学的前沿问题、理论面向与研究路径——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访谈

吴世文（以下简称吴）： 近年来，互联网历史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就在2016年，《互联网历史：数字技术、文化与社会》（ Internet Histories: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e and Society ）杂志创刊。两本重要的编著 The Web as History: Using Web Archives to Understand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rügger & Schroeder，2017）与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Global Internet Histories （Goggin & McLelland，2017）在2017年出版。请问互联网历史研究在国际学界有何发展？

杨国斌（以下简称杨）：我感到互联网研究界现在对于历史很是关注。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一是要从美国中心主义向多元的、全球的互联网历史转向。因为互联网的诞生与冷战期间的美国军事研究有密切关系，而且最早在美国获得发展，所以谈互联网历史往往是以此为起点，讨论其如何扩散，并且往往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这个美国中心主义的倾向正在改变。

另外一个观点，是要从互联网技术史的研究，转向内容与文化的研究。比如，研究中国互联网的文化或是日本的，或是韩国的、英国的、德国的，你就一定会看到互联网历史是多元的、复杂的，会受到在地的社会历史等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因此，我们研究中国互联网历史，实际上对全球互联网历史学也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而且是全球互联网历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众所周知，中文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影响格外大。

吴： 互联网首先是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但是，阿巴特（Janet Abbate，2017）提醒我们，需要从“技术、使用与地方性经验”的维度重新定义互联网。这意味着，互联网使用的地方性经验或者说区域性的互联网不容忽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互联网历史研究在美国和欧洲比较兴盛，但是在全球其他地方的发展还不足。对于中国互联网历史的研究，您观察到有哪些开端或发展？

杨：互联网历史不是现在提出来的新研究领域，其实国内一直都有人在做，但是各有各的方法，各有各的侧重点。比如较早关注红客、网络民族主义的海内外学者有闵大洪、邱林川、周永明、吴旭等。从文学史的角度关注网络文学的，有国内的欧阳友权、国外的贺麦晓（Michel Hockx），我自己也写过相关的文章，把中文网络文学的历史追溯到早期的海外中文网站。此外，从历史发展角度，关注网络与社会抗争及民间社会发展的研究，也有不少。 这些早期的研究，多少会触及当时的网络发展状况，尤其是对早期BBS的历史和文化，都有所勾勒，如今应该算是难得的历史资料了。胡泳出版于2008年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胡泳，2008），就专门有一节讨论各类早期的网络形态，从电子邮件组、BBS论坛、聊天室到博客都有。我在2003发表的几篇关于互联网与公民社会的论文里，也有不少早期BBS论坛资料的呈现和分析。后来在2009年出版的《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Yang Guobin，2009）英文版中， 每一章也都融进了一些互联网历史的叙述。最多的一章是在讲网络社区这一块儿，用了一部分我当时所收集的互联网历史材料。

专著方面，我想彭兰教授写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彭兰，2005）应该是国内第一本比较系统地讲互联网历史的书，但是它的侧重点是把互联网作为媒体。书里面也讲到了一些论坛、一些大的事件，并在写作的过程中引用了很多当年论坛的帖子。这实际上保存了一部分已经消逝的互联网历史，现在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一本书，书名是 《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刘华芹，2005），也是一本非常好的实证性著作，作者刘华芹是人类学者。天涯社区在早期中国互联网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刘老师写的天涯社区是早期的，还没有改版之前的。该书对早期的论坛、帖子等做了系统的资料收集与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也为我们保留了很多珍贵的网络历史资料。

吴： 互联网及其包含的范畴、内容都比较复杂，既有技术的和结构的因素，又有文化的和使用的要素。这给互联网历史研究带来了挑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切入？

杨：我觉得应该以网页和网站作为基础，切入研究互联网历史。网页、网站应该是社会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我们在谈论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历史的时候，不能不研究网页，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网页记录与反映社会。网页一方面记录社会，一方面也反映社会的变化。比如网易早在1997年就提供免费个人网页，当时很多人开始接触网页，做自己的网页。当年的很多个人网页有点像公开的日记，非常个性化。再比如2016年的雷洋死亡案，在这个事件产生的过程中，网络上留存下来的帖子，相当于原始档案。因此，我们在网络上发帖子，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一种记录，这些帖子是历史的一个部分，同时在创造和反映历史。

二是网页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所有网上的东西，比如文学网站、民间环保网站等等，都是社会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是网页改变社会。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网页、网站、网民、网络话语、网络事件、网络大V，甚至网络谣言等，都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一种力量。我们且不说网络事件是如何影响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也不说网络文学如何影响了当下的网络文学产业以及网络表达机制，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改变。

吴： 您提出从网页或网站入手来研究互联网历史，这很有必要，也令人耳目一新。不过，网页和网站非常之多，而且容易消失，如何去研究它们呢？

杨：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可以按内容选择，比如我对环境保护和网络文学感兴趣，便有选择地保存环保组织和网络文学的网页内容。也可以按办网站的单位或个人来选择，比如政府网站、商业网站、个人网页，等等。还可以按事件来选择，比如在网络事件发生的时候，选择保存论坛上或微博上的相关互动内容，等等。

如果网页和网站还在运转，内容还在，还好办一些。难度较大的是很多网站已经消失，相关的资料难以还原或不复存在，那怎么研究。应该从现在开始，就有这样的意识，网站随时会消失，因此随时应该有针对性地保存内容，就如同保存了历史。

如果把网络历史想象成一本大的历史书，网站关闭或网页消失，就如同这本书的页码被撕掉，有人会写悼念文章。在网络空间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百度空间消失了，会有人写哀悼百度空间的文字；博客被关闭了，会有人写沉痛悼念我们的博客；北京大学原来有一个BBS叫“一塌糊涂”，它被关闭之后，有人写“悼念糊涂”。这些悼念性质的文本，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网页或者网站的材料。

说起哀悼网页或网站，有必要谈谈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两本著作，一本叫《友爱的政治学》（德里达，2011），另外一本叫《追念集》（ The Work of Mourning ）（Derrida，2001）。德里达在世的时候，跟不少大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好朋友。每一个朋友去世，他都写一篇长长的哀悼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书，名字就叫《追念集》。这本书的编者导言已有中文翻译，李公明先生曾在《东方早报》上写过介绍性质的文章（李公明，2013）。德里达在写这些文章时，思考了怎样来写哀悼文章，或者说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应该怎样悼念去世的朋友，或者悼念一段历史。

这本书的编辑是在德里达去世以后，编者在序言里把德里达的哀悼性文章归纳为一种“哀悼政治学”，建立在德里达的友谊法则之上。那友谊的法则是什么呢？一个朋友总要先死在另一个朋友之前，幸存的那个朋友就有了悼念死者的责任。这是德里达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友谊法则。

但是，当你真的去写文章悼念朋友的时候，困难就来了。德里达讲了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他认为沉默与发言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表示沉默，因为你要哀悼去世的朋友。但是，发言也非常困难，因为当无法不发言的时候，必须要充分地警惕发言中的私心和失实的危险，尤其是利用死者的危险与自恋的危险。

第二，在哀悼去世的朋友的时候，往往大家赞美之辞较多。德里达认为，不应去漂白友谊中充满黑暗色彩的部分。比如他在哀悼福柯时，也会把各自的分歧讲出来。但这并不是盖棺论定，而仅仅是把分歧讲出来，呈现给读者，希望提供新的化解矛盾的可能。第三，在悼念中必须有问题意识。对朋友及其作品致敬的方式，是“不仅见证它所教给我们的东西，而且见证它所开启的问题，它所留给我们的问题”。德里达认为，“我们是这些问题的后裔，要为这些问题负责。只有通过回忆这些问题，回到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有一个未来。”（Derrida，2001:154）

我认为这些思想可以用来“观照”我们对于互联网历史的书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经营不良、技术更新换代等，每天都可能有不少网站关闭，这是互联网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网站给大家的记忆格外深刻，因为它是当年非常活跃的社区，或者很多人在那里有大量的情感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写一些悼念性质的文章。

悼念网站和悼念朋友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来探讨部分互联网历史。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个假设：假如我们用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去谈论互联网历史的某个部分，那么，我的出发点就是设定网站是否等于朋友？如果网站不等于朋友，那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德里达的友谊法则、“哀悼政治学”挪用来考察互联网历史。但是，如果网站的确可以作为朋友来看待的话，那就有可能把那些原则和理念借用过来。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有责任与义务去哀悼比你先去世的朋友。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网友在记忆消逝的网站时，确实把网站作为朋友对待（Yang Guobin & Wu Shiwen，2017）。

吴： 网页或网站的数量非常庞大，有关互联网历史的研究资料也有很多，那么，应该从何入手获取研究资料？有哪些资料可以收集与使用？

杨：资料的种类应该很多。首先，比如像《互联网周刊》、《网络传播》这类报刊、杂志上有很多相关内容，经年累月，有很多可资使用的历史资料。第二，网络上散落着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比如网上的帖子、文章等。

第三，早期的邮件组内的通讯、简报等，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如1990年代中期开始建立的专门交流互联网技术的邮件组CINET-L Newsletter（China Internet Technical Forum）、讨论CERNET建设的邮件组ICC-L，等等。我手头有一份1995年6月18日的CINET－L的通讯，第一篇文章题目是“热气腾腾的冬天——中国交互网一年回顾”。光从题目看就很有意思，说明那时候互联网还有一个别名是“交互网”。

第四，国内外出版过不少学术性的文章和著作，里面常常有可参考的网络历史资料。除了上面提到的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之外，如刘连喜（2007）的《新媒体论——CCTV.com的第一个十年》，勾勒了CCTV的网络历史；雷蔚真（2012）的《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里面关于跨国字幕组的资料，等等。

第五，除了学术性的著作，国内还出版过一些类似于文集、汇编、访谈之类的书籍，也保存了不少网络历史资料。我的书架上就摆着 《我点击我存在》（2004）、《无厘头文本——网络时代的愤青》（2004）、《闪客江湖》（2006）、《超人气论坛大搜罗》（2006）、徐静蕾的《老徐的博客》（2006）、林木编著的《网事十年——影响中国互联网的一百人》（2006），等等。

第六，是研究者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访谈，搜集口述历史资料。我从微信上看到，方兴东先生在做口述历史的工作，应该说是功莫大焉。最后，历史学家依赖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互联网史家最重要的资料，也应该是互联网档案资料，包括网页、网站资料。

吴： 正如您所说，史学家依赖档案资料来研究历史，如何获取和保存档案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互联网历史研究的一个挑战。对于数量庞大的网站和网页，如何保存和建立档案？

杨：互联网历史研究跟传统的历史研究一样，一定得有档案资料。我认为现在尤其要强调当我们非常关注互联网发展状况、互联网政治、互联网文化时，还要考虑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建立档案。虽然互联网档案建立的难度非常之大，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把收集资料的过程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这样读者也会知道资料收集的努力与局限。

在国际上，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做了很久。有一个国际组织叫“国际互联网存档联合会”（International Internet Preservation Consolidate），不少国家的很多机构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中国国家图书馆也是它的会员。联合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探讨如何保护、保存互联网空间的资源；二是如何开展这方面的档案研究。

美国圣母大学研究中国网络文学的贺麦晓教授，给我推荐了一篇介绍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的文章，题目是“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络资源保存的实践与探索”（张炜、敦文杰、周笑盈，2017）。

文章提到，目前国家数字图书馆全面保存的网络资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党中央各部门及直属事业单位网站；全国人大、政协，以及其他与国家立法、决策相关机构网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国务院各组成机构及其直属单位和行业协会网站；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网站；中央级社会团体网站等。重点保存的网络资源包括：我国经济领域重要机构、组织、研究单位网站；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机构网站；我国历史文化、传统艺术、地理人文、科技科普、国学研究类网站和专题；国家一级博物馆、省级及以上主要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等公益文化类机构，以及重要图情组织机构网站；我国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纪念馆及专题网站；我国社会保障、劳动就业、人才法律、人口健康等领域重要机构和网站；国土资源监测与利用、环境气象、生态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的重要机构、研究单位和专题网站；国家重大项目和工程建设网站；国际重要组织机构、国外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官方网站，及其公开发布的重要文件和资料等（张炜、敦文杰、周笑盈，2017）。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而珍贵的网络档案资料，但是缺少的是普通网民的网络生活和交往的资料保存。有心的研究者，可以从下载、收集、整理、保存普通网民的网络资料出发，为自己的研究做文献储备。保存网页、网站的资料都是重要的手段。

吴： 历史对于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价值。“论由史出”，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发展理论与方法？

杨：我主要谈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historicity），二是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

对于互联网自身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叙事，我们可以用传统历史叙事的一些方法来做。而历史性（historicity）与历史叙事不同，历史性就是任何事情都会有它的历史，比如互联网发展到今天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只有研究它的历史性。

我是社会学家，但是社会学家跟历史学家中间没有隔着座大山 。社会学有一个重要的领域叫“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某某事件按照它的时间顺序，通过叙述方法呈现出来它的发展，它与社会、政治等其他条件的纠葛（figuration），就有可能发现如何解释这个事件。所以历史本身就是它的叙事，而且带有一种解释性。

互联网研究产生了很多概念和理论，任何理论与概念都有它的历史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理论和概念是不变的真理，它们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我们理解概念，应该分析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被使用而且开始流行起来，为什么其他的概念没有流行起来。这是它的历史性。因此，在互联网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考察概念与理论的历史性。

吴： 强调概念的历史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使用概念，能否请您进一步解释一下？

杨：在互联网研究中，新概念频频出现。如果在使用时没有充分辨析，不考察概念的历史性，则容易导致概念的使用混乱不清，甚至是混淆视听。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威廉姆斯，2005）一书，讨论了概念的历史性。他在书中对现代社会的核心概念做了历史性分析，揭示出词语背后的社会情感结构。

在国内，关于传播思想和观念史的研究，已经有一些重要的作品出现，比如刘海龙教授关于宣传概念的研究（刘海龙，2013）。但对于跟互联网和新媒体相关的概念史研究，文献还不太多。我最近看到的是北京大学胡泳老师和陈秋心写的《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Hu Yong & Chen Qiuxin，2017）。

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研究，国际传播学界对互联网和新媒体概念的历史性的关注，已有较长的历史。例如，对互联网和数字文化关键词的关注。2016年出版的《数字关键词：信息社会与文化关键词》（ Digital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Benjamin Peters，2016）一书，秉承威廉姆斯对关键词的分析方法，由25位作者对各自选择的一个关键词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是互联网和数码文化研究者对本领域的关键概念进行的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

我选的词是“activism”（Yang，2016）。当时在写activism的时候，我对比了一下，威廉姆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里面是没有activism这个词的，他那本书里有“radical”这个词，也有“革命”“暴力”“解放”这些词。《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于1976年出版第一版，那时候正好经历了1960年代全球性的革命运动，所以这些词就很自然地成为其书中的关键词，因为这些词反映了那个时代。而activism居然不在它的关键词之列，我想为什么威廉姆斯的时代没有activism，而现在activism被使用的越来越多了呢？这就提出了一个研究问题。

吴： 您前面提到，互联网历史研究还涉及到历史叙事的问题，请问如何理解这个方面？

杨：首先，所谓叙事，指的是描述与解释。谈论历史叙事的时候，常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描述性的叙事与理论解释之间的关系。1990年代初，历史社会学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内部发生了很多争论，历史学家认为社会学家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历史事件就空谈概念，而社会学家则认为历史学家仅仅是在描述，没有大的理论发现。对于历史社会学来说，就是要解决这些争论，在描述性的叙事与理论解释之间取得平衡。

第二，历史分期问题。谈论互联网历史，是否需要分期，以及如何分期，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有的学者不主张分期，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的历史书写中，分期会有一种线性思维主导的嫌疑。

第三，个人与社会。谈论历史叙事总是会谈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英国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法国的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们的理论之所以影响比较大，是因为他们努力打破个人与社会的二元结构，并努力建构二者新的关联。

吴： 您在这里讲到了宏观与微观的问题，那么在中观层面，应该如何去开展思考？

杨：早期的历史书写，常常是大历史比较多，但是历史学家这些年好像摆脱了大历史的写作框架。我记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老师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早期的大历史写作早已过时。在如今的美国历史学界，如果想在博士毕业后找到一个教职，那必须是写微观历史，即必须找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问题，写成一篇大的博士论文。那么，你就成了这个小问题的专家。不少人现在可能主要还是在做微观历史。微观历史虽然做得细、做得深，但是有时候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社会意义。

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重新意识到，一方面要把一个问题做得很深入，另一方面也还是需要讨论重大问题。因此，他们提出来应该发展中观（mid-picture）的历史书写。我觉得这对于互联网历史研究是很有启发的。通过案例研究，看到一些大问题。或者研究小的现象，但是在切入这个现象之后，还能够将这个现象跟大的问题勾连起来。同时，主张中观历史书写的学者也认为，当下的历史学家写微观历史写得很深，但是最后只有几个专家看那本书，别人不看。这就失去了历史书写的公共意义。因此，历史还是要写的能够让大众阅读，不能用太多专业术语。我觉得社会科学的著作，也应该能够让大众阅读才好。

我非常认同这样的主张：通过案例研究，思考大的主题，并能让大众阅读。如果互联网历史书写可以从一个案例出发来揭示大问题，另外不要用太多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写出来的文字能够让大家都读得懂，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一种历史书写。

吴： 关于互联网中观历史书写，您有什么推荐的文献吗？

杨：我推荐一本书， 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 （Fred Turner，2006），2006年出版，作者Fred Turner是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系的教授。在书中，他以一个人以及一本杂志为核心，通过个案分析，呈现出1960年代美国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如何发展到1990年代的互联网文化。这本书写得很有趣。书中有故事，可读性强，同时也揭示了大问题。

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1960年代反越战的文化中，计算机代表了冷冰冰的、非人性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dehumanization）和官僚制度。为什么这样的技术，到了1990年代，反而成为个人赋权、共同体、团结、合作精神的象征？信息技术的文化意义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作者描写了一群人以及他们创办的刊物。反文化里面有两种人，一种积极参加反越战游行抗议，另外一种主要开展反文化活动，他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读书，读控制论，读麦克卢汉关于媒体的一些著作，读系统论，等等。控制论、系统论在他们这群人中就成为一种风尚，于是他们开始设想一种新的世界愿景，而这个愿景就是系统论跟控制论所描摹的。在这种条件下，信息系统可以把人们连接起来，使世界成为更加和谐的世界。因此，他们开始设想如何朝着这样的愿景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