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床｜蔡逸枫

本文首发于小鸟文学第四十卷。

我第一次晕床是在九岁，症状强烈，可并不是毫无征兆。当时天气一定很热，因为既然我穿着短袖短裤出门踢球，肯定是个夏天了。我抱着一颗足球就跑到楼下找我的同学。这里要先介绍一下我们小区的布局。作为第一批政府规划的移民住房，这个小区有四个单元块，寓意国泰民安。我和我喜欢的女孩都住在金国里，踢球却得跑到金泰里。那里有我第二喜欢的女孩子。那段时间，我常常烦恼关于人生选择的问题，我最喜欢的女孩子看上去脾气不太好，不爱搭理我的样子。那个经常找我玩的第二顺位女孩子，我却没有那么喜欢，但她经常找我玩。如果我更诚实一点，我会说她对我更多不过出于礼貌。踢球的地方有一颗大大的榕树，我需要穿过一片荒草地到榕树下冒险。现在回想起来，你都不知道政府是怎么管理的，到处绿油油的示范小区，居然有一大片那么黄的荒草地，简直不可理喻。那一天，光是穿越荒草地就花光了我所有力气。

第一关是金钱的损失。我们俗称侵钱，是校园霸凌在九十年代末的中国东南沿海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通常发生在高年级对低年级同学的碾压上。这就又得说回我们那个小区的格局了。我当时和姑姑住在金国里靠近金泰里的边境，边境线是一条横贯南北的小区公路划开的，我们小区一共就两条这样的公路，横竖各一公里吧，一个十字把小区整齐划分为四块。有天下午，姑姑打开窗户，听见正对面金泰里那栋楼的五楼窗户传来竖笛的声音，姑姑说，这不是你们音乐课上学的那个竖笛吗？那是不是小王？我一看，小王的确在对着窗户吹着竖笛呢。那曲子我学一遍就会了，从不在家练习。我想小王属于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有基本要求的男孩子。我打开窗，朝小王挥挥手，他也看到了，停下来也朝我挥挥手，他左右挥手的时候，圆圆的头脑和颇有肉的脸蛋也跟着左右摇，大人们通常会说这样的孩子真可爱。我当时都九岁了，不太喜欢和“可爱”的男孩子一起玩，可是他就住在你家对面，同样在五楼，还向你打招呼，小区里都没什么人踢球，还能怎样呢？第二天上完语文课，我考虑了一下，还是向他发出了邀请，我们放学一起去踢球吧！可我不会踢，要是踢脏了我妈妈会骂我。小王说，用他那无辜的大眼睛望着我。不会脏的，我说，小王没搭理。操，我别扭地挤出这个三年级并不常用的字，试图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眼睛却并不看着小王。就是随便玩玩，踢完球我们就是兄弟了。小王说好。我当时松了一口气，并没有多想，但这个决定为我们的冒险埋下了伏笔。

那天下午我早早回到家，放完书包拿着球就要出门，遇到姑姑阻拦。我小姑的炖汤手艺在全大中华区的姑姑里也数一数二，每天给我炖的汤都不一样，但那时我并不珍惜。我恨透了党参和黄芪。吃完再去玩，姑姑说。我说不行，今天约好了一定要去，我回来会喝两碗。谈判还没结束，趁姑姑上厕所我抱着球就赶紧往下跑，因为我有必须穿越荒草地去踢球的理由。等我抱着那颗球跳下金国里的花圃，再跳上荒草地，就到了小王家楼下，他家那栋楼的后面就是荒草地。四点钟，小王准时出现在我和他约定的那棵小槐树下，但他没有站在草地里，而是小心翼翼站在房沿的水泥地上，柔和的阳光照得他的白衬衫、黑马甲、西装裤和黑皮鞋都熠熠生辉。九岁的我还不知道马甲应该叫什么，只能暗自想，我操，你就穿成这样去踢球？怎么不把竖笛也带上？你这样踢球弄脏了回家你妈不揍你揍谁呢？但我们小区的小小足球队人数实在有限，我拍拍他的肩，默默忍受了一切。

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匆匆踏上荒草地。往前走了大概不到二十米，在我们一点钟方向，一条绿色的身影突然在树下发出了难听的哭腔。起初我以为是荒草在哭泣。很快，我反应过来，坏了，我心想，那肯定是阴魂不散的比哥又来了。走进一看，果然是比哥。当然，也不可能是其他人了，整个小区只有比哥会穿这件绿色条纹的运动装校服。我们小学几乎是崭新的，四年前刚建成，三年前隆重开业酬宾，我们光荣成为第一届学生，所以这所学校没有高年级，绝大部分学生都是这个小区里的。比哥是开学才转过来的，每天放学就能在比哥鸡排的店里看到他，故获诨号比哥。由于转学生太少，学校甚至来不及给他准备校服，于是比哥几乎天天穿着他那套丑不拉几的绿色条纹校服。

怎么不把竖笛也带上？你这样踢球弄脏了回家你妈不揍你揍谁呢？

比哥的存在本身对我来说就难以理解。许多次考试，每当有幸拜读他的成绩单，我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刚拿到六十几分的成绩，下午还照样出去玩。这还是小学生吗？这种对生活无所屌谓的坦诚摆烂的态度，我还要再过十年才能逐渐品味。他可能有两套——我怀疑只有一套——绿色条纹校服，每次我看见比哥，他总一副脏兮兮的样子，而且只要看见我抱着足球，他就一定会跟在我屁股后面，喂，组个队嘛，不要那么小气嘛。现在我三十大几了，到了可以坦然承认当时小气的年龄，可我忍不住为自己辩解一下，我对比哥轻微的厌恶感跟他成绩不好没有关系（相反，这给当时我的带来一种崇高感），更跟他整天脏兮兮的打扮没关系（因为如果没有姑姑我肯定也是脏小孩一个）。纯粹是因为有天放学回家路上，在沙坑里玩耍的比哥热情地挥挥左手跟我打招呼，另一只手也没闲着，他的右手正抓着一只死老鼠的尾巴，然后把那只老鼠像失速的摩天轮一样疯狂抡起来！要不要一起玩？比哥问我。当时我完全呆住了，心想去你妈的嘞还一起玩！这个地球上没有比老鼠更让我害怕的生物了，我只希望这个物种彻底灭绝，就算让我用一辈子不踢球的代价交换也愿意。

在荒草地上遭遇比哥的瞬间，我就有一种非常不详的预感，因为我遭遇的不只是比哥。除了比哥，还多了几个人高马大的高年级壮汉，他们最起码都有一米五。怎么形容这种不详呢，就像在玩老鹰捉小鸡，只不过所有人都是老鹰，只有你是那只鸡。在这个小区，所有比我们三年级还要年长的小学生，无一例外都是外校的，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帮学长跟社会人士没有区别。这时我才想起我不只是我自己，而是我们，小王正跟在我身后，他穿戴得简直不要再好欺负了。鸡不只一只啊。我偷偷问小王，你不会带钱出来了吧，小王说对。我操，出来踢个球你带钱出来干什么？我想说可以买点饮料。多少钱？二十。我有点绝望，二十块是通常小学生一个月的零花钱。我没有那么担心小王受伤害，因为不知怎的，那时的我已经具备基本的识人技能。当时我就判断小王顶多丢钱，不会被打。小学是成年社会的演练场，所有成年后的把戏在这里都有迹可循。比如那几个即将霸凌小朋友的猴子吧，他们在家里也都是小孩子。他们肯定从大人那里听过这样的说法：金泰里的人最有钱。金国里公务员多，虽然不知道公务员是什么意思。金安里学历高。奇怪，从没人对金民里定过性，似乎那里兼容了贫民窟和教科文。连我这个三年级都知道的事，他们高年级会不知道？我猜他们必知，不然也不至于在金泰里的荒草地埋伏，寻找小王这样肥硕的富家猎物，又有钱又倒霉。综上所述我不怕小王被打，只是我不知道他回家怎么向他妈妈交待。

关于为首的那个人，我猜想他芳龄最起码也已经六年级了，六年级，多么遥不可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词汇。一个崭新的物种。了不起。就前几年，小学生的完全体还是五年级。但从他的打扮来看，我怀疑他甚至可能都要上初中了。这是个究极体。我们小孩子的童年生涯是自动分层的，成长体可以碰到中生代，但基本不可能碰到究极体。这个獐头鼠目的究极体朝着我们走过来。

我没有钱。比哥看到我们也落入圈套，突然指着我和小王，说，他们有钱。我们仿佛是两只更鲜嫩的鸡。

在我出于本能要反驳的刹那，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了我的思考，把我的脑袋里的反抗念头打得粉碎。暴力，因为太突然，也因为暴力是如此不讲道理，无法理解，我和小王都惊呆在原地，望着那位六年级大哥就这么对着比哥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后来上初中，我们课间打篮球热衷研究各种技战术，其中一个绝技叫 no-look pass，不看人传球，类似声东击西的原理，看着一个人，同时把球传向另一个人。青春期的我们都痴迷于磨炼那门绝技来装逼，好让打球的姿态更潇洒一点，偶然成功一次，就不免让我回想起六年级打比哥的这一幕。他像个艺术家，用暴力展现自己完美的技巧。他几乎是用一种随意的态度行使暴力权。“干屌？”他说，紧接着又随手给比哥甩了第二个巴掌。“我问你了吗？”但他从头到尾都没看比哥一眼，而是望向我们这两个小朋友的方向。

我和小王都惊呆了。

接下去事情就有点不受控制，我看见比哥被暴力惩戒的脸蛋露出了泪水，他就那么穿着破烂兮兮的绿色条纹校服瘫坐在树下。十几秒前，他还在为了自保把我和小王吐出来，可这样的脸居然也是会挂满泪水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拿自己怎么办。

不要再打他了。我对着究极体说。我的声音有点颤抖。不要打了。

操。我补了一句，声音很微弱，和男子气概相去甚远，大概像是小鸡在啼叫。

但基本不可能碰到究极体。

六年级这时候才转头看向我。他走过来，带着风，风后面是一高一胖的组合。任何影视作品里的坏孩子似乎都是这样组合。跟班知道自己是跟班，并且互相配对组合吗？似乎是知道的。但成为跟班之前呢？不管了，六年级朝我走过来，带着戏谑的肃杀感，春风都要凝结了。他慢慢走向我，又慢慢走过我，可我不敢回头看。一会儿，我感到肩膀上有一股暖意，那是他用胳膊轻轻环绕我。我的脖子起了鸡皮疙瘩，感到有个轻柔的声音凑在我耳边，礼貌地对我说：“有钱无。”这句话他是用方言说的，那装作满不在乎又充满威胁的语调给我留下了冷冽的印象。

让我们来聊聊关于印象的话题。关于人的认知和重塑，关于痛苦或愉快哪个更记忆深刻。通常情况下，幸福无法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痕迹。痛苦也不能。悲伤或许可以。我想说的是印象分自有它的机制，不是个体可以左右。比如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我喜欢的那些女生，那些我亲近的人们，在我恍惚睡醒时分，往往会记不得他们的脸。他们其中很多人都长得别具特色，但你就是记不住。可就拿这位侵钱的六年级究极体来说吧，已经过了二十几年，我仍能一下子提取他的画像。不是回忆起，是直接放映幻灯片那种，或者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画好的素描。这位兄台长着一副样板戏的脸，像是连环画里画上白脸的齐天大圣，他的尖下巴和倒过来的三角眼，略微突出的兔牙，你能从许多滑稽漫画里找到原型。我放学回家看的《蜡笔小新》里那些人，无论男女，通通也都是长得这么歪七扭八的，但就比他圆润许多。这样的一张脸，只能是一个成年人的脸，虽然他六年级。总体来说我对所谓人的成长抱有悲观的态度，我大概认为孩子是无法培养成年的，反之亦然。这位仁兄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扮演大人，不是因为他还是孩子，恰恰是他通过扮演来逃避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事实。我坚信那些大人在七岁就已经成年了。面对这个尖嘴猴腮的大哥，不知为何，我生命中一粒尘埃都算不上的尘埃，此刻我肃然起敬。孩提时代，年龄就是鸿沟，三年级见到初中生叫一声大哥那叫礼貌，每一年的阶级都是碾压式的。但如今三十几的我即使碰到这位六年级小爷的稚嫩身躯，我还会叫他一声大哥吗？我不确定，我很想这么干。大哥，我想象自己握着永远六年级、穿着运动装的他的手，郑重甩甩手，说，大哥。

反过来，有些未成年永远只是徒劳地抵抗时间的消磨。我不妄言自己的母亲，她不是那么简单能判断的。我的姐姐路伊薇，就算牵着我的手去小卖部买糖的路上也是游离的，她的灵魂不曾在我这个弟弟身上驻留。还有我的弟弟妹妹们，我们共享一个无法成长的心灵。我哥伊烁是个例外。如果二姐是给人一种游离感，哥哥就是感觉活在玻璃罩子里，窗外下着雨，他透过变形的雨看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也透过模糊的雨窗望向他。妈妈的眼睛透露着一种明确的不幸，伊烁不一样，他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种隐秘的灾厄，几乎是无法消解的秘密，好像这种不幸是世间的真理，被他一个人独占了。几十年来，他眼睛里藏匿的这些珍宝，让他总是比本人看上去更年长，也比他身边的任何人更年长。年长和苍老不是一回事，我的父亲路海生无可奈何地苍老了，但他这辈子远不及哥哥半辈子那么厚。或者说父亲的厚度是明确的、详实的厚度，好比一本词典。我那个捉摸不透的哥哥呢，类似上好的宣纸，你裁开一层，还有一层，裁开一层，还有一层，如果工匠的技术够好，能够将它裁出十几张，但无论怎么拆分、拼凑，他都像轻纱一样。从小到大，围绕我这个哥哥身边发生的怪事就没停过，但他总是微笑以待，以致于让身边的怪事都显得无可指摘。他的成熟仿佛一项特异功能，我后来知道那不是天生的，可从我记事起，这种暖雾般的特质正好匹配了他不快乐的本性。人们不受控制地追求他，不只是女生，还有他身边的朋友。有一阵子，我们家附近的邮局拆迁，连带邮筒都失业了，我不得不担当家里的邮差，那时家里的信箱被寄给他的各种名字堆满。但从我这个小小邮差的收发记录来看，他收到的多，寄出的极少，他用一种几近温柔的冷酷，来鼓励人们涌向他，然后再像海浪一样，一阵一阵冲刷他们的热情。到了最后，他的信徒们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被拯救，也就不再试图去拯救他。前阵子我回家，在阁楼里偶然看到了大姐在八十年代给哥哥和爸爸妈妈写的若干信件，一下子明白了我哥是在失去她之后自己罩上了玻璃罩子。某种程度上，我怀疑这一屋子的人都无法成长，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大姐的心灵。我想妈妈一直是对的。

回到世纪末。总之，在听到那句轻柔的、似乎是从成年世界传来的“有钱无”时，我紧张极了。脑子飞快转着，已经顾不上手中的足球。我知道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将直接决定我们的命运。是挨打还是草草了事，会不会从此被盯上，还有没有机会穿越荒草地，生死全靠这一句了。

有些未成年永远只是徒劳地抵抗时间的消磨。

几乎在同时，那两个一高一快组合包围了小王。六年级根本不朝他看。我有二十块。小王主动说。我看了眼小王，那个高个子直接拿起了小王的钱包，捡出两张十块钱。现在已经没人关心比哥死活。

“还米老鼠嘞，”另外那个胖子说，“娘娘腔”。他顺势将钱包扔到了地上。

但六年级却瞪了胖子一眼，示意那个高个子把小王的钱包捡了起来，拍拍上面的尘土，又还给了他。

我宕了机，但也铁了心，无论如何，我都要穿越那片荒草地。只有今天我必须穿越这片荒原到达榕树下。全世界的语言在我脑海里翻腾，哪怕千年虫也阻止不了。电光火石间，我不假思索行动了。

“我给你五十，”我转头拍拍六年级的肩膀，直视他的双眼，“但要等二十分钟。你等我二十分钟，我给你五十块，但你要放我们走。”

“可以”。六年级很惊讶我的处理，好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那么大一笔钱，“你先……”

“只有这一次。”我盯着六年级说，“但只有这一次。你们等我二十分钟。”

我把那颗经典黑白双色格子缝补的足球郑重其事放在土最少的草地上，开始往家里跑。记忆中的我用一个优美的跨栏动作跳下金泰里，闯进没有车的边境线，再爬上金国里的园地，三步做两步，一下子到了楼下。

这时，我的小学数学和田径校队才能就派上了用场，但诀窍还是要结合我们小区变态的非人类设计。我们那个示范小区每栋楼都有一个总闸，在一楼，一旦总闸跳电，整栋楼的电都会跟着跳。我也搞不懂这是什么诡异原理，但它在那天显灵了。我一口气拉下来 504、505、404、304、305、204 的电闸，然后一口气跑到六楼半。为了给自己一点喘息的空间，不让听出来，我多跑了半层楼。我听着楼下的邻居一个个出门了，先是我二楼的同学家长，然后是三楼的，再来就到了姑姑。我们家铁门关上的声音，就算耳聋了我也能分辨，有无数次午休时分我凭此绝技偷跑出去踢球。

等到姑姑关上门，我拿起钥匙直奔 505，因为太紧张，开锁就花了一分钟。但好在开了。我脱下鞋子就跑到主卧门后姑丈的工装裤那，从他的口袋里掏钱包。那是他用来藏钱以备不时之需的地方。我能闻到厨房里的鸡汤味，带着小鸡脂肪的香味。小鸡不啼叫。打开钱包，里面有三张一百，一张五十，以及十块钱若干。惨了，我心想，五十块只有一张。我不得不抽出一张一百块。然后提起鞋子往外跑，锁上门，到了七楼穿鞋子。我从天台跑向另一个单元，再从三单元偷偷绕了一大圈跑走。人们围绕在一单元讨论为什么会跳闸，以及这个布电系统有多不合理。我要感谢监控系统的缺失。这一切壮举，只花了我十一分钟。

当我曲线救国，怀揣一张一百块回到了荒草地，他们正百无聊赖等待着。高个子踢着树皮，比哥也不哭了，恢复了讨人厌的模样。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帮他了。小王看我的眼神，好像有点相信我会信守承诺，又害怕我不信守承诺，最后像看见菩萨一样不好意思地放心了。最后是六年级，此刻这个究极体正坐在树下抽烟。那么多树，只有他背靠的那颗是几近枯萎的，好像一个通天的萨满。神圣不可侵犯。

我给了钱，一整张一百块，大哥就这么放了人，话都不多说一句。我们看着三个经典的黑道背影渐行渐远。然后我们继续向荒草地走。我和小王，后面跟着一个比哥。雪上加霜，我想，又得跟他一起踢球了。六年级走了。生活继续向前。可我们有人突然站在原地不动了。小王站在原地不动了。他的皮鞋还干净，人却有点浩呆。我没钱了，他说，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我说。但我其实明白他的意思。好像受尽了此生最大的委屈，他汪汪的泪珠就差坠落，和他的后脑勺一样圆得可爱。

此时此刻，当我不得不因为写下这些而回溯小时候，不得不像照镜子一样审视自己的童年，难免对记忆里的自我有种强烈的陌生感。按照通常的自我介绍，我出生于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父母生下我时已是高龄（都超过四十岁了），在我之前还有哥哥和姐姐，二姐比我大八岁，哥哥就更大了，他比姐姐还大十岁。至于我们共同的大姐，我没有机会见到大姐。如果我们的家族史能被考官拿来出阅读理解，做题的学生翻到“路港”这个名词解释，多半得这么填才能被老师打勾：他们会说他在家庭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我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在大陆出生的孩子。在我出生不久，妈妈放下我，滚滚向前，我想这个向前的姿态包含着对我的失望在里面。我还有对双胞胎妹妹。世纪末最后一天的夜晚——也就是我第一次晕床的那一年——我最小的弟弟路千之出生，正好迎来千禧年第一个黎明。如此漫长的生育史，我没在其他同龄人的家庭里见过。有时候我怀疑母亲把后半生都花费在寻找大姐的路上，可我不是那个答案。妹妹们也不是，她们分离成了两半。千之也不是。我不知道她最终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释怀了没有继续找寻下去，也可能是只是年纪大了。妈妈从不述说失望，可她的失望浸透在生活的缝隙里。当我盘点家里的人口，很难不把每个人的性格进行归类。如果把大姐算上，家里一共七个兄弟姐妹，无论是我的哥哥姐姐，还是我的弟弟妹妹，都不曾像我这般缺乏主体性吧。我的兄弟姐妹竟是些有个性的家伙。相比之下，小时候的我更在意在他人眼里是不是个好孩子。这种执念什么时候消解的，我也不能确定，也许至今如此。也许我早就该承认自己是家里最普通的那个孩子，乖乖牌是我的主要牌技，懂事和照顾他人是我的生存技巧。即使不关我鸟事，我也有责任让小王毫发无损回到家。不用猜就知道小王肯定是家里的独生子，第一次跟着路港出去踢球钱就没了？那路港不就是坏孩子了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人格判决，阿姨，我是个熊孩子，但我绝对不是坏孩子。我必须阻止这一切发生。

我是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在大陆出生的孩子。

他们走了吗？还能看到我们吗？我问比哥。

我看不见他们了。比哥说，用他特有的带有一点地瓜腔的语调。小王的普通话，我的普通话，比哥的普通话，我们不是在说一种话。你们跟着我，我说。

然后我带着他们向荒原深处走去，大概在整片荒草地的正中央，那里略显随意地支棱着两棵看上去营养不良的木棉树。在木棉树的斜后方，有一片幸存的灌木丛。我对准两棵树之间和灌木丛的交点，把地上的石片挖出来，一片给比哥，一片给我自己。小王呢，我们指望不上了。

跟我一起挖开。我吩咐比哥，他异常听话照做了。我们孜孜不倦地挖掘灌木丛中的泥土，像盗墓一样，直到墓穴显露出它西元前的样子。这是什么，比哥问，他刨出了一个外面覆盖着塑料袋的东西。

就是这个了。我说。我们把它整个挖出来，把塑料袋取走，里面是一个暗蓝色的大马口铁盒子，一个不知道北欧还是西欧装饰风格的饼干礼盒。那里藏着我的珍宝。我打开铁盒，里面装着各种面值的纸钞，还有一张我和状元秀在校园时装周的合影。小学生的合影，你知道，总是化妆化得很夸张，像鬼生的小鬼一样。那是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猜比哥肯定看到了，但他一句话也没说。那些纸钞，有一块、两块的，更多是十块的。里面还放着一张五十和一张一百。多年来，我孜孜不倦从姑姑家非法汲取的财产全在这里了。如果说我的一生有什么当大哥的时刻，那一天就是我的大哥时刻。

我拿了两张十块给小王。这跟你的两张是长一样的，我说。虽然冒着铁盒暴露的风险，但当一个乖孩子更重要。有时候，江湖险恶，为了当乖孩子，你得先当当坏孩子。

再给我十块吧，小王说。他显然是吓坏了，居然直接提这种要求。虽然他没有把不给他十块钱的后果是什么明说出来。

行。我说，我又抽出了一张十块给他。我们打了勾勾，却彼此没有明言互相发誓的内容。

我又抽出了一张十块钱给比哥，但是他没有接受。金民里从此在我心里多加了十分。虽然他还是很脏。看来荒草地在金泰里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合力把这个半岛铁盒埋回去，当然我想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称呼，半岛铁盒，应该是事后篡改的记忆。处理完这件事，我们拍拍尘土，继续朝着必须前进的方向前进。

那时我无法预料十几年后，我阴差阳错和状元秀躺在宾馆单薄的床单上，互相抚摸着彼此的脸，这张脸对我产生的复杂的解读意味。从很多方面来统计，她都可以算是我的初恋，但我们最终还是错过了。而当你们因为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还是睡在一起，时间就横插一脚过来把水搅浑。首先，你捧着一张你初恋的脸，她的脸是你从小看着的，最早见到这张脸它六岁，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脸还是那张脸，又不是那张脸了。我曾经幻想过的场景，比想象中的远要单调折磨。当时我们都没什么钱，旅馆的隔音不好，墙壁是用泛黄的白墙纸铺的，像蒸得太干的馒头。我们那里早餐是不怎么吃馒头的。我相信对我们两个而言，那天晚上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如果你的初恋在小学，你怎么处理十几年后和小学初恋做爱的问题？你们做爱的时候该想什么呢？相信我，想什么都好，说什么也都行，但不要沉默。我们在沉默中做爱，机械的重复让激情变得规律又平庸，空气中只有尴尬的汗水和安全套的橡胶味，而我一直担心墙纸会翻出来，露出里面的胶水。当我最后终于射出来，我们彼此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们又睡了几次，断断续续，绵延许多年。她总是在分手，或者分手边缘，我也逐渐习惯了自己不是状元秀，甚至不一定是首轮秀的顺位。今天之前你多久没做了？我不知道问什么，于是问她一个很失礼的问题，但当时我们还不在意这些。没多久，她说，比你想象中的要不久很多。那些年网路上还没有发明普信男这个词汇，如果有的话，她大概会对我脱口而出吧。

但做完爱后的时光是愉快的。我们互相诉说小学时的趣事，其中大部分回忆经过塑造已经变形，但我们都喜欢。我小心翼翼，不敢问她是否已经分手，尽量忍住不去看她偶尔闪烁的手机屏幕，壁纸上的那个人是谁。性就像一张入场券，我们入场后的节目更精彩，可首先你总得买票进场。但别跟我说什么想当朋友的话不做爱也能聊这样的蠢话。到了傍晚，我们还约了小时候的同学一起吃宵夜，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想营造怀旧的感觉，但大部分的记忆我已毫无印象。我和她都知道小学时他和我一样也喜欢她。他一直在说话，我们则附和着。后来状元秀告诉我，我们睡在一起这件事，我不觉得对不起我男朋友，但我对喜欢我的他有一点愧疚。说好的都是小朋友呢？小时候，花圃看上去就有十米高，我害怕从上面跳下来。小区的边界也很大，活像因为拍摄经费限制而不得不在边境线徘徊的情景美剧，旺达与幻视那种的，所有的孩子都困在了里面。

有时候，江湖险恶，为了当乖孩子，你得先当当坏孩子。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联系。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我们无可回避地清楚自己活在生活的缝隙里，成为散落其中的颗粒。小朋友，下次老师家长如果告诉你不要早恋，千万不要听他们胡扯。

当我们终于灰头土脸穿越了荒原，走向青草萋萋的应许地。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荒原是一颗毒瘤，埋伏在绿意盎然的社区体内，人们在大多数时候选择无视它。那些为毒瘤提供血液的癌细胞们，他们的代价就是未成年时就被这个社会所抛弃。可能吧，我想，他们早就成年了，接受了这一切。

当我们终于来到榕树下，已经五点有余，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画面。

“路港！我们在这里！”我第二喜欢的女孩子在那边朝我挥挥手，身边坐着我的状元秀。我魂牵梦萦的状元秀。我今天必须穿越荒草地的理由。太阳用很缓慢的匀速在下降，阳光打在她们身上，她白白的小裙子被风吹起来，若隐若现，那是我上世纪见过最美的画面。就因为穿着这件白裙子，她曾经被我们班主任训斥过，你今天穿得那么漂亮过来干嘛？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荡妇羞辱，那时我心里只有窃喜，很高兴班主任夸她漂亮。那时我正努力穿过荒原去争取自己的欲望，我无法预料我和她最终还是互相错过了。世纪末的我们什么都无法预料。

“好的。”当时的我只是这么说，好的。喝口水，马上过来。当时公园里很先进地备着饮水机和纸杯。我拿着纸杯要去倒水，坐在长椅上先喝了一杯，仿佛我们穿行的不是小区草地而是塔克拉马干。正当我想起身想灌第二杯时，我无意看到了草地上另一个掉落的白色纸杯。它太扎眼了。有一粒黑色的生物在上面缓缓移动。我不受控制地走过去。

那是一只瘦弱的蚂蚁。它沿着纸杯边缘不断行走，先是第一圈，接着，它没有参透这个宇宙的运行规律，朝另一个方向又走了一圈。然后是歪歪斜斜的第三圈，扭扭捏捏的第四圈。它还没有放弃。它不知道自己可能被这个纸杯完全困住，永远也出不来。可我却被那个无解的现象困住了。从那时起，我就不一样了。但当时我还没有能力意识到，我的童年结束了。

我抱着那颗失落的足球要回家，像一个孩子走丢的远亲。同伴问我怎么走了，我摆摆手没有回答。走前，我又看了在夕阳西下我最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一眼，没有想过我其实也是她的状元秀，而表白没有第二次了。回到家，姑姑给我炖的汤里没有我讨厌的党参和黄芪。我喝了一碗，又喝了第二碗，谎称味道真好。姑姑没有发现电闸和钱消失的事。那个世纪末的平凡傍晚，我错了三道数学题，因为这桩罕见的意外，第二天我会被数学老师叫到办公室。但我不在乎。洗澡时，我被花洒喷出的水呛到喉咙。九点半看台湾综艺，吴宗宪说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晚上，我和表妹一起睡在上下床。妹妹睡下铺，我睡上铺。我整夜盯着天花板，一直在想如果我是蚂蚁要跑什么路线。但我太困了，还是个小学生，解不出这复杂的方程。我想哭，但没有眼泪回应我。闭上眼睛后，床就像一艘生锈的轮船，晃来晃去，无法找到一颗星星、一座岛、一个能够前进的地方。我感到头晕想吐，但越想，躺在床上越想吐。凌晨大概三点，我终于在自己的床上吐了，按照进食顺序，大概先吐出了第二碗，然后第一碗也接踵而至，还好床上没有党参和黄芪。姑姑进来跟我说了什么，我没听见。我想她的担心多过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