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育”的资本主义与想象新世界——读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澎湃思想市场 · 公众号 · · 2024-12-29 10:49

正文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文｜重木

就如亚历克斯·尼文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写的导读中所强调的，马克·费舍这部引起人们巨大热情、关注和讨论的著作“在一个层面上是21世纪头十年英国特定环境的产物”[①]，但在另一个更大的层面上，费舍于这一特定环境中所观察、思考和指出的问题以及困扰着我们的感觉和氛围却是广泛且普遍的。而恰恰因此，《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才会引起读者们如此强烈的共鸣，因为大家不仅意识到而且切身地感知到，费舍所谓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就是他们当下所处的现实，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可能是所有的未来。这种无奈、迷惘又绝望的感觉被费舍以清晰、理论化又切实生活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就好似一位技术精湛的医生一般，准确地诊断出我们以及我们所处时代的症状，并且在其不断地探索、分析和思考中企图与我们共同寻找那看似渺茫的解决方案与另一种可能。因为在费舍看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揭露了当下一种“更加深刻、更加无处不在的枯竭感，文化和政治的不育感”，不会再出现新的东西、新的可能以及“别无选择”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症状，而它所指的不仅仅只是这一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全面笼罩，而且也暗示处于其中的个人在其主观、心灵和精神中也都束缚于这样的氛围，从而导致一种彻底的“停滞”与绝望。

《人类之子》海报

费舍把阿方索·卡隆2006年的电影《人类之子》中人类不再生育的剧情，看作是当下资本主义的隐喻，作为“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在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而正是这种不可能，一方面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在全球肆虐且不断地更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系统，另一方面则导致所有针对它的反抗都好似打在棉花上，不仅对其的批判形式遭遇危机，就连组织化的社会抗议也逐渐失去了力量，而开始成为资本主义日常社会生活里的一出“嘉年华”。针对这一普遍性的绝望和无能为力的处境，费舍开启了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并且希望通过对其症状的分析与诊断来重新激活人们抗争的激情与行动。

一、从后现代主义到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费舍指出，他“所谓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可以归入詹姆逊用理论论述的后现代主义范畴”，但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詹姆逊曾经所描述和分析的那些现象，在“如今已经恶化得如此严重，并积习成癖，以至于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因此费舍认为使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更能切实且直观地展现出这种变化，而在其具体表现上，他主要提出以下三点：一是无处不在的枯竭感与文化和政治上的不育感。费舍通过电影《人类之子》提出了他所关心的问题，“在没有新事物的情况下，文化能持续多久？如果年轻人不再有能力产生惊奇，那会发生什么？”费舍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症状的判断建立在他对战后西方世界所经历的两个显著的时代转折的看法上，即战后繁荣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转向长期的低迷，而战后的解决方案（如马歇尔计划与凯恩斯经济制度）也由此陷入危机。在费舍看来，“1979-1980年是一个门槛时刻——这时，整个世界（社会民主的、福特主义的、工业的）变得过时，一个新世界（新自由主义的、消费主义的、信息的）轮廓开始出现”，而恰恰是这一时代转折带来了商业化与垄断化，它们不仅主宰着曾经具有勃勃生机与反抗精神的亚文化，而且也导致曾让斯图尔特·霍尔等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阶级与文化的关系开始断裂，最终一切都落入了市场之中——费舍称其为“商业本体论”——作生意的逻辑和意识形态不断地渗入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再生产中。

费舍以《超级保姆》这档节目指出晚期资本主义中父的超我的危机，即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与消费建立在一种“无父的家长作风”（paternalism without the father）上：不再有一个“严父”的形象或超级保姆来为我们的享乐制定规则与要求，取而代之的是对享乐的指导和不断地满足，因此它针对的是普遍的消费者，从而往往呈现出一种“重复的、寄生的、从众的”特征。而在那些看似不断生产着“新”的消费样式、商品与享乐的背后，实则始终都是被提前设计好的套路，从各类电视剧、综艺节目到男团女团中的表演与粉丝互动，都经过精心地安排与控制，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自然”的情感表达模式，实则只不过是标准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费舍才会指出这样一种讽刺且吊诡的状况，即“媒体阶层拒绝家长式作风的结果是，并没有出现一种自下而上的、惊人地多样的文化，反而是一种日渐低幼化的文化”，反倒是“家长式文化把受众当大人，认为他们能够应对复杂的、在智力上有所要求的文化产品”。资本主义消费市场所塑造的消费者审美与文化，最终受制于其盈利的目的而只会向普遍的、大众且易理解的方向发展，最终必然是缺乏创新与冒险精神的，相较于“所谓古板、集中化的战后社会共识文化”，它更加的安全——即无聊——与平庸。而恰恰是这一看似“新”实则停滞的文化生产模式，最终导致它呈现出了强烈的枯竭与不育感。

费舍认为的第二种本质变化是詹姆逊曾经所描述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斗争，在当下已经彻底消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不再上演那种与现代主义的对抗”，因为在前者看来，现代主义已经彻底失败了。詹姆逊对于现代主义的看法延续了阿多诺等人的现代主义研究，后者认为“现代主义仅凭其形式上的创新就具有革命的潜能”，但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则使他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主题已经开始被大众文化所吸收，与此同时其形式也伴随着消费主义的兴起而渐渐商品化，它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中一种可供消费的商品，因此其曾经的“信条”——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模式——也在强调“差异”、“多样性”的大众和消费市场中遭到质疑、解构与拒绝。现代主义于此时似乎已经消失，它被后现代主义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完美地吸纳，并且以一种大众的、民主的名义宣布它的“精英”与不合时宜。因此，詹姆逊看到的二元对抗已经不复存在，曾经可能作为后现代主义对手的现代主义如今“只能作为一种被冷藏的审美风格”才得以周期性的回归，而其“作为一种生活理想”的形式则彻底衰落。这种对抗性的消失与费舍所指出的第三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息息相关，即伴随着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一个“外部”。

如今的资本主义不再面临如20世纪60、70年代该如何遏制与吸收来自外部能量的问题，它现在面对的问题与之截然相反，即“在太过成功地吸收外部性之后，它该怎样在没有一个它可以殖民和占有的外部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对“历史终结”之后出生的西方年轻人而言，是唯一的选择。因此，资本主义“反求诸己”，开始殖民“人们的梦想式生活”，即一切可以想象、渴望与梦想的生活和未来，最终都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实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此曾经建立在“内/外”二元结构中的各种“盗用”（detournement）与“回收”（recuperation）、颠覆与吸收这些古老的战斗看起来都已经打完了。如今只有“内部”的资本主义不需要再不断地吸纳（incorporation）外部的差异或是具有颠覆潜能的材料与力量，以消除对自身的威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预纳”（precorporation）的方式，即“预先设计和塑造人们的欲望、渴望与希望”，从而导致曾经被看作是具有反抗和颠覆潜质的文化，如今也不再“是主流文化之外的某种东西；相反，它们是主流内的风格，事实上更是唯一的风格”。因为在“另类”或“独立”中所显现出的本真性，不仅不再是某种未被污染的“自然”力量，反而不过是“事先写好的脚本的套路”，一切都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商业套路中被再现，而越稀有的东西就越有价值和市场。这也就导致人们不得不“现实点”（get real），资本主义就是他们此刻以及未来所直面的自然状态，就如水之于鱼一般自然而然，从而为自身构建出一种“反神话的神话”形象。人们将对其中发生的一切都会脱敏，就好似在面对自然的狂风暴雨一般，不再质疑与反抗。

《机器总动员》剧照

对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实现这一目的的，费舍以电影《机器总动员》中展现出的“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来提醒我们：“电影为我们表演了我们的反资本主义，使我们能够继续泰然自若地消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已经不再以“宣传的方式明确地为某个东西正名”，取而代之的是“隐藏这一事实，即资本的运作不依赖任何主观的信念”。由此导致个体内在主观态度和其在行为中展示与外化的信念之间产生割裂——“只要我们（在心里）相信资本主义不好，我们就可以自由地继续参与资本主义的交换了”——而恰恰是这一否认的结构使得资本主义能够顺滑地运作，并且也因为这种“反讽距离”的存在而使得当下各种反资本主义的行动和抗议都产生了这种断裂与无力感。费舍由此提醒我们注意，想要“夺回真正的政治能动性意味着，首先要接受在欲望的层面上，我们已经嵌入了资本这台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不能否认和忽视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自身同样参与维系着全球压迫网络的持续运作，而我们的共谋身份一旦依旧被自我遮蔽，那么以下两点就会被再次遗忘，即“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级抽象的非个人结构，以及没有我们的合作，它就什么也不是”。为此费舍毫不留情地批评了那些在资本主义“内部”企图修补或是改变剥削和压迫的各种抗议行为，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被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收编。认为“无须任何政治方案或系统重组，‘有爱心的个体’就可以直接结束饥荒”，并且还“以道义的紧迫性的名义悬置政治”，而它们最终都不会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造成任何结构性的威胁，因为这些行为恰恰证明了他们已经“务实地”接受了资本主义是唯一的选择，而“我们要做的是，买对的产品”。

二、精神健康的危机与官僚制的增殖

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本质性的变化背景之下，费舍主要讨论了其中两种典型症状：一是个体精神健康问题的普遍化以及通过对其的医学化和私人化，由此掩盖了它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背景；二是在宣称要废除或是把传统国家力量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新自由主义时期，官僚制不仅没有因此受限或消失，甚至还以一种“新的、去中心化的形式使它进一步增殖”。最终，前者造成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个体从精神到心灵层面的坍塌，导致他们不得不受制于此而不仅无法再产生新的行动的动力，而且从根本上消除了他们惊奇的能力，最终造成了费舍所谓的“反身性无能”（reflexive impotence），即“他们知道情况不妙，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并且费舍还强调，“知道”所意味着的反身性，并不是对那些已经存在的外部事态的被动观察，而“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康德所谓的关乎自身的快与不快（pleasure/displeasure）。这样一种无能不仅造成了个体精神上的困扰，而且还往往会以各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爆发出来，如抑郁症、阅读障碍或是狂躁症等。在费舍所引的奥利弗·詹姆斯的《自私的资本主义者》一书中，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精神痛苦的增长率，与英、美、澳大利亚等国实践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相关”由此暴露出这一普遍的精神疾病并非某种私人的压力所致，而恰恰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与政治处境息息相关。因此费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健康瘟疫’将表明，资本主义不是唯一奏效的社会系统，它天生功能失调，并且它看似奏效却代价极其高昂”。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私人情绪与时代症候》书封

就如为这部书撰写导读的亚历克斯·尼文坦露的自身经历，在二十五六岁年轻有为的时期，青年却普遍地陷入抑郁，而导致这一抑郁的恰恰是因为他们“想不通为什么21世纪就连基本的工作、社交和私人生活，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难”。这里所暴露的恰恰就是费舍所谓的“反身性无能”，个体被困在一个吊诡的处境中：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宣传每个人只要努力和奋斗就能获得梦想的财富与生活；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发现自己所置身的世界始终是枯竭、乏味和了无生趣的，似乎不再有新的东西和希望，有的只是庸俗的不断再生与重复，最终导致他们被困于最基础的生物必然性的维系之中，而身心疲惫且倦怠。在韩炳哲看来，伴随着传统否定性的消失，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积极与肯定性最终将导致个体不再能依靠某种防御他者的对抗来保存自我，反而以一种过量的肯定性张扬生命，最终陷入自我的过劳状态中。[②]韩炳哲所谓的“否定性”与费舍的“反身性”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消失，都暗示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形式的本质性转变，即从传统福柯所谓的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或是韩炳哲所谓的“倦怠社会”，而它们的主要特点便是消除“外部”和各种可能对资本流通、市场运作、消费行为甚至生命延续形成“阻碍”的东西，因此它往往呈现出一种平滑面状态，并且通过过量的肯定性、顺滑和“抑郁的快乐”（depressive hedonia）——“与其说是在获得快乐上的无能，不如说更多地是在做追求快乐之外的一切事情上的无能”——来保障个体的生存与享乐。重要的不再是生活，而是生存，即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在古希腊属于“家政”领域内的生物必然性如今蔓延到公共空间，生老病死成为现代社会与政治治理关注的核心。[③]为了生物性的延续而不断地对身体进行规训和保护，健康成了生命的核心，而健康带来了疾病与僵死。

因此，费舍不断地强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精神健康瘟疫”不应该被当作一个像天气那样的自然事实，而是应该意识到它的结构性成因，即那些普遍被医学化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实则是“被捕捉到的不满的形式”，并且能够通过对其的“向外疏导出去，导向其真正的原因——资本”，因此在费舍看来我们需要把它重新政治化，由此构建出一种有效的对抗新形式。费舍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看法，或许与他自身遭遇着抑郁症的折磨息息相关，他曾经批评一种典型的陈词滥调，即把社会和政治问题简化为个体病态，并且通过倒因为果，而成功地把责任推卸到无助的个体身上。在费舍看来，他自己的抑郁症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正是因为他一直都是从不那么个体化的角度来理解它，而也恰恰如此，它也为费舍把自己的痛苦外化寻找到了一种方式，并且也为他思考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的精神健康问题提供了最切身的感知形式。在费舍看来，“当代本质上是压抑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左翼、公众甚至民族都呈现出这种普遍相似的状态。

而当这种压抑状态出现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不断增殖的官僚制度上时，则呈现出另一种模式。费舍首先驳斥了一个普遍的错觉，即认为新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官僚体制之间存在冲突，但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市场对于国家出手的建议来看，这一看法已经失效，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胜利，传统官僚制也不断地更新与再生产，从而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完美融合。费舍指出，新自由主义实则与行政和管制的增加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互相强化的现象，他引用理查德·桑内特《没有面目的人：新资本主义之下工作的个人后果》中对当代工作组织形式的研究指出官僚结构的变化，即它从传统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转变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平面网络结构。[④]而桑内特通过比较这两种组织形式中对于工人的控制效用发现，传统巨兽般的官僚系统虽然以严格的等级和形式约束与管理着工人，但其中依旧存在不可见的裂缝与空间，能让工人偷闲或是对抗；但新的网络式的组织结构，则为“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了一幅组织的全景图，使网络中的个体，无论处在哪个位置，都几乎没有躲藏空间”，而这也恰恰正是费舍所指出的后福特主义的典型特征——强调“灵活性”、“游牧主义”和“自发性”。因此当“灵活性”取代传统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后，人们将会发现处处都是“中心”、哪里都能工作且时刻都能够工作。这一现象伴随着网络办公技术的发展而导致传统固定的办公时间被彻底零碎化，并且渗入进生活的所有时间中，只要老板一则短信，无论你在哪里都得立刻办公交差。因此当下西方诸多国家立法禁止在法定的工作时间之外给员工发送关于工作的信息。

除此之外，在传统注重等级的官僚体系开始被强调“灵活性”和去中心化的后福特主义取代后，曾经工人所寄予的稳定和长期的制度保障也开始坍塌，如今是“没有长期了”。福特主义生产线的“严格”让位于后福特主义所着迷的“灵活性”，而对工人而言，“这种灵活性是用资本和劳动的去制度化来定义的；与此同时，劳动力被临时化（临时工的数目剧增），被外包了出去”。这也就意味着当下打工人再难获得稳定的制度保障，因为自己被置于一种随时可能被取代的临时性中，这也就导致他们不得不为了留住工作而不断地消耗，最终也就使得他们唯一能思考的就只有如何保住工作、赚取工资以交房租和喂饱自己。打工人变得“临时性”使得传统属于公司的责任被大大减轻，不仅减少了一大部分劳动保障资金的投入，而且也能以此“灵活性”来最大程度地榨取打工人的劳动价值，这种一举两得的后福特主义组织形式最终将会彻底瓦解工人们团结、反抗的意志与机会。除此之外，费舍也发现，“工人自己的欲望也促成了稳定工作模式的瓦解”，但最终的结局却并非如他们所渴望的那般美好，即“从一种他们不愿恢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但同时也被抛弃了，搁浅在沙漠中，对未来的道路感到困惑”，由此得以使得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成功的去责任化。

伴随官僚组织形式的重构，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工作方式的变化。传统工作注重的是其绩效与产出，但在当代新自由主义中，人们开始比较“绩效或产出的审核再现（representation）”，因此，“工作的目的变成生成和美化‘再现出来的表象’，工作本身的正式目标反而被丢到一边”。在这里，我们可以对比大卫·格雷伯所谓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即在21世纪的行政领域内激增了数不清的新“工作”职位和内容，在格雷伯看来，“所有这些工作的存在不过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工作’上而无暇顾及其他”，[⑤]因此“狗屁工作”指的就是那种看似是“工作”，但其主要内容则是关于“工作”的再现，即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大家一直一直工作”，因此对“工作”表象的再现实则是重点，而工作的目的或产出则退居边缘。费舍据这一现象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实则是“与实际的成就相比更加重视成就的象征”。因此处于官僚制度中的人们的主要工作就在于再现这些工作的表象，具体的体现就是无止境的考核、填表、开会与各类报告，而这种过度的形式主义最终将构建出一个“符号帝国”——“没人知道（那个抽象的‘上头’）要什么；相反，个体只能猜测特定的姿势或指示是什么意思”。

在这样一种“无人的统治”制度中，人人都忙碌不已，但到底在忙什么，却无人知道，而重要的恰恰是要始终维持这样一种忙碌的繁盛表象，由此就产生了如下的状况，“新官僚制采取的形式，不是由特定工人来履行具体的、明确界定的职能，相反，它侵入工作的一切领域，结果是——就像卡夫卡预言那样——工人变成他们自己的审核者，被迫评估他们自己的表现”，因为重要的不再是工作的目的和绩效，而是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对工作的表象再现中，因为这一再现本身如今成了审核工人自身工作能力、状态和投入的主要依据。而更吊诡的是，虽然个体能够意识到问题所在，但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否认结构的协助下，“正是工人在主观上对审核任务的不投入，使他们能够继续从事毫无意义的、令人泄气的劳动”,由此通过作为共谋者而维系了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断增殖。

三、结语：网络世界的病态化

这便是费舍发现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形象，一个“不回应、非个人、无中心、抽象且碎片化的系统”，因此它抹除了曾经人们所注重的那个能够履行责任的主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平面化，人人都有责任就意味着没人需要负责，而“无人统治”的官僚系统则让我们投诉无门，剩下的唯有迷惘。因此费舍强调一个在面对当下全球危机时能够行动的“集体的主体”的重要性，因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往往会利用个人的道德责任来转移自身的问题，即“怪所谓的病态的个体，怪那些‘滥用系统’的人，而不怪系统本身”。但费舍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本质的分析，对其中精神健康问题的普遍化和新官僚制度的增殖与强化，提醒我们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结构和系统上，尤其当这一系统不再以一种规整的组织化形式出现，而是呈现出强烈的“灵活性”和分散状态时，我们将彻底难以寻找到该为问题负责任的主体，剩下的只能是个人来切身地承担那些真实的痛苦和危机。

“不育”的资本主义与想象新世界——读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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