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数据显示：
2014年开始我国结婚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
2013年是1346.93万对，2018年是1013万对，2019年是927万对，2020年814万对，2021年763万对，2022年683万对，创下1986年以来新低。
与2013年相比，
过去的9年，我国结婚人数下降了49.3%。
通过观察最近5年数据发现，结婚人数一直呈下降趋势。
即便是作为疫情放开后第一年的2023数据似乎也不是太好看。
根据多地公布的520婚姻登记数据（2023），当天共结婚登记12450对，“跨省通办”结婚登记1813对，而去年520当天共有20892对新人登记结婚。结婚人数有明显下降。
广东是全国人口大省，又是年轻人口集中地，它的数据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截至2023年5月20日18点，四川当天办理结婚登记1.6万余对，而去年是2.5万余对。福建省当天共计结婚登记6270对，去年是10159对。
可见，结婚人数的下降有一定的规律性，而非偶然。
究其原因无非是几点，一是年轻人思想观念的改变，结婚不再是必选项，而是可选项。二是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幅提高，有能力独立生活。三是生活成本上升，育儿压力大。四是婚育年龄推迟，多数年轻人晚婚。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之下，年轻人口减少，适婚人数减少。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其中，202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约14.9%。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时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显然我国已经达到这个标准。
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之下，年轻人口降低，适婚人数逐渐减少。另一方面适婚人数逐渐减少，大量的年轻人晚婚晚育，甚至有的不婚不育又一步加剧了老龄化压力。
2022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28004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9.8%。按照预测，中国老龄化率在2023年肯定会超过20%，大概在2035年超过30%，2054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会达到5.2个亿，超过40%。
由此，必将产生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
根据201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2019年养老金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在保留现在财政补贴机制情况下，到2028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将出现缺口，达到负1181.3亿元。根据预测，到2035年左右，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积结余或将耗尽。
我国养老体系主要有三大支柱，一是基本养老金，也就是我们在社保里必须交的养老金。二是企业年金，一般是效益较好的企业高管才能享受到。三是商业养老金，自己在保险公司购买或者有个税抵扣的个人养老金。
目前我国居民养老主要还是靠第一支柱，第二、第三偏低。但单纯依靠社保养老依然不足。2022年，我国养老金替代率已经降至44%左右，相当于退休前工资是10000元，退休后工资只有4400元左右。
解决养老金压力问题。一方面要增加第二、第三支柱的比重。另一方面要提高养老金收益率。
以社保交的养老金为例，2008年-2015年上涨10%，2016年6.5%，2017年5.5%，2018-2020年是5%，2021年是4.5%，2022年是4%，2023年是3.8%。逐年下降。
商业养老金方面，养老保险预定利率从原来的4.025%降到3.5%，再降到现在的3.0%，同样是一降再降。
养老收益率下降主要原因是市场利率下行
，从经济学角度上考虑，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市场利率就越低。因为老年人口的比例越高，消费、投资的欲望就弱，借贷的活动同样减少，银行资金供大于求，资金价格下降，利率下行。
如何破局？
利率的下行理应对应着股市的上行。
一是储户不堪忍受存款越来越低的收益率，被迫转权益类资产。二是资金的价格越低，股市投资的成本就越低。特别是低利率往往会有通胀，当产品涨价的时候上市公司的业绩往往会有提升。
观察欧美等成熟经济体，其养老金在股市的资金池里占比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